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林一返回柏林，阴谋便升了级。次日上午，6月29日，星期五，他令普鲁士警察部队和忠于元首的党卫军卫队处于戒备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以希特勒宣布紧急状态为依据，将普鲁士之权力揽于一身，将西里西亚之权力授予冲锋队东南区司令，并令他逮捕一批褐衫党徒领袖，解除冲锋队司令部所有卫兵的武装并占领布雷斯洛警署。
到此时，军队总戒备令业已生效，但许多高级将领仍不相信罗姆有叛乱的企图。当日上午，有个军官飞往柏林，当面向参谋总长冯·弗立契陈述了这一看法。这个持有怀疑者是西里西亚军区司令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将军。他当着在场的路德维希·贝克将军的面对弗立契说，西里西亚冲锋队的领导人曾向他保证，褐衫党的行动准备不外乎是针对军队反对他们的戒备状态所作出的反应。克莱施特坚信，有第三者——他提到了希姆莱——在挑动冲锋队和军队，令他们互相厮杀。弗立契深表关切，立刻把军队办公室主任冯·莱希瑙将军召来——早在1933年前莱希瑙就是个忠诚的纳粹。他文质彬彬，是个典型的普鲁士将军，他戴着永不离身的单眼镜，举止永远不慌不忙。他听完克莱施特的陈述后说：“这可能是真的，但为时已晚。”
此时，通过军队的渠道，新的证据——无非是谣传，假报告和篡改过的文件——像潮水般涌来，以使这些起了疑心的汤玛斯。相信，起义得手后，罗姆将处决从弗立契算起的所有高级将领或解除他们的职务。捏造的处决名单，被传来传去，假的也好像成了真的。当天的《人民观察家报》刊登了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的一篇文章，加重了这个幻影。他宣布，军队忠诚地支持总理。
假使罗姆读了这篇文章，很明显，他也未认识到这是对他本人进行警告。他仍沉浸在巴特维塞的良辰美景中，对冲锋队要员光临他的公寓，他还若无其事地一一施礼问候，对当天上午的与元首会晤还深表满意。当战时的一位老同志现在的一位将军警告他，军队若不向叛乱的冲锋队开枪，他就“犯了个致命的错误”时，他仍泰然自若。罗姆当晚的举止绝不是一个叛乱者的举止。在懒洋洋地玩完“塔洛克”后，医生给他打了一支神经镇痛针，他便准备安睡。
希特勒却不然。在巴特戈德斯贝格的德烈森旅馆，希特勒的房间简直成了战斗前夕的军事指挥部，而他却像一个具有首席指挥权却又不果断的将军。午夜前，他令党卫军卫队指挥官约瑟夫（塞普）·迪特里希率领两连人马朝巴特维塞进发。片刻后，由于来了两个电话，一个是柏林来的，另一个是慕尼黑来的，计划便急剧改变了。第一个电话是希姆莱打来的，说柏林的冲锋队准备于下午5时起事，计划占领政府大楼。在通话过程中，希特勒只作哼哈回答，但一撂下话筒，他便喊道：“这是叛乱！”看来，柏林的冲锋队头子卡尔·埃恩斯特不但不按计划前往巴特维塞，反而留在柏林指挥叛乱！。
又来了个电话，打断了元首的连声谴责。电话是巴伐利亚的地方长官阿道夫·瓦格纳打来的。他说，吵吵闹闹的冲锋队已上了街头，还在高呼“军队反对我们！”
希特勒的愤怒变成了惊慌。这就是罗姆叛乱的活生生的证据。“我终于清楚了，”他后来说，“只有一人能反对也必须反对总长（罗姆）。他曾向我表忠，却又自食其言。为此，我就必须找他算账。”
他突然决定：他要前往巴特维塞，亲身去会会“这窝叛徒”。这使他的同志们暗吃一惊。他命他的专机准备起飞，然后便在土台和大厅间来回踱步。他百感交集：罗姆怎么能干出这等事来？他怎么能背叛他的元首？
希特勒颤抖地爬上三引擎的“容克52”。这是一架临时换上来的飞机，因为原机发生了引擎故障。此时是凌晨2时左右。他一屁股坐在位子上，双眼直视漆黑一片的前方。他的新闻主任奥托·狄迪里希“对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后来，有个副官让大家把枪上的保险打开，他才略有所悟。
当晚，阴雨连绵。拂晓，飞机于灰暗中在上瓦申弗尔德机场湿漉漉的跑道上降落。这是个空军机场，12年前希特勒就是在这里与警察和军队发生摩擦遭受羞辱的。机场场长很伤心，因为参谋总长曾有过指示，元首的座机D一2600快到时，马上通知冲锋队的领导。由于在最后一分钟改变座机，到机场欢迎的只找到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党内的要员和数位军官——“这是我，生平最不愉快的一天，”他对他们说，“我要亲身到巴特维塞去，接受最严厉的处分。”
希特勒乘小车来到巴伐利亚内务部，下了车，巴伐利亚的地方长官兼内政部长瓦格纳紧跟在他身后。元首进楼时，脚步之急促，使皮衣的衣尾都飞了起来。他大步上楼，直奔瓦格纳的办公室。当他步入客厅时，上巴伐利亚冲锋队的头子“唰”地站了起来，向他敬礼，但希特勒却朝他冲去，喊道：“将他关起来！”他破口大骂叛徒卖国贼，尤其是冲锋队的领导人——他们的手下曾被小册子诱上街道。“你，”他喊道，“被捕了。枪毙你！”
清晨6时，元首“依旧激动得怕人”，便从大楼里出来。原定带武装增援部队前来的第二架飞机尚未抵达，但元首已迫不及待。他爬进凯姆卡的小车，与通常一样坐在司机身旁，令他直奔巴特维塞。他们上路了，后边跟着施列克的车子。他们一共才八九个男人，外加元首的女秘书施洛德小姐。坐在后边的戈培尔不停地谈论冲锋队的阴谋，希特勒却一言不发，两眼直视前方。此时，太阳正从东方天际的云层里钻出来。看来，今天是“希特勒天气”。
不到一小时，他们便抵达了特根塞——它龟缩在阿尔卑斯山的门廊里，在晨雾中淌着清澈的流水。“到汉塞尔包尔公寓去，”他对凯姆卡说，“眼前有桩肮脏的勾当”，所以要使汉塞尔包尔公寓里的人来个措手不及。此时已将近7时，教堂的钟声已敲响，召唤善男信女前去做早晨弥撒。凯姆卡缓缓地、小心翼翼地将车子停在旅馆前。他注意到，有些窗户关着，其他已经打开，门口没有卫哨。希特勒第一个走了进去。首层不见人影，餐厅里也空空如也——准备中午举行宴会。房东太太出来了。一见面前出现的是元首，她大吃一惊，连忙说着元首驾临，不胜荣幸之类的恭维话，但他却叫她立刻领他去见罗姆。
一行人分别把守着各扇房门。一个便衣在罗姆的房门上敲了敲。希特勒提着手枪走了进去。站在元首身后的凯姆卡发现，睡眼蒙眬的罗姆，又惊慌失措又摸不着头脑，只在不住地眨眼。床上只有他一人。
“恩斯特，”希特勒说，“你被捕了。”希特勒用的是昵称“你”而不是尊称“您”。说话时，希特勒在内政部里的那一肚子怒气全然没有了。他“有点儿紧张，但不十分激动”。他言简意赅地指控罗姆是个卖国贼，并叫他快穿衣裳。罗姆一边强烈抗议，一边穿上便衣，但希特勒已走了出去。罗姆的这一番话全浪费在留下来的便衣身上了。
元首已在敲对面房间的房门。门开了，一个名叫海因纳斯的大队长睡眼蒙咙地向外张望。他身后站着的是他的同床人，一个潇洒的小伙子——是他的司机。“此情景令我生厌，几乎令我作呕。”戈培尔写道。
希特勒立刻前往隔壁房间，留下卢泽去搜查武器。“卢泽，我啥也没有干！”海因纳斯喊道，“你不能帮帮忙吗？”
“无能为力。”卢泽不是义正词严地，而是难堪地将前话重复了一遍。可能是出于愤怒，或是震惊过度，海因纳斯拒不穿衣。希特勒返身回来告诉他，他若拒捕就当场枪毙，海因纳斯这才穿上衣服。他与罗姆及其同事们一起被关进洗衣房。与他们一起被关闭的有十来个冲锋队的哨兵，海因纳斯的司机以及几个当场被捕的面目清秀的青年。
希特勒一面讨论下一步的步骤，一面令凯姆卡前往邻近的一座公寓把罗姆的表弟兼司机梅克斯·沃格尔抓来。沃格尔正与一个姑娘睡在床上——那天早晨这种事只有这一桩。沃格尔是凯姆卡的好友，但他无奈，只得抱歉地宣布，他被捕了。当他们前往车房时，沃格尔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他能否再开一次罗姆的车？凯姆卡表示谅解。于是，凯姆卡便站在踏脚板上，让沃格尔在马路上转了几圈。
正当凯姆卡和他的犯人来到汉塞尔包尔公寓前时，一辆坐有40名左右冲锋队的卡车开了过来。这群全身武装的冲锋队来自慕尼黑，是罗姆“司令部的卫兵”。他们的司令仍被关在洗衣房内，对此，他们悻悻不快。威廉·布鲁克纳，希特勒的一位副官，高声令他们立即返回慕尼黑。他们不听，只愤怒地望着那位副官。看来，一场战斗在所难免了。
希特勒走上前来。“布鲁克纳的话你们听见了没有？”他口气虽然软，这却是一道命令。他令这伙卫兵立刻返回慕尼黑。“路上，你们会碰到党卫军，由他们解除你们的武装。”解除他们的斗志的是他的态度，而不是他的话。卡车开走了。
犯人被装上两辆大轿车。在武装人员押运下，车队开始出发。领头开路的是希特勒的“麦塞蒂斯”。那些前往赴宴的冲锋队都被希特勒阻止，并被一一盘问。凡在戈培尔匆匆开列的名单上有名的人物均被缴械，并被令插入车队。
车队不断增大。待车队驶抵“褐色大厦”时，已是上午9时左右了。在此之前，军队已在该大厦布下了防线。希特勒对军队前来援助表示感谢，并一再表示，他从不想利用他们去反对冲锋队。一进入大厦，希特勒便令戈培尔用电话将暗语传给戈林。清洗开始了。“我下令向这次叛乱的头目开枪，并继而下令，将在我们家庭生活中往井内下毒的毒手，并在外边下毒的毒手全部杀光，一个不留。”这番话勾起了他对母亲死于毒瘤的回忆，而布洛克医生也透露了希特勒感情上的动乱是何等深刻。
党卫军抓来的冲锋队领导人，已塞满了施塔德尔海姆监狱。仍留在“褐色大厦”的领导人，例如罗姆，要求面见希特勒，遭拒后，又求见戈培尔。戈培尔正忙着与戈林通话，通话未完，最后一个犯人已被押上装甲车，前往施塔德海姆。罗姆被关进单人牢房，与啤酒馆起义失败后他坐的牢房相距不远。
在“褐色大厦”内，冯·埃普将军要求对罗姆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这使希特勒大为不安，只好一大早便大发雷霆。他喊道，罗姆是个卖国贼，证据确凿，罪当容诛。他这一通火，使埃普将军大吃一惊，但一时又无话可说。当他步出大厦时，他喃喃地对副官说：“发了疯！”
片刻后，11时30分，在宽敞的会议室内召开的冲锋队领导人的会议开始了。此时，希特勒尚未恢复平静，对惶惶不安的听众发表的讲话不外乎是对冲锋队的抱怨，但前言不搭后语。在长达一小时的长篇大论中，希特勒的听众都不安地站立着。希特勒唾沫横飞，令其中一个听众着了迷。“因感情缘故，他常常哽咽。”他指责罗姆企图将他杀害，以便拱手将德国奉送给她的敌人。他说，罗姆及其同谋将被枪毙。
枪杀尚未开始，原因是希特勒仍在等待塞普·狄迪里希（卫队司令）前来执行。过了不久，他来了，忙向怒容满面的希特勒解释说，迟到的原因之一是，卡车轮胎是旧的，道路泥泞，行驶不快。尽管希特勒因其迟到而恼怒，当天却未发布任何命令。他让狄迪里希安心待命，说他还得与顾问们磋商，才能决定被告们的命运。3小时过去了，命令还没有下来。
尽管希特勒仍在犹豫，他的柏林的同事却已开始处决犯人。希姆莱一海德里希一戈林三人集团所需要的就是那句暗语（“蜂雀”），等暗语一到，他们便立刻将策划已久的阴谋付诸实施。当巴本前往戈林的办公室报到时，对该地“到处是带着机枪的党卫军步哨”深表厌烦。接着，他又惊奇地得悉，希特勒已授权戈林去处置首都的起义者。巴本连声抗议，理由是，他是副总理，总理不在时，此权理应属他。他坚持让兴登堡发布紧急状态，把国防军调来维护法律与秩序。戈林拒绝。他与希姆莱的党卫军完全能控制局势。巴本一再抗议，但话却不断被戈林打断。戈林令副总理立即回家，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巴本还未到家，柏林街头便车声四起，到处逮捕新政权的敌人。一支部队包围了巴本的办公室，枪杀了他的新闻首席官，逮捕了其他工作人员。副总理原本也可能会罹难的；因为，他一进家门，家里便成了监狱。巴本发现，家里的电话线已被切断，客厅里坐着个警官，警官还令他不得与外界联系。
那天是星期六，天气炎热。很少柏林人知道首都已发生了异乎寻常的事件。对许多在提埃加登和菩提树下闲逛的人来说，他们最操心的是，随着太阳的升起，天气会越来越热。然而，记者德尔默却愁肠百结，放弃了上午的采访，匆匆赶回办公室。“还写什么‘希特勒独裁政权的险境’的报道，这真是把脑袋伸了出去。”他不断对自己说。如没发生什么事，那又怎么办？但是，一当他的车子被警察封锁线拦住去路时，他的担心全消失了。“某件事确实发生了。”头戴钢盔、手提冲锋枪的警察正在包围罗姆的豪华寓所——位于提埃加登大街的一个角落里。
在郊区，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厨子领着两个盖世太保来到了这位前总理的书房。其中一个不速之客问他是否是施莱彻尔时，前总理抬头回答说：“是。”话音未落两人便开了枪。在角落里听收音机的施莱彻尔夫人连忙朝中弹的丈夫奔去，中途中弹倒地。施莱彻尔当场被击毙，夫人则被送进医院后死亡。
在慕尼黑，对罗姆及其同事们最后应如何判决，希特勒仍拿不定主意。在会议室，讨论之声之大，连站在外屋的塞普·狄迪里希隔着双重门都听到了。下午5时左右，会议室的门开了。赫斯的助手马丁·鲍曼从里边出来。他把狄迪里希领到希特勒跟前。“回兵营去。”元首指示说。他还下达一道狄迪里希觉得是从他身上挤出来的命令：“挑一名军官和六名士兵出来，将冲锋队的领导人以叛国罪处决。”
狄迪里希检查了一下鲍曼交给他的一份名单。被抓进施塔德尔海姆的全部榜上有名，但希特勒只挑出了其中十二人，包括海因纳斯和上巴伐利亚冲锋队的头子在内——却没有恩斯特·罗姆。希特勒仍不敢作出那种决定。
当巴伐利亚司法部长汉斯·弗兰克得悉，许多冲锋队的领导人被关进施塔德尔海姆时，他决定亲身前往该处，把案子接过来。抵达后，他下令将冲锋队犯人交给该州的警察大队看押，然后亲身前往罗姆的牢房。“这是什么意思？”罗姆问，“发生了什么事？”
弗兰克知之不多，也不能给多少保证，他只希望一切能按法律手续进行。罗姆回答说，他已作好了最坏的打算。“我已将生死置于度外，请您关照我的亲属。她们全都是女人，完全靠我。”弗兰克将牢门打开时，罗姆紧紧地握住他的手，“所有的革命，”他说，“都吞噬自己的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