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文汇报》于1988年12月10日和12月28日两次发布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外资售股的消息后，报社电话不断，海外公司及人士纷纷打听万科的情况以及如何购买公司股票，反应十分强烈。香港《文汇报》为此急派记者到万科了解情况，并很快以《深圳现代企业实行股份制经营》为题，在香港《文汇报》经济新闻版发表专题介绍该公司的文章。此外日本的《经济新闻》周刊对此刊发了一系列的报道消息。国际金融投资方面的著名记者、英国《环球投资者》助理编辑朱丽叶女士专程来深圳采访万科，称这是中国与国际接轨的一大重要举措。
首期拟定以全部股票的24.9%向境外发售外资股，近1000万股（折合人民币约1000万元）外资股刚发行就被认购一空。《深圳特区报》1989年1月26日报道，认购万科股票的有日本索尼、日中规则株式会社、新力公司、香港天安中国有限公司、仁达国际有限公司、联大企业公司等14家海外公司，外币认购额达1050万股，超过原定25%的指标，为此“万科公司正与外资方及有关部门商议处理办法”。
然而在国外投资者踊跃认购时，深圳市民却对此漠然置之，根本不为所动。万科股票和深圳发展股票的发行，非但没有产生上海滩抢购一空的情景，而且无人问津，似有“连城不值一羊皮”的凄凉。
股票和政治表现
1987年，为了深圳发展银行股票的发行，廖熙文，一个贵州遵义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的高材生，受命筹建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他在深圳红荔路租了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和几个同仁开始了深圳最大的证券公司的创业。深圳证券公司的营业面积比上海小得多，他们遇到的困难可能也是上海的同行无法想象的。
上海的第一片“梧桐叶”还有一批老人排队摘取，可深圳人对股票的知晓程度差不多是零，不要说排队，就连上门推销都吃闭门羹：“股票？什么东西？”这是推销人员听到的最多的话。结果可想而知：不要！
深圳市政府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发起了有声有色的宣传活动，可不管是宣传机构多么热切地把1987年称为深圳的“股份年”，还是舆论界把深圳发展银行发行股票推为1987年深圳的十大新闻之首，市民们却不认识也不认可这玩意儿，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从政治的忧愁风雨中过来的中年人，总觉得这种政治式的“叫卖”是“跖行仁义孔丘非，殇乐长年老彭悲”。股票没人要，刚刚成立的深圳证券公司一时间陷入交不起房租、付不起水电费、发不出工资的生存困境。发行受阻，就更谈不上建立股市了，没有股市，股份制改革将无法推行下去。
中国人有一根神经一直是相当发达和敏感的，这就是政治神经，尤其是那些经历过长期政治运动时代的人们，不管是讨厌还是热衷，即便在当时经济最为开放的深圳，市民的政治热情依然十分高涨。把买股票和政治表现联系起来，说来非常滑稽，却行之有效，想出此招的人肯定是深谙中国国情的天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深圳市委书记首先掏腰包买股票，党政机关号召领导干部及机关工作人员身先士卒，以市委书记为榜样，掏钱带头认购，那架势像是要发动一场政治运动。既然市政府动员号召，各单位领导干部带头，一些有觉悟的党员群众紧紧跟上，一时间买股票成了一种政治思想表现，成了有政治觉悟者以实际行动支持深圳的改革的证明，在他们看来，这是帮助政府解决改革阶段遇到的资金“困难”。
那些政治觉悟不高，却又害怕给领导留下坏印象的群众，面对上门推销股票的人，触霉头地感叹一句：“又来搞摊派了。”他们没好气地当面买下一张，顺手扔进废纸篓，并且自嘲道：“权当做个人情吧。”也有个别单位的领导对推销人员一个劲地哭穷，只是象征性地买下100股，也算是响应了“政治号召”。那时一些生性胆小的知识分子，一听到是“政治任务”，赶紧掏腰包，后来到了沾股即富的年代，他们真是发了一笔。
就这样，深圳诞生了第一批股民，这支股民队伍由深圳政治素质最高的人组成，不过他们把手上的股票看做一张存单，当做国库券的一个新品种。反正借钱给国家，帮助国家解决困难，国家总不会让我们吃亏的。一些并非自愿，却又不愿意被单位同仁视为落后分子的群众，拿着股票，心里的确是这样想的。
市政府、深发展银行、证券公司，在“政治觉悟”的感召下，在踏破铁鞋登门推销的努力下，勉强发行掉额度（总额度为79.5万股）的49.9%，还有一半多的深发展股票只好存放在证券公司了。这当然使得许多人后来大发“今是而昨非”的懊丧。这种懊丧在十多年以后，可谓有增无减。据报道，有一个当时在深圳当乘警的武汉人李向荣，在街头“股票摊”先后三次共买了300股深发展，花了6000元。随后这些股票夹在书页里忘记了，在股市火热的年代，他找来找去也没找到。1997年，被10岁的女儿偶然在书页里发现，到证券公司一查，当时的300股，经过拆细、分红、扩股，已变成了42.4825万股，他在2000年8月4日抛掉股票，得到的是849.65万元。12年时间，翻了1416倍。
人们很难把政治表现与发财联系起来。深发展发行的那一年，北京动员干部带头买冬季大白菜，替政府分忧，后来从动员个人演化为动员单位，单位认购作为“福利”分发给个人。深圳的深发展股票如同北京的“大白菜”。既然万科按国际标准进行股份制改革，总不能像深发展一样，作为大白菜来摊派吧。不过情形也相差不大。在深圳的菜市场，可以看到深万科的股票摊有时就设在大白菜摊的边上，和卖大白菜的一样在那儿吆喝。为卖掉股票，万科组织“招股队”，他们戏称为“打狗队”，有点像战场上的“敢死队”，很悲壮的。招股队分为各个小分队，对深圳的各居民小区进行地毯式推销，誓死不放过一个有认购能力的人。“打狗队”队长王石则到处做推销演讲。一次在蛇口工业区，在工商局的帮助下，由个体协会出面，邀请个体工商户开会，王石在台上如滔滔江水般地阐述股票的投资价值。“啰唆个啥？要捐钱就捐钱，开个数。”个体户们不耐烦了。靠“捐款”还是没有把万科股票卖完。特区证券公司包销的600万股，折腾了一个多月，还剩下150万股，只好自己吃下来。
虽然举步维艰，可股份制改革却是坚定不移的。1988年11月26日，深圳市政府召开“企业股份制改革工作会议”。会上副市长朱悦宁对1989年推行股份制作了具体部署，市长李灏指出：“国营企业推行股份制是个总趋势，是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
为了配合改革的深入，舆论界一相情愿地把1987年指定为深圳的“股份年”，可1987年股票发行困难。随后指定1988年为“股份年”，然而“股份年”还是没有到来。与其说市民反应麻木，不如说市民毫无反应。在深圳等待中国股市兴起的，不是第一批买了股票的股民，而是深圳的党政领导、深圳的企业家、深圳股份制改革的带头人。
白天的喧嚣到来前的黎明，格外的静悄悄，可谁敢说深圳的股市会在阒寂中流产呢？
而在上海，这黎明前的死寂同样令人惶悚不安。或许这是在考验上海第一批股民的忍耐力，他们抢购回来的飞乐音响股票，如同银行长期存款凭证，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根本没有市场可以转让买卖，也根本谈不上分红派息。1985年1月，上海第二只股票，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股票在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发行后，也同样经历了等待的命运。股民们在等待，领导层在研究，专家们在讨论。
1986年，当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同志亲自召开座谈会，专家们终于把股票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搁置起来，政府正式批准为“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这两只中国最早的股票建立交易市场。
一年半以后，在南海之滨股份制改革的前沿阵地上，深圳发展银行通过深圳证券公司，正在把第一批股东的“收款收据”换成正式股票，同时发放了1987年的股息，这是中国股民第一次享受到股份公司的利润。一个月之后，即1988年4月，深圳证券公司在红荔路15平方米“交易所”的柜台上，将只发行掉一半不到的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挂牌上市了，同时也宣告筹备一年的深圳证券公司正式成立，深圳股市在举步维艰中拉开了序幕。
至此，上海和深圳股市的幕布均已拉开，然而舞台空荡荡的，登台者也寥寥。据当时香港《信报》的报道，上海自发行和上市转让股票以来，市民反应“极为麻木”，“观望者居多，投入者寥寥。投资者主要是擅长此道的老年人，为数甚微”。没有大众参与的市场是虚拟的市场。中国的股市依然在等待，等待人们摆脱传统观念，等待人们摆脱把股票当做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剥削工具的片面看法，等待解放后出生的人们认识股票这种新生事物，等待新中国股份制时代的真正到来。
第二、“炸弹”是如何引爆的
热血青年促“两会”
新中国的历史与“五四”青年是分不开的；新中国的证券起步，与20世纪80年代的“证券青年”也是分不开的。
1981年9月，北京外贸学院的高西庆去了美国；王波明是1980年去美国的，1987年进入纽约证券交易所；此外在美国福特姆大学获得国际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王巍、盛溢，在哈佛大学商学院获得硕士学位的刘二飞，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的茅桐，还有两个属于本土人才，即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青原女士和人民银行总行助理研究员王大伟先生，或许我们可以把这些青年称为新中国证券史上的“八君子”。
高西庆、王波明与其他的留美学生一起，在纽约成立了中国旅美商学会。在商学会里，一些学习经济与证券的留美青年，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国内短期到美国参观、学习、访问的商界人士也时常来此聚会，其中有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等人。有一次主持人把李青原介绍给大家，说：“这是国内来的专门研究《资本论》的女士，请她来给我们一些马克思的教导。”大家都笑了，但李青原没笑。她严肃地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了商品市场，有了劳动力市场，肯定还会有资本市场。中国在八年内肯定会建立证券交易所。她的话无疑让留美学金融、证券的青年为之振奋。于是上面提到的“八君子”研究起草了一部白皮书：《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1988年3月，这部白皮书几经周折，通过“非正规”的渠道，送到了高层官员的办公桌上。
“五四”运动时，留日的文学青年建立起创造社，国内文学青年在北京建立起文学研究会。如今美国建立起旅美商学会，国内学习金融、证券的青年也没闲着。有一拨青年经常在北京灵境胡同的院子里讨论建立证券交易所的事。这是李青原的家，院子里有一棵柿子树。或许中国的“梧桐叶”应该改为“柿子叶”。这些青年中最起劲的，除李青原外，就数宫著铭了。宫著铭当时任人民银行综合计划司司长。在深圳号召党员干部带头买股票时，宫著铭积极响应，跑到深圳买了3000股深发展。1988年4月，交通银行成立80周年，宫著铭来到甲肝大爆发的上海，祝贺交行生日。当晚，他来到当时的上海市长朱镕基家里，谈上海的金融改革，谈证券交易所的建立……
正是有了这些海内外热血青年的积极活动，才使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加快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8年7月9日，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证券市场座谈会。会议由宫著铭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计委、体改委、财政部、外经贸部等一些关键部门的有关人员参加了会议，其中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总干事吴明瑜和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刘鸿儒等。“万寿宾馆会议”决定，由人民银行牵头组成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责成宫著铭和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张晓彬主持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简称《设想》）。这份《设想》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它意味着中国的证券市场开始进入了创设阶段。除了宫著铭、张晓彬外，参与起草这份《设想》的还有六人：经贸部部长助理周小川、人民银行体改办博士生蔡重直、纽约证券交易所经济师王波明、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高西庆、北大法律系副教授陈大刚和中创工作人员许小胜。海外的“八君子”搞了个白皮书，国内的“八君子”起草了《设想》。
1988年11月9日，早上9时，在国务院第三会议室，为创建中国证券市场，中央高层第一次听取各方汇报。会议由张劲夫和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共同主持。张劲夫是中央较早涉足财经管理事务的领导人之一，历任财政部部长、安徽省委书记、国务院和国家经委主任。1987年新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他以中顾委常委身份兼任秘书长。
虽说是汇报会，但从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上说，却是高级别的会议，直接关系到证券市场建立与否和时间的早晚。会议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起头发言，他说：“总书记让依林同志和我听取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研讨汇报，看看是否条件成熟提交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一议。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要什么条件？应要国家管理机构审批，管理要严格。”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顾问周建南问中小企业股票上市的情况。王波明介绍了美国中小企业的股票上市情况。对于“公有制为基础的企业与私有制为基础的企业，股票上市有何区别”的问题，高西庆引用以色列国营企业上市的法律规定与具体做法进行了解答。随后金建栋介绍了全国745家信托投资公司和37家经人民银行批准的证券公司，还有一些当地政府批准或主管部门批准的金融公司。
12点10分，会议结束。会议没有达成共识，因为有反对者，有人认为建立证券市场的时机还不成熟。这让“证券青年”们感到失望，只好去“少年自言未得意，日暮萧条登古台”了。
“万寿宾馆会议”和“中南海汇报会”最终未能促成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给人留下一丝遗憾，但同时也留下了青年人的努力和探索，让人看到了希望。明天是属于探索者的。
另一种努力叫“联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