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婆婆说话时声音洪亮，极健谈，只是她的谈话是“穿越”和“意识流”式的，没有条理、没有逻辑，跟着感觉走，跳跃性极大，现在我忠实地把她的谈话记录在下面：
我过去管“计生”，那时瘦得很，只有90斤，去献过两次血，每次250CC，得到32元钱、一斤糖、两斤肉。献了后弄个胎盘炖了，找一起献血的人大家吃。
我是童养媳出身，1957年生娃娃后12天就自己修土坯房、打菜子、割麦子，汗水跟倒流。偷尿水、偷大粪我都干过。
搞“计生”时常挨骂，男人们叫我是“歪人”，有人骂我“讨人嫌”，有人还说要杀我，我都不怕。有的干部悄悄地把孕妇放走了，还有人说安了“环”就走不动路，我就带头去安。我19岁引（生）大女，29岁引幺儿，10年生了5个娃娃，3个女两个儿，要是不安“环”，会生十几个。
现在的生活呢？我一月有800元，上车还有人让坐，这都得感谢邓大爷（四川人民对邓小平的亲切称呼）。我现在不挨到儿女住，钱不是儿女给的，是社保给的。让儿女一个月给你100元，他们的眼睛都会鼓起牛眼睛大。我12岁当童养媳，生了5个带了5个，又把5个孙娃子带大。
2002年我们这里搞拆迁，动员大家签字，我想土地是国家的，就签字了。最初是过渡安置，每人每个月给300元过渡费，一年半后涨到500元。2005年6月土地被统征，按19号文，统征单位给我们买了社保，最初每人每个月300多，现在近800元了。生活比退转去几年好多了。医疗方面，最初只住院能报，现在每月给了70多元门诊费，住院按成都市城市人口的规定报销。住房呢？我们老两口分得102平方米，自己又添钱买了点，有了一套二和一套一两套房子，一套二就是现在我们住的这套，一套一出租了，每年有6000元租金。
客厅里的沙发是大儿买的，他原先在教书，现在退了，在卖卤鸭子；电视是老幺给的，他在开麻将铺；卧房里的电视是三妹儿的，是个旧电视，修了修将就用。水、电、气都是我们自己掏钱。社保一年取一回，物管一年给一回，光纤的240元已经给了，在儿子、媳妇面前我不得“拉稀摆带”（不干脆）。
吃饭我不讲究，平时就是莲花白叶子放点米煮稀饭，或者下点面就行了。我吃不得肉和牛奶。春节我摔了一跤，爬起来没事。老年人还是吃孬点好，早先我们连红苕都没得吃，饿了好多饭啊！
我会打麻将，还教会了10个人，现在不打了，影响不好。我常常陪老年人耍，哪家闹矛盾了就帮忙搞点调解。
房子我没有装修，地扫干净就行了。有人搽起红嘴巴、穿起高跟鞋，但就是不交物管费，这种人好自私！物管费才两毛五分钱一平方，有人四年多了没交过，这样的人不管保安和清洁员们的死活！五块石街道那些人过去违章建筑多，出租的房子也多，拆迁后违章建筑没了，收入也减少了，他们就不拥护城乡一体化，有人还这样说：“城乡一体化，老百姓最害怕。”害怕啥呢？害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他们端了干饭还想吃鸡鱼哩。
其实城乡一体化让大多数人都得到了好处，特别是老年人。过去很多孤寡老人没人管，现在有社保了，都抢着要把老人接回家。现在我们的生活真是可以了，一天到晚端着饭吃了就耍，还每人每个月领几百元钱，这样的日子咋还能说不好呢？
前天我们去了百花潭公园，一人10块钱，喝了茶，还吃了一顿饭……
失地农民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雷婆婆属于失地农民，如今按统筹城乡政策，征地单位给她买了社保，给她解除了后顾之忧。目前对于农转非人员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成都市和各区、市、县已经筹集资金，准备将1991至2003年已征地的27万多农民一次性纳入社保；而对2003年以后新征土地的8万多农民，就由征地单位一次性缴纳社保金。
对于没有失地的农民呢？成都市一方面鼓励他们自己交钱，像城市人一样参加养老保险；另一方面又采用耕保基金和养老保险挂钩的办法，帮助他们解决养老保险问题。鼓励农民用耕保基金购买养老保险，让“养儿防老”变成“保地养老”，这是成都市城乡统筹的重要政策之一，仅这项开支，每年市财政便要支出26亿元。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是先哲们的理想，在统筹城乡、建设和谐社会中，成都市的基本养老医疗保险体系已经实现了城乡全覆盖，先哲们的理想正逐渐变成现实。为了真正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弱有所靠”，各地都加强了敬老院的工作。
我一到郫县的友爱镇，友爱中心敬老院的院长张友国就热情地邀请我去敬老院看一看。
到敬老院时已经是黄昏时分，吃过晚饭的老人们大多坐在院子里聊天，院子的绿化面积很大，绿油油的三叶草遍布整个草坪，草坪中还种着桂花、红叶李、南天竺之类的花木，也种了不少蔬菜，这些蔬菜主要是供老人们自己吃的。看见院长，一些老人便招呼道：“院长，你辛苦了！”
院长张友国告诉我，老人们上午喜欢去赶场，目的不是买卖东西，主要是逛一逛，看看热闹。下午就打打小麻将，晚饭后有人到附近一带散步，有人就坐在院子里摆龙门阵。
我特意去参观了敬老院的厨房和宿舍。厨房很干净，有冰柜和消毒柜，墙上贴有菜谱，中午是两素一荤，晚上是一素一荤，早饭一般是稀饭馒头，中午有炖肉或回锅肉，晚上是“俏荤菜”（有荤有素，以素为主的菜），伙食标准每人每月300元左右。宿舍是两人一间，有电视、衣柜、床头柜和卫生间。
2007年6月，40多岁、年富力强的张友国经过考试应聘到敬老院后，便按部队的标准进行了大整顿。破旧的烂衣服全部烧掉，换上县上和村里捐献的新衣，宿舍里建立了卫生制度，院长带头，互相检查，专挑毛病。看见有人随地吐痰或乱扔垃圾，张友国会亲自用帕子擦拭，亲自进行打扫……经过半年的努力后，敬老院的环境终于焕然一新，老人们不讲卫生的习惯也逐渐改变了。如今全院每个地方、每间宿舍都干干净净，墙上挂着美丽的风景画，牙刷、毛巾摆放得整整齐齐，连被子都像部队里的一样，叠得有棱有角。
敬老院有健身房、图书室、娱乐室，并成立了洗衣组、劳动组，帮老人们剪指甲、洗衣服、打扫卫生、美化环境，对患病的老人，还要给他们喂饭。
2007年底，友爱中心敬老院被评为四川省一级敬老院，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敬老院的老人年龄最大的近百岁，最小的40多岁。40多岁本来是不应该进敬老院的，但由于智力上的问题，只得进敬老院了。老人们的吃、穿、住、葬包括一切生活用品全部由政府供给，医疗方面，“新农合”加大病统筹，不管在门诊看病还是住院都全部报销。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每天要给老人们泡茶，每个月要给每个人发20元零花钱。
80多岁的老人钟桂芳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又因脑梗阻，造成半身瘫痪，住院花了两万多元后，终于恢复了健康。近百岁的郑婆婆和80多岁的戴婆婆都是因为气管炎和心脏病刚刚住过院。
敬老院还成立了一个“爱心超市”，把社会捐助的物资集中起来，对“三孤”和贫困人员给予救助。
最初敬老院只住了40多位老人，许多老人怕受虐待不愿来。后来经过张友国反复动员，又组织他们到现场参观后，眼见为实，入住的老人迅速增加了，现在全院已经有80多位老人，当地农村五保老人已经全部住了进来。
为了加强敬老院的民主管理，让一切开支更透明，院里成立了“院务管理委员会”，买菜时有老人们选出的委员会主任跟去，回来后要对账、重新过秤，采买、会计、炊事员和老人们的代表都要签字。
敬老院共有6个工作人员，张友国要求大家“热爱敬老院，关心敬老院，用实际行动关心敬老院的老人”。如今这个理念已经向全县的敬老院推广。张友国认为，这些住进敬老院的老人，有的“老还小”，有的由于长期没有受到过应有的关爱，因此性格孤僻，甚至特别暴躁，应该理解他们，和他们建立亲人一样的感情，特别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更要带着爱心和细心，多多关心他们。于是他带头住进了敬老院，经常带头和老人们“摆龙门阵”，亲切地对大家说：“我不是院长，是你们的儿女，这里是你们的家，有困难就找我！”
对酒后闹事的老人，张友国等他酒醒后慢慢劝告，说明酗酒对老人健康的危害……
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常出去喝酒，而且往往喝醉，张友国规定外出必须请假，老人愤怒地大叫：“我又不是在坐监牢！”张友国便赔着笑脸请他喝茶，陪他摆龙门阵，感动了老人，终于改变了他喜欢外出喝酒的习惯。
有个姓廖的女聋哑人，性格特别暴躁，经常摔盘子、摔碗，发脾气时曾把口痰吐在张友国的鼻子上。但张友国并没有和她计较，自己把口痰擦干净后继续用“手语”和她交谈，现在这位聋哑人已经很少发脾气了。
一位80多岁的老人，自己买了个电瓶车，经常搭起年迈的老婆到处跑，甚至还去帮别人看守工地。张友国很为他的安全担心。鉴于老人的自尊心很强，特别不服老，便多次背着人劝他，又找老人的亲戚帮助劝告。后来在大家的关心下，老人终于把电瓶车卖了换了辆老人三轮车代步，也不去工地打工了。
一位姓马的老人，年近八旬，由于性格特别古怪，生产队的人都不喜欢他，很少和他交往。老人患有高血压，张友国便常常了解他的血压情况，替他买药后又提醒他服药。老人喜欢吃咸的东西，张友国便和他讲清道理，劝告他改变饮食习惯。一发现老人的血压异常便马上送医院进行治疗……老人到敬老院已经三年，古怪的性格竟大大改变了。
80岁左右的张绍清和70岁左右的廖淑芬在敬老院里喜结良缘，张友国是他们的介绍人。至2011年全院已经有三对没有子女的老人在敬老院里结了婚。每逢老人们过生日或结婚的时候，全院都会张灯结彩热闹一番，厨房还会为老人们加餐。
为了保证老人们的身体健康，敬老院从来没有剩菜。有天早晨，在检查厨房时，张友国突然发现厨房的窗户在夜晚没有关好。他怕出现意外影响老人们的健康，硬是忍痛把价值1000多元的面、油和调料全部倒掉。
2006至2008年三年间，成都市和双流县市、县两级共投入了4000多万元资金用于双流的农村敬老院建设。老人们的房间不但像酒店的“标间”一样，而且还安装了被称为“电子保姆”的“应急呼叫器”。老人们有事可以按直接通往总服务台的按键，服务台会立即安排人员赶来。目前，双流县农村五保老人的集中供养率已达90%以上。
在双流的三星镇考察时，我也特地拜访了这里的敬老院。
这个敬老院的规模比上面写到的友爱敬老院大一些，面积约20亩。这里住了164位老人，男的60岁以上、女的55岁以上，最老的90多岁，也有失明和弱智的。除了民政进行救助外，这里的一些老人还主动搞起了编筐、种菜等生产。种出的菜敬老院按市场价折半收购，交给食堂；编筐的收入全部归老人所得。
敬老院成立了议事会，成员11人，其中监事会成员5人，财务监督组成员5人，都是选举产生。买菜时，采买和监督人员一起去，回来过秤后要监督人员盖了章才能报销。敬老院的院长王思秉特地向我强调：“监督组的章在镇财务所是备了案的！”
老人们还选出了个“大组长”，院长说：“这位大组长是文明劝导员，在管理上帮了敬老院很大忙。”
我和院长正说着话，一位穿着黑色老式中山服、戴着眼镜、举止利索的人匆匆进来了，这人的举止不像老年人倒像中年人，身上还背了个挎包，后来我才知道，挎包里装的是他自制的药酒和正红花油之类的药品。院长笑着向我介绍：“说曹操曹操到，这就是敬老院的大组长钟清良。”
听说我来考察，钟清良便坦率地向我介绍了自己和敬老院的情况：
我60多岁了，爱人也60多，我们俩没有子女。没到敬老院时生活不好，吃过豆渣，也吃过红苕尖。现在生活好了，敬老院隔天吃一次荤菜，或是回锅肉或是俏荤，早晨有鸡蛋、稀饭、馒头，逢年过节有十八九个、二十来个菜。平时每月有30元零用，过年有100元；热天发单衣，冬天发棉衣；蚊香、卫生纸、牙膏、牙刷……都由院方提供。我们自己种了两亩多菜地，莲花白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还种了树，议事会通过了，准备还要养鸡。
我是农民，只读过两年半书，老汉儿是中医。我抬过20年预制板，抬石头是重体力活，恼火得很，有一次我把膀子扭了，回来后老汉儿给我开药，花两毛八分钱就医好了。“大跃进”那几年，双流县穷得很，我书包里装的都是灰灰菜。四弟兄只一个读了高中，还是幺叔帮忙才读出来的，后来他教书，现在退休了。我供两老供了20多年，两老“走”了，我也没存下钱。要不到敬老院，我哪能有今天这么多钱？——每月有30元零用，当大组长还补贴120元！
共产党对我们好，敬老院就是我们的家，我把房子和地都上交了，把家里的锅碗瓢盆、豆瓣海椒都搬到了敬老院。要巴家爱家管好家。在敬老院里，我帮大家修门锁、修热水器，每天晚上坚持查房，发现哪个老人出了问题便马上帮助解决，有时半夜都要送人去医院。我60多岁了，从来没进过医院输液，有病总是自己开点药，我常常想，小病就要靠自己解决。有人手脚扭伤了、软组织挫伤了，我就用家传偏方和药酒帮他们医治、帮他们按摩，按摩后再用吹风机吹吹；哪个摔伤了、流血了，我就帮助他止血；哪个喉咙痛，我就给他买点喉炎丸；哪个患了高血压，我除了帮他买降压药，还随时提醒他坚持服药；有的人智力有问题，连钱都认不倒，讲道理他不懂，只有慢慢哄、慢慢诓……
我喜欢做好事，只要自己动得就要多做好事，只有这样，自己才不焦不愁……
这真是一个智慧的、淡泊的、让人尊敬的老人！
◆找工作到黄甲
在破解二元体制、推进城乡一体化中，除了解决钱从哪里来之外，还必须解决人到哪里去这个重要问题。
2006年，成都市在全国率先提出，用3年时间实现城乡比较充分就业；2009年10月，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成都市又提出，再通过3年的努力，到2012年底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充分就业。
如今成都市正向着这一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