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夫卡认识到，这并不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同这一代经历了过渡时期的大多数犹太人的情形颇有相似之处，他们都从相对而言比较虔诚的乡下迁居到了城市。"然而，卡夫卡的父亲总是"对我从事的任何活动抱有一种反感"，当卡夫卡开始认真研究犹太教教义时，他也同样反对，于是这又成为两人争吵的导火索。赫尔曼认为弗朗兹研究的犹太经文不堪一读，它们让他"觉得恶心"。卡夫卡认为这相当于他的父亲不自觉地承认了他的犹太教以及他灌输给儿子的犹太教是有缺陷的。赫尔曼"不愿意人家提醒他记住这一点，您对任何提醒都报以公然的憎恨"。总之，由于父亲的诅咒，卡夫卡感到他对"新犹太教"的研究困难重重，他苦涩地说："在犹太教的发展中，同其他人的基本关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就我的情形而言，更是起着致命的作用。"同以往一样，父子之间敌对的、不健康的关系（至少在卡夫卡看来）似乎没有任何希望，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毁灭性"的结局。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意第绪剧团来到布拉格，这冲淡了卡夫卡生活中的烦恼。这个时期，他常常睡不着（"我……感觉自己被睡眠抛弃了"）。失眠后来一直困扰着他，从一些医学观点来看，失眠加上偏头痛实际上是卡夫卡患上肺结核的早期症状。然而，造成卡夫卡失眠的原因一般都是写作焦虑，以及边工作、边写作所带来的压力。卡夫卡在日记中写到，他失眠的原因是由于清楚地意识到了写作的风险，如果写作顺利，他就能睡个好觉："我相信失眠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写作。不管我写得多么少，多么差，我仍然会为那些轻微的打击、情绪的波动变得敏感起来，尤其是在夜晚和清晨，伟大时刻即将到来的可能性把我活生生地撕开，这使我能够在内心的骚动下做任何事情，我将没有时间寻找或休息"。除了失眠，他还常做恶梦，他梦见一个失明儿童的"可怕的幽灵"，眼睛被一副眼镜遮住了，眼镜的支架直接插进孩子的脸颊里。这个梦让卡夫卡惊恐不安，第二天，他向老板欧根普福尔讲述了这个梦。卡夫卡感到，那些"伟大的时刻"对自己构成了挑战，令自己不安，而恶梦则是解决和宣泄的途径："白天，看得见的世界为我提供帮助，夜里，它却毫不费力地把我切成碎片"。第二天夜里，他仍然面临困境："晚上和清晨是我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刻，甚至超出了我能容纳的极限。我感到我的心在震颤，我能得到我想要的任何东西"。然而在现实中，他是一个公司职员，每天必须到办公室上班。
一天，卡夫卡向他的秘书口述一份报告，思索结尾时应该用哪个短语，他在日记中写道："最后我说了出来（那个微妙的短语），但是我满怀恐惧，害怕我内心的一切都做好了准备，要开始进行诗意的工作，对我来说，这种工作才是一种神圣的启悟，从事这种工作我才能感到自己是个有生命的人，但我在这儿，在办公室里，为了一份粗劣的办公室文件，我必须从我的身上割掉一块肉。"
办公室的工作越来越变得不能忍受，即使上司告诉他月底就可以辞职，他仍然相信自己也不会坚持到那个时候。他麻木地工作着："在办公室里，大多数时候我做着应该做的事，只要老板满意，我就十分镇定，不为我的处境担忧"。夜里，魔鬼--"我心中强烈的悸动"--重新来到他那寂寞的房间里折磨他，他在自己的家里得不到理解，深夜，他独自一人待在房间里，注视尼克拉大街和捷克桥上的路灯在墙壁和天花板上投射的光亮与暗影。对卡夫卡来说，住在布拉格有时意味着他就像一只被捕获的昆虫，被家庭之网牢牢捆缚起来。这个时期他又开始写作了（阅读狄更斯的作品总是能给卡夫卡带去特别的快乐），但是家庭琐事的干扰--比如，他的妹妹用牙齿咬着一张名片玩耍--不断使他那敏感的神经受苦。
仿佛工作和写作之间的斗争还不够激烈似的，一种新的、折磨人的痛苦又产生了。他的妹夫，艾莉的丈夫卡尔赫尔曼是一个自负而老练的生意人，他计划成立一家石棉生产公司，卡夫卡也作了这家公司的股东。赫尔曼卡夫卡急切盼望女婿事业成功，同时也希望弗朗兹能干点正事，免得总是晚上躲在房间里胡写乱画。尽管卡夫卡几乎在一开始就不同意成立这家"布拉格赫尔曼石棉联合公司"，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却逐渐变得热心起来，原因很可能是他希望向父亲证明他值得父亲的尊重。他对卡尔赫尔曼的弟弟说，他曾建议父亲向这家公司投资，并且说服了舅舅阿尔弗莱德略维投资，甚至自己还投入了部分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