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 声
卡夫卡的尸体被运回了布拉格，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１日安葬在斯特拉施尼茨公墓的新犹太人墓地。多拉悲痛欲绝，克洛普施托克在给卡夫卡家人的信中说，卡夫卡去世后，多拉神情恍惚，泣不成声，只能听清她说："我亲爱的，我亲爱的，我的好人啊，你"。在葬礼上，她哭得不省人事。有一种说法是赫尔曼卡夫卡看到她时转身而去，以此表明他和这个东欧姑娘毫无关系（或许是嫌她不懂节制）。但实际上，在卡夫卡死后，多拉陪伴了他的父母一段时间，并且很受他们欢迎。他们甚至把卡夫卡为数不多的版税转让给她，仿佛她真的是卡夫卡的妻子一样。赫尔曼死于１９３１年，三年后他的妻子尤莉也去世了。
卡夫卡的葬礼安排在下午四点，当时天色阴沉，还下着雨。大约有１００人参加了葬礼，下葬时还做了希伯来祷告。一周后，在布拉格的小剧院举行了追悼仪式，大约有５００人聚集在一起听演说、念悼词--有人曾说卡夫卡的死是无声无息的，而以上资料表明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布拉格大小报纸上登出了追忆卡夫卡去世悼文，我们已经在前面提到过，最动人而且最深刻的悼文出自米伦娜之手，并于７月６日刊登在《国家报》上：
弗朗兹卡夫卡博士，一位生活在布拉格的德语作家，前天在维也纳附近克洛斯特新堡的基尔林疗养院去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因为他是一个孤独者，一个害怕生活的明智之人。几年来他一直忍受肺病的折磨，尽管他被诊断患有肺病，但他也故意从心理上培育和鼓励了这种病的发生。"当灵魂和心不堪重负时，肺挑起了一半的责任，于是负担多多少少得到了平均分配"，他曾在一封信中这样写到，这就是他对待自身疾病的态度。疾病赋予了他一种近乎神奇的敏感，以及一种极端坚定的精神上的纯洁；他是这样一个人，他用自己的病来承担他对生活的全部恐惧。他本人羞涩、胆小、温和而善良，但他的作品中却充满了残酷和痛苦。在他看来，整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看不见的幽灵，这些幽灵向无助的人类开战，并毁灭他们。他很聪明，过于聪明以至不能活在世上，同时又过于虚弱以至不能斗争。但这是优雅和高贵的人所特有的虚弱，他们不能同恐惧、误解、无情斗争，他们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自己的虚弱，并自甘屈服，从而使获胜者蒙羞。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同时代人的理解程度是只有那些离群索居的人才能达到的，这种人的感觉如此敏锐，以至于他们能够从极其微小的片断中解读出一个人的全部性格。他对世界的认识是广阔而深刻的。他自己也拥有一个广阔而深刻的世界。他创作了现代德语文学中最重要的作品。它们以毫无偏见的形式体现了我们这个时代数代人的战争。它们是赤裸裸的真实，即便采用了象征手法，读去也仿佛是自然主义的。它们反映出一个由于看透了世界而对其无法忍受，从而不得不走向死亡的人--他出于一种理性上的错觉，一种高贵的错觉，不愿意让步、不愿意像其他人那样寻求庇护--那带有嘲讽的、慎思明辨的目光。弗朗兹卡夫卡写作了《司炉》（一个片断）……它是一部尚未出版的、优美的长篇小说的第一章；《判决》，一篇描写父子两代人之间的冲突的作品；《变形记》，堪称现代德语文学中最有力量的作品；《在流放地》；以及作品集《观察》和《乡村医生》。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审判》（米伦娜显然还没有看到过《城堡》和后来的作品集《饥饿艺术家》）完成于几年前，相信不久即将出版；它给读者带来的冲击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任何评论都显得多余。所有这些作品都涉及到毫无来由的负疚感，涉及到对神秘的误解的恐惧。作为一个人和一个艺术家，他总是无限地小心谨慎。当其他人，即那些聋子们自以为安全时，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在这样一篇可谓准确有力的悼词发表后，除了整理出版卡夫卡的作品，马克斯布洛德还能做些什么呢？１９２５年，《审判》出版，随后《城堡》和《美国》也相继在１９２６年和１９２７年出版。１９３０年，埃德温米尔和威拉米尔夫妇将《城堡》翻译为英文。在介绍中，埃德温米尔写道："据我所知，卡夫卡弗朗兹这个名字对英国读者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城堡》早期的英文读者的确寥寥无几，阿道司赫胥黎（１８９４-１９６３，英国作家、哲人）是其中的一个，当时他正在法国南部准备着手写作那部著名的长篇小说《美丽新世界》。"如果你想读一本好书，那就读卡夫卡的《城堡》吧，翻译者是埃德温米尔"，１９３１年１月他这样写道："这本书使其他德国小说家，甚至包括托马斯曼在内，都显得不堪一击。对我来说，它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卡夫卡的其他作品也很快就被翻译为其他主要的欧洲语言，但大多数捷克人对这些作品反应冷淡，１９３８年后纳粹占领了捷克，卡夫卡的书被当作"颓废"作品封禁。纳粹倒台后，在捷克共产党统治时期，他的作品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尽管人们对布洛德所做的编辑整理以及米尔的翻译（一些学究气的批评者抨击米尔夫妇没有受过系统的德语教育，全靠自学完成了翻译）褒贬不一，卡夫卡的声誉却越来越高了。可以说卡夫卡的作品是凭借翻译声名远播，然后又重新输入德国的。在今天的德国，卡夫卡已经得到了公正的评价，被看作是现代德语文学中的大师；在世界各国持不同语言的读者那里，他的作品也被看成是一份特殊而宝贵的遗产。
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变形记》大概是最早被翻译为其他语言的，１９２５年６月，即卡夫卡死后刚刚一年，西班牙语的《变形记》就出版了。三年后，这部作品被翻译成法语，随着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在布拉格出版，他的作品被陆续翻译为各种语言。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卡夫卡声名日盛，不过一提起卡夫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代表了现代人的焦虑（２０世纪中期尤其如此），而不是他的艺术成就。部分原因可能在于马克斯布洛德极力把卡夫卡塑造成一个虔诚的思想家。通过出版卡夫卡的遗作，写作卡夫卡传，布洛德对卡夫卡声望的确立起到了巨大的影响。比如，卡夫卡作品的主要英文译者，米尔夫妇就在很大程度上受布洛德的影响。很多杰出的作家，比如阿尔贝特加缪、Ｗ．Ｈ．奥登都曾对卡夫卡进行过热情的赞颂，但他们对他的理解往往附加了自己的先入之见。在法国尤其如此，卡夫卡在存在主义者和荒诞派那里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德国，直到战后，德国评论家才开始严肃对待卡夫卡，然而他们经常把他的话当作哲学观点加以理解，很少进行美学分析。精神分析学者对卡夫卡作品中显而易见的性象征很感兴趣，于是他又适时地成为了这一２０世纪批评理论中的显学的分析主题。而对于今天的千百万普通读者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复杂的、谜一般的、高度个人化的作家。
米伦娜说卡夫卡的作品是"残酷的"，然后真正残酷的是在卡夫卡死后，他未曾经历的那个年代。他的三个妹妹全部死于纳粹集中营。他最喜欢的妹妹奥特拉，不愿意靠她的亚利安人丈夫躲过一劫（实际上，为了避免连累他，她和他离了婚），毅然向纳粹当局表明自己的犹太人身份。奥特拉被押送到布拉格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５日，她自愿陪同１２６０名儿童接受"特殊流放"。他们的终点是奥斯维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