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１日，卡夫卡告诉菲利斯，"我的一本极小的书"将在６月出版，这是沃尔夫策划的一套青年作家系列丛书，名字叫《最后审判日》。卡夫卡觉得这个名字"有点滑稽可笑"，但在另一方面，他很感激热情的沃尔夫--"这篇故事多少是在他的诱导下写出的"--尤其是沃尔夫后来答应出版《失踪者》的第一部分《司炉》（Ｔｈｅ Ｓｔｏｋｅｒ）。３月，卡夫卡已经把《变形记》的手稿送给了沃尔夫（后者称它为"甲虫的故事"），并且和他谈到了《司炉》的出版。他曾试图说服沃尔夫把这两篇小说连同《判决》一起，合成一本书出版，命名为《儿子》，以强调三篇小说中共有的父子冲突的主题，他还把这称作一种"秘密的"联系（既可能是指卡夫卡同自己父亲的关系，也可能是指菲利斯同《判决》的关系）。《司炉》是一本四十八页的小书，印数只有１０００册，这部分地弥补了卡夫卡在这一年没有创作任何新作品的缺憾。
５月初，卡夫卡重新开始写日记，并解释了这样做的必要性："我的思想中不稳定的因素：菲利斯、办公室的工作、身体状况造成的写作困难以及内心的写作渴望"。这里卡夫卡为作家开列了一张简明的痛苦原因清单。他开始在那著名的"蓝色八开稿本"上写日记，这已经是他的第七本日记了，次年年初，在这本日记快写完时，卡夫卡注明这本日记始于１９１３年５月２日，当时菲利斯"让我觉得左右不定"。这些重新开始记下的日记篇幅短小，越发显示出内容的荒凉。其中的一篇只有几个字："我心中那可怕的不确定性"，另一篇则只记录下身体和心理的症状："１．消化不良；２．神经衰弱；３．皮疹；４．内心缺乏安全感"。这还是第一次，他在可怜的境况中承认："从长远来看，我的父母容忍我的地方比我容忍他们的地方多"。５月１１日，当他第二次去柏林见菲利斯时，另一对父母--鲍尔夫妇见到了他们未来的女婿。
卡夫卡怀着他所惯有的心情到达柏林。他派人给菲利斯送去了一张便条："旅行使我认识到除非彼此在场，否则就没有办法认识事物……我们还有很多可怕的事情要谈"。他又补充说，来柏林之前，他在整理行装时不停地对自己重复一句话--这句话以最简洁的形式说明了他对菲利斯鲍尔的爱情的实质--"没有她我活不下去，但是和她在一起也活不下去"。这一次，卡夫卡见到了菲利斯的父母，在他看来，他"给他们留下了极其可恶的印象"。他后来告诉她，"涉及到我时"，她的家人"显示出一种听天由命的神情。他们都围着我站着，仿佛巨人一般，脸上带着那种宿命的表情，相比之下，我觉得自己是那么矮小。"
这对恋人独处时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他后来为"在柏林两天中我的疯狂行为"向菲利斯道歉，并试着解释说："我感觉我们俩是好几个人；一个人分裂成两个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卡夫卡很难同另一个人结成一种成熟的关系。适度的奉献与索取、为对方着想、宽容、忍让--以及双方互利互惠--所有这些有利于两个人亲密沟通的方式都是他无法做到的，这让他感觉恐惧。他不能离开明亮、洁白的单人房间，把自己交给另一个人，虽然他渴望自己做到："你不知道，菲利斯，你不知道是什么把我禁锢了起来，使我成为最不幸的人，尽管我似乎离你非常近--你呀，你是我生活在世上的惟一目的。"他为什么不抓住她呢？"我为什么会像你害怕的那些动物一样，在森林的地面上蠕动呢？"他担心菲利斯这个精明、自信、果断、目的明确的年轻女人开始在他面前变得含糊其词、反复无常："和我在一起时，你变得兴趣索然，你把头转向一边，或者朝向草地，不要理会我那些愚蠢的话和那些明智的缄默吧，不要认真希望对我有任何了解（与此相反，难道她不知道，在某种意义上，她已经了解得够多了吗？），只是痛苦，痛苦，痛苦。"她回信说，他不应该如此猜疑，而应该完全地相信她。
尽管有了在柏林见面的痛苦经历以及无数的恶兆，这对恋人仍然互相通信。卡夫卡继续宣称他对菲利斯的爱，并说他准备给她的父亲写一封信，大概是要正式进行的求婚。他向她简明扼要地讲述了自己以前的恋爱，暗示它们都是肤浅而无聊的，只有１９０５或１９０６年夏天他在楚克曼特尔疗养院遇到的女人除外。他说，从那时起，他越来越封闭自己，部分原因也在于他"糟糕的身体状况"，直到最后"当我几乎要到达生命的终点时"，他遇到了菲利斯。或许是为了让他俩都振作起来，卡夫卡给菲利斯寄了一封信，这封信写于１９１２年９月，他们第一次见面后不久。然而，即使在这封信里，也带着卡夫卡那极富个人特色的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