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中旬，卡夫卡收到了米伦娜的一封信。她在信中说，她的身体不大舒服，这不像她的风格。因为卡夫卡认为她是一个健康、精力充沛的女人，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她会真的生病了。卡夫卡请布洛德随时向他报告米伦娜的动向，一旦她计划来马特利阿里，他就立即离开这里："因为见面不再意味着撕扯头发般的绝望，而是撕裂头脑里血淋淋的伤口那种绝望"。卡夫卡已经经历过一次米伦娜那龙卷风般的冲击，他无法再承受第二次这样的冲击了。他试着诊断他在爱情上遭遇挫折的原因：
这是一种本能的疾病，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产生的；凭借生命力，是会找到一种或另一种解决办法的。但是由于我缺乏生命力，我无法找到任何解决办法，或者说我仅仅找到了一种办法：逃避……事实是，所有其他姑娘的身体都吸引我，而我寄予希望的姑娘（是这个理由吗？）在肉体上却根本不能吸引我。当她不肯把自己交给我（Ｆ．即菲利斯）或者我俩融为一体（Ｍ．即米伦娜）时，它就只是遥远的威胁……但是只要发生一件最微小的事情，一切就都崩溃了。显然，由于我的尊严，我的骄傲（尽管他看起来是那么卑微，这个狡猾的西欧犹太人！），我只能爱那些被我放到高处、让我无法触及的爱情……我得不到她；我不得不自己选择放弃。
在这些痛苦的自我剖析中，卡夫卡似乎明白了他不能结婚的原因。后来，当布洛德要和米伦娜见面时，卡夫卡要求布洛德："当你和她谈到我时，请把我当作一个已经死去的人一样谈论"。表现主义诗人阿尔伯特埃伦施泰因到马特利阿里看望卡夫卡，谈到了米伦娜的情况。"实质上，米伦娜的生命向我伸出了手，我要在生死之间做出选择。这样说可能有点夸张……但从本质上说这是真的。"
在仲夏时分的马特利阿里，卡夫卡流露出了一种听天由命的情绪。他仍然不得不忍受噪音的折磨（附近的房间里，一个男人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敲敲打打地安装炉子）。他总结说："关键的问题不是这里的噪音，而是整个世界的噪音，甚至也不是整个世界的噪音，而是我的寂静无声……从根本上说，我在这里过的这种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并不比其他生活更糟糕"。但是，卡夫卡不能继续过这种既不读书、也不写作的生活了。从前一年的后半年，即１９２０年夏天开始，卡夫卡就重新开始了他那中断三年的写作，然而眼下他不过是在原地踏步。如果健康状况能有所好转，那么重新投入工作和日常生活对他而言将是非常重要的。他对布洛德说"我一直待在这里，不能移动，好像我在这里扎下根似的"，而且他最害怕的是保险公司那边，他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不上班。"我欠公司的账太多了，这是我无法偿付的，只能眼看着它越积越多"。
在马特利阿里疗养院的阳台上，卡夫卡同往常一样继续为整个犹太民族沉思。他很清楚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恋父情结，但他说他更喜欢这种情结的"另一种变体，其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父亲的无辜，而在于父亲的犹太人身份。大多数年轻的犹太人都开始用德语书写（卡夫卡一直在和布洛德讨论意第绪语），试图借此抛开自己的犹太印记，他们的父辈对此持赞成态度……但他们的后腿还粘在父辈的犹太身份上，前腿又找不到新的落脚地。随之而来的绝望便成了他们的灵感。"结果就是，这些作家创造的作品"不可能是德语文学作品"，他们--卡夫卡也一样--面临着三重困境："不可能不写，不可能用德语写，不可能不用德语写"。
因此，卡夫卡依旧没有放弃返回布拉格的想法，他又开始写作了。尽管马特利阿里的夏天景色怡人，但他知道他必须在８月２０日之前回到布拉格。他不能再滞留在这种人为的慵懒状态当中了。然而，在最后的一刻，他却发起烧来。病痛的折磨使他不得不再次给公司写信，解释延期返回的原因。佩帕又一次帮了他的忙，最后寄给经理的是一封用捷克语写成的无可挑剔的信。九天后，１９２１年的８月２９日，卡夫卡重新回到了布拉格，回到了保险公司的办公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