米伦娜的传记作家玛加莱特布伯诺伊曼二十年后在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曾听米伦娜讲述她自己的故事，玛加莱特得出结论是：卡夫卡之所以中断这段恋情是因为"他病得很重，而米伦娜的生命力成了他的负担。米伦娜希望获得他全部的爱，包括他所恐惧的身体之爱"。虽然卡夫卡在信中说过永远不再见面，但后来他们又在布拉格多次见面，不过那时这场恋爱已经结束了。
此时，卡夫卡在马特利阿里疗养院中继续为周围的噪音而苦恼，他那双"过于灵敏的耳朵"使他不得安宁。然而，他的体重在继续增长--五周内增长了４．２千克--他打算在这里多住一些日子。这样一来，他就必须向保险公司申请延长病假，为了不被公司拒绝，他需要准备一份医生的报告，而且还要提交正式的申请。卡夫卡自感捷克语水平有限，于是他请奥特拉的丈夫约瑟夫大卫（昵称"佩帕"）代写一份申请。他告诉奥特拉："申请要用规范的捷克语写成，这决定一切"。佩帕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１９２１年１月２７日，卡夫卡把这封信寄给了保险公司。信上说，他在马特利阿里住了五个星期了，这里一切都不错，身体正在复原："我的体重大大增加了，身体从外表来看也有了显著改观"。他不再总是发烧了，即使发烧，体温也不再高得吓人，咳嗽也减轻了，但他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不用花任何力气。卡夫卡为这封信向佩帕表示了谢意，并说："我尝试在这里安静地生活。几乎连报纸都不看"。
一天早晨，卡夫卡出门散步时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手里拿着一本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正巧卡夫卡也拿着同一本书，他们自然而然地交谈起来--尽管卡夫卡曾表示希望一个人独处。这个年轻人刚刚２１岁，是一个名叫罗伯特克洛普施托克的匈牙利医科学生。第二天，卡夫卡写信给布洛德说，克洛普施托克是"一个布达佩斯犹太人，他非常热情、聪明，也很有文学素养；顺便说一下，从外表上看，他长得很像韦弗尔，不过总的来说比后者粗犷。他像一个天生的医生那样对人充满渴望。他是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的精神领袖是耶稣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知道，当时已经成为名人的马克斯布洛德显然对克洛普施托克构成了吸引。
在马特利阿里疗养院以及在卡夫卡最后的日子里，这个年轻人一直都非常关心他，为他准备医用敷布，照顾他的身体。此前，茨内曾建议克洛普施托克见见卡夫卡，理由是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他那样微笑"，此外他还是一个富有同情心和理解力的听众。克洛普施托克向茨内问起卡夫卡的职业，茨内回答说，他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办公室职员"。克洛普施托克发现，卡夫卡的天性是"包容一切、压倒一切的"，但和他相处并不让人感觉压抑。他提到，卡夫卡曾仔细观察一位绰号"捷克人"的肺结核病人病情发展的整个过程，留意每一处细节、每一丝变化，仿佛他本人的未来在他眼前进行了一次预演。
在克洛普施托克遇到卡夫卡时，他并不知道卡夫卡是个作家。如今，克洛普施托克和卡夫卡的通信集不久就要出版了，读者大概很快就会读到。卡夫卡在他这位新朋友的帮助下翻译了一篇匈牙利文学作品，卡夫卡也试着说服他的出版商把自己作品的匈牙利语翻译权授予克洛普施托克，帮助后者在文学事业上取得进步。一次，在和克洛普施托克的谈话中，卡夫卡提到，他的朋友弗朗兹韦弗尔没有认真履行作为一个用德语写作的一流犹太作家的任务，这让卡夫卡感到失望。韦弗尔是２０世纪初布拉格作家们的希望，他为库尔特沃尔夫所在的出版社工作，他发掘了一批优秀表现主义作家。卡夫卡钦佩他的领导能力，认为他能承担自己无法承担的任务，但卡夫卡越来越感觉到韦弗尔不能实现人们以往对他的期望。比如他的戏剧《茨威格》并不出色，在卡夫卡看来，他把历史虚构成了小说，而且剧中对奥托格劳斯的描写也过于浅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