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本名郭衣洞，他的父亲身跨晚清与民国两个时代，是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型小官吏，曾做过河南省开封市下面的一名县长。他的成年伴随着一场场战争和其引发的社会动荡——军阀混战、中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他的家庭未能给他在乱世之中创造任何庇护。父亲57岁时死于当时官场流行的吸毒，他的继母给予他的只有辱骂与冷漠。
他在流浪式的生活中成长起来。从开封到武汉，从重庆到兰州，从北平到东北，并最终在29岁那年，他和大批难民随国民党政府一起迁往台湾。期间，他因伪造文凭而惊慌失措，为救国大义而激动难耐，看到了自己的祖国的山河壮丽和现实政治的溃烂，以及在逃亡路上伤兵们断腿上不断滴下的鲜血……他还有过一桩被迫的婚姻和两个女儿，此后的40年中，他们无缘相见。他是个懵懂的文艺爱好者，是张恨水和鲁迅的忠实读者，有成为一个作家的冲动，却从未想过能够梦想成真。
他的生活一直到1960年才开始有起色。之前的10年，在被哀兵、衰败、拥挤、各地方言、阴谋论包围的台北，他坐过牢、失过业，有过失败的婚姻。他也开始尝试写作，他早期的讽刺小说有两篇刊登在《自由中国》的文艺版上，编辑聂华苓说它们“潇洒泼辣……有鲁迅之风”，但他仍只是一名冷门作家。
到了1960年，他有了新家庭，并开始第一次以“柏杨”为笔名为报纸撰写专栏。这个名字来自横贯台湾的公路边一个叫“古柏杨”的村落。
之后的8年，他第一次体验到成功的喜悦。他是个活跃的青年作家和出版人，短小的杂文是他令人称道的文体。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笼罩在恐怖与沉闷之中，心灰意冷的蒋介石相信舆论不一致也是他丢掉中国的原因之一，文人的笔甚至比军人的枪更可怕。1960年，他将《自由中国》的创办人雷震投入狱中，后者一直在向国民党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与挑战。
很难说柏杨对政治与意识形态充满敏感。19岁时他在武汉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宣誓加入国民党，像是一个流浪少年对归属感的渴望。对领袖的效忠，是某种质朴的民族主义的流露。20世纪50年代加入蒋经国创办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似乎也是某种生存技巧，这份稳定的工作让他有时间尝试小说的创作。在内心深处，他仍是个聪明、好冲动、感情充沛的青年，就像聂华苓所说的“语必惊人，嬉笑怒骂之中，一针见血，逗人大笑，却叫人无奈”。
雷震与《自由中国》的遭遇，或许加强了柏杨心中的政治与社会意识。他开始更加自觉地将文字视作针砭时弊的武器。专制引发嘲讽，他在20世纪60年代写作的大量杂文，像是那个肃杀年代的辛辣调味剂，他那无赖少年式的幽默变成了利器。他讽刺警察局的道貌岸然，在墙壁上所贴“作之师，作之君，作之亲”的标语，将他们称作“三作牌”；他嘲弄蒋介石的“以德治国”的政治理念；他也感慨社会风气的虚伪……他没有直接挑战政治权威，却从生活的棱镜中看到一个扭曲的社会，它不仅与专制政治相关，它或许蕴涵着更深层的悲剧，他开始将漫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比作“酱缸”——它封闭、腐烂，能够污染一切美好的东西。
很多人在这些文章中得到了某种情感的抒解，像是在沉闷的屋内忽然吹进的风。柏杨也享受到了个人的成功与美满的家庭生活，尽管他也不清楚这走钢丝的行为，到底能持续多久。
这一切到了1968年戛然而止。柏杨于1968年3月入狱，当局对他长期积累的不满在一幅漫画上找到了突破口。他在1月2日为连载漫画《大力水手》翻译配文时，没将原文的Fellows译为“伙伴们”，而译成了“全国军民同胞们”，这个称谓是那个年代的标志，蒋介石父子经常以此作为演讲开头，这信手拈来的用法和那幅漫画的主题构成了一个引人联想的图景——父子两人流浪到一个小岛，岛上只有他们父子两人，却开始竞选总统。审查机关相信，这正是在影射蒋介石父子。它换来了柏杨10年的牢狱之灾，他的个人成功、幸福家庭，一下子都消散了。
在狱中，他用研究中国历史来打发寂寞时光，写成了厚厚的《中国人史纲》、《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1977年4月1日重获自由后，他未加犹豫就重操就业，而且似乎用拼命工作来召回逝去的光阴。他还找到了爱情的温暖，一位叫张香华的女诗人成为了他的第四任妻子。20世纪80年代到来了，台湾进入了解冻年代，他可以出国旅行，并着手一项更为庞大的计划，他要将古文的《资治通鉴》翻译成现代汉语，还要加上他自己的历史观。
二
尽管自知公开演讲的能力从来不佳，但柏杨还是发现在艾奥瓦的这次演讲更不成功。结束后，没人上来要求签名，甚至连礼貌性的掌声也没有，在椅子一阵移动声之后，听众纷纷散去。一年前，他在台中的东海大学做过一次同样题目的演讲，内容也差不多。那次的观众很多，大礼堂里坐满了人。但是在演讲后，主办方答应给他的录音带却是一片空白，似乎无意留下那些内容。
在美国的这次不成功的演讲后一个星期，柏杨收到了录音带。“感谢邀请单位没有把录音带销毁，”他后来回忆说，“否则的话，未必再有一次讲出机会。”
这次演讲在一年后衍生成一本同名的小册子——《丑陋的中国人》，它旋即变成了一股巨大的文化飓风，横扫整个华人世界。
柏杨的死讯让我再次翻开它。2008年4月29日傍晚6点，我正在香港半山区的一家四川餐厅。酒红色的方桌上摆放了墨色碗碟、纤细的竹筷，墙上挂有京剧脸谱，武生的黑色长髯顺白墙而下。我歪着头望着窗外，顺石阶而下，是繁华的中环，一个老年尼姑正缓缓移步，黄色袈裟拖到水泥地面，她的脖子始终呈90度角弯曲，让人觉得她该有多年没见过天空了。报摊上的《壹周刊》封面仍是陈冠希艳照的余波，但全城的新热点已是三天后的奥运火炬传递。经过了一个月颠簸不定、惊奇连连的22个国家的传递之后，火炬终于来到中国境内。尽管火炬传递早已充斥了各种对抗和不愉快，却意外地将海外华人与中国大陆紧紧联结到一起——中国人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积累下的羞辱与愤怒找到了一个共通的表达途径，是他们——那些西方人——担心我们的强大，一心要破坏我们的崛起。在中国境内的火炬传递，注定隆重而安全，它将再次证明中国的统一性与中国人的团结性——真诚，短暂的热情却可能将淹没所有的质疑，不同的声音可能被视作某种背叛。
如果他仍活着，头脑清醒，保持着20年前的敏锐，他将怎样看待此情此景？朋友打电话来告知柏杨的死讯时，我先是意外——似乎这早已是另一个时代的故事了，像是彩色屏中插播的黑白广告，然后冒出了这样的疑问。
我已忘记了自己到底买过几本不同版本的《丑陋的中国人》，手边的这本繁体竖排版来自于台湾的林白出版社。翻起它，既是故地重游，更是一次新发现。
我记得最初读到柏杨的印象。那是1992年的秋天，我在首都师范大学附中的一间朝南的教室里，读他薄薄的杂文集《西窗随笔》。我记得他描绘的是餐厅以及医院的生活场景，我被他的行文方式逗得哈哈大笑，他把等座位的人写成像等待喂食的鳄鱼，说病人被一拨又一拨的探病者折磨得心力交瘁，他还故意用了很多不恰当的“之乎者也”的助词。我大致理解他要表明的意思——中国人吵闹、不洁、缺乏秩序、没有见义勇为的勇气、自私……这是他的所有杂文里不断的、几乎强迫症式重复的主题。我对于他的判断不置可否，这一切与我之前接受的教育截然不同——中国不是地大物博，人民不是勤劳勇敢的吗？
柏杨是随着一小群台湾知识分子进入我的视野的。他们中最闪耀的是李敖，在书中，李敖年轻、才华横溢、每个女朋友都很漂亮，对权威的反抗更是淋漓尽致。以李敖为坐标，向上推到雷震、殷海光，向下则到龙应台。这些年龄不同、性格各异的人在同一时间进入我的视野。我对于他们的主张不置可否，他们的命题我难以理解，但是我隐隐地感到他们类似的气质——他们总在质疑与批判，或许还有一种自命的悲壮感。这些对一个16岁的少年来说，构成了致命的吸引力。
在这一小群人当中，柏杨的角色有点模糊，尽管他和雷震、李敖一样坐过牢。我怀疑是他那些太过滑稽的文风消解了其严肃性，他身上没有一点精英知识分子的气息。我还太年轻，既不了解这些人为何如此焦灼与愤慨，更对他们所批评的专制政府、中国文化，感觉模糊。不过，一个鲜明的印象却自此留下——中国的过去实在没什么值得称道的，它像个大酱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