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刁民”？为什么会出现“刁民”？我认为，现在不是“刁民”多了，而是我们的干部有问题。农村里的村长、组长本来应该代表农民的利益，但我们许多在利益上失衡的政策，却强迫村长、组长去贯彻执行，“不听话就换人”。老百姓不考虑全村甚至全市的利益，只考虑自己一家的利益，这是正常的。而我们却常常没有找到利益的平衡点。以拆迁工作为例，在这方面的问题最突出，有的基层干部采取强制措施；有的上面给的赔偿款是10万元，他却从中克扣，只给老百姓5万元、8万元。这些人把做人的标准都丢了，还说老百姓是“刁民”！
我们羊坪村就不能让老百姓骂我们“吃欺头”“心黑”，而是要让老百姓感觉到党和政府带来的温暖。现在市政府每年给村上20万元，县上每年给10万，镇上每年给5万，我们拿到这35万元就搞环境卫生、动物防疫，给老百姓建医疗室、自动取款机、健身广场等等。
怎样让百姓参与基层的管理？过去让老百姓参与管理只是一句空话，现在有了议事会。资金怎样使用，要让议事会全程参与，把干部和老百姓之间的鸿沟填平。老百姓说：“你要让我监督你偷没偷吃包包里的胡豆，我就要先晓得你包包里到底有多少胡豆。”要让老百姓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收入、多少开支、这些开支到底对不对。如果能够认真地做到这一点，“还百姓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一切都敞亮了，不怕见阳光了，绝对会减少许多误解，增加许多理解。
成立议事会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让长期单家独户生产的农民，通过议事会让他们逐渐关心集体。
为什么许多人反映基层干部难当？我想，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基层干部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保证。政治上，三年一换，许多设想、许多措施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要“下台”了；再说，认真工作由于涉及一些利益问题，常常会得罪人，而在农村，得罪一个人往往就意味着得罪了一个家族，三年一换，换下去后谁来保护自己？经济上呢？以我自己为例，每月只有1100元工资，而用于工作上的汽油钱每个月就在千元以上，电话费又是三四百元，自己如果没有产业作为支撑，根本干不下去。而工作的繁忙程度是只有上班没有下班，基本不能按时吃饭，气得妈曾这样问我：“你要当省委书记吗？”婆娘、娃儿对我的怨气都很大，经济上我还要靠婆娘找钱供我，在家里好像变成了一个“吃软饭”的角色……
媒体曾问过我，为啥要当这个支部书记？我的回答是：“就为了这张脸，为了不让别人戳背脊骨！大家选了我，就是相信我这个娃儿不会‘拉稀摆带’，可以给大家做点事。再说，虽然只是个村支书，但在百姓的眼里我们就是‘官’，就代表了党和政府，看见我时不单打个招呼，还常常要倒上一杯茶，每次遇到这种情况，我都觉得自己有脸……将来退下来不干了，百姓还会叫我一声‘老领导’，而我自己就会常常回味起哪条路是我修的，哪个人家我帮助过，我为百姓做过哪些好事……正因如此我们才乐于奉献，分配时情愿自家吃亏，不和村民们计较，更不会和人争吵。人到一定程度就不会再去追求物质上的东西，而更重视精神上的追求，有的村民，自己挣了几百万元家产，现在却心甘情愿地来当每个月400元报酬的组长，他们的想法也和我一样。
总之，现在我们有了个舞台，不管大小，总是个舞台，在舞台上我们就要当好演员，将来退下去后，没得舞台了，就要当好观众。
最后，刘兴成特地告诉我：“老挝一个代表团曾到我们村参观过。”说这句话时，一刹那间，他的眼睛似乎变得特别明亮。
和刘兴成的看法一致，羊坪村村主任蒋兴留和五社社长小刘也说：“我们这里没得刁民，百姓找你，总是因为有问题。工作不认真，才会把百姓叫作‘刁民’。”“对于许多规定，百姓要求看红头子文件，但我们没得，这不能怪百姓！”“全村20个生产队、近4000人，各有各的问题，老百姓没有过分的要求……”
羊坪村是著名的示范村和试点村，但接受采访时，这里的村干部们并没有大谈自己的成绩，反而忧虑地谈出了许多困惑和问题。对这些困惑和问题他们急于找到解决的办法，也希望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不希望“报喜不报忧”，不希望哄骗上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也许正是这种清醒的、实事求是的态度，让羊坪村成为示范村。
对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村干部们认为，上面制定的政策很好，但下面贯彻时没有做到因地制宜，以承包地为例，“固化”后实行了“生不增死不减”的办法，表面看来这种办法似乎很好，但实际上既得罪了死人又得罪了活人，三五年内矛盾不突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矛盾会越积越多。由于没有希望分得承包地，2009年的一天，曾有几个妇女抱了3个娃娃到村办公室要饭吃，有一个村，竟有人抱了6个娃娃放在村干部的办公桌上……面对这种情况，基层干部们充满了忧虑，他们建议，村民们的承包地、林地等资产可以固化，但分配上是否可以不断地进行微调？也可以采取死亡一个人顶替一个人等办法。总之，要解决老百姓的实际问题。
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羊坪村绝大多数村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73岁的刘汉全老大爷一见面便笑着请我尝尝新摘下的枇杷。瘦瘦的刘大爷是个勤劳一生的老农，虽然已经过了古稀之年，但仍然在帮着小儿子打菜子，仍然可以担着粪担子在田里浇粪。他对我说：
“过去农民没地方反映意见，现在有了‘议员’；过去地主家也没经常吃肉的，现在我们两三天就打回牙祭，种了田国家还给粮食直补和耕保基金，这样的政策太好了！我和老伴儿有1亩8分田，自己种，其中8分地种了菜，剩下1亩种大春和小春，有谷子、麦子、菜子，谷子一亩地收450多公斤。房子按我们的要求，是统规自建的，180多平方米。我们70多岁了，没啥想头，温饱能解决就行了。
“小时家里穷，我只读过小学七册，没毕业，现在连名字都写不上了。1958年大炼钢铁时我去开矿，回来后食堂吃饭一人只分得两瓢儿菜汤……后来我便去修成昆铁路，去民政局帮助接收外地的流浪人员”。
“我1962年结婚，有三儿一女……”
“你老的儿子、女儿在干啥呢？”
“老大在家做农活，老二收荒，做废品生意，老三当兵回来后上了班，每月有一千五六百元；女儿嫁到了西昌，这不，男家买了汽车，女儿开着汽车回来耍了……”
果然，在刘大爷的家门前停着一辆崭新的汽车，一位戴着金戒指、金耳环的年轻女人正站在汽车边和一群邻居说笑，这个女人便是刘大爷的女儿。“老大没出去打工？”刘大爷指着门前一位瘦瘦的中年汉子回答道：“那就是我家老大，除了
干农活，他还在帮人家抬预制板。”“抬预制板是重体力劳动，工资不低吧？”“一天能挣五六十元……”“哪里才五六十元？起码100多！”旁边几个邻居大声地插了嘴，刘大爷笑着没有反驳，默认了。“抬预制板一年能干多久呢？”“起码可以干半年以上。”“买社保了吗？”“2009年侄女就让我买了养老保险，交13000多，如今每月都有两百多元的养老金，但我一直没去取……医保我和老伴儿都买了，她67岁，身体不好。只是现在看病太‘歪’，一去医院就喊你检验、照片，结果又不给我们，也不给我们说清楚，下次换个医院，又要叫你检验、照片……我们这里的收入不如成都的武侯区、金牛区和双流县，但比前几年确实好多了。”
刘大爷特地让我看了看他的“居民户口簿”，上面的职业写的“农业劳动者”，并注明是“未征地农转居”，年迈的刘大爷，身份也从“农民”变成“居民”了。
关于推行基层民主改革和干部的工作难问题，新津县普兴镇袁山五峰村联合党委书记李伟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的工作又难干又好干，难干是因为工作越来越透明化，好干是因为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增强，大家更配合了。”
李伟本是成都市公安局的民警，2007年被安排到郊县对口扶贫点挂职。刚来到袁山村时，他还习惯于直接下达政令的工作方式，以为老百姓会遵照执行，谁知他们根本不买账。后来他一方面挨家挨户拜访农户、走访村民，走遍了全村400多户人家，以致得了个“狗不咬书记”的美名；另一方面他又积极“放权”，努力发挥村民议事会的作用，遇事尊重民意。
以兴建集中居住的袁山社区二期工程为例，短短几天就有上百户村民报名申请入住，甚至不少外村人也提出了申请，老百姓对自己的新居抱有很大的期望。至于建设的规模到底多大，建筑风格怎样，有人主张，干脆由村两委决定，但李伟却坚决反对，他说：“修房子关系群众的切身利益，应该充分尊重民意，由村民自己决定。”
2009年春节后，袁山社区二期工程开始进行规划设计了。为了集思广益，村两委特地组织村民代表和村议事会成员到都江堰、彭州市等地参观，参观灾后重建的农民新居，村里21个议事会成员又起早贪黑地挨家挨户上门征求意见。从2009年4至10月，历时半年，七易设计图纸，最终实现了教育、卫生、就业、保障等公共服务全部延伸到位，一幢幢别墅式的现代民居在袁山村拔地而起，老百姓纷纷表示“极为满意”。
“放权”后，李伟连村里要雇几个保安都无法决定了。2010年春节，村里决定要雇一些保安担任治安巡逻，根据自己当警察的经历，李伟认为雇8个人就足够了，但“议员”们却觉得不够，后来经过民主投票，雇了12个。
面对这种现象，李伟说：“过去的政府是管理型的政府，大事小事都要去管，而现在要转化成服务型的政府了，村里不管大事小事都应该让群众知情、群众参与、群众做主。”
挂职的期限是两年，2009年6月，两年的期限已经到了，但李伟并没有离开，他选择了继续留下，留在充满希望的田野上。
◆脐橙园里的农民座谈会
金堂县盛产脐橙，有近60年的栽培历史，被称为“中国脐橙之乡”，目前全县栽培脐橙的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以上，年产量超过了10万吨。金堂县的三溪镇被称作“中国脐橙第一乡”，全镇种植脐橙两万多亩，全是优良的“罗脐”，个大皮薄、色泽红艳、汁多化渣、营养成分高、口感好、酸甜适度。在种植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三溪镇狠抓了无公害农产品基地建设和农业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并定期对果农进行技术培训。随着脐橙品质的不断提高，品牌也越做越大，知名度越来越响，已经走出国门了。
与此同时，和成都市许多农村一样，三溪镇也实行了第一、第三产业互动，在发展特色农业的同时，发展了生态观光旅游，打造出集农家旅游、休闲、观光、赏花、品果、垂钓于一体的生态农业。近年来三溪镇以脐橙为代表的特色农业发展很快，被称作是金堂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