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纳粹议员阿尔普列希特的传讯证词和负责这一情况调查的检察员的证词中，季米特洛夫一时间找不出说谎的破绽。
“阿尔普列希特的证词是真实的吗？”
季米特洛夫的心头上，仍然还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阿尔普列希特的证词几乎是凭空捏造的，因为他在家里听到“起火”的消息才回国会取文件。
国会离他住处虽然不远，但是，既然女佣都知道着火了，这个纳粹议员还能冲进熊熊燃烧的国会之中吗？
12月23日，季米特洛夫作了最后的辩论。
在法庭辩论中，季米特洛夫嬉笑怒骂，雄辩滔滔。
在这之前，检察官维尔纳已经提议：
“三个保加利亚人，因证据不足，应宣告无罪，予以释放。”
季米特洛夫抓住最后辩论的机会说：“不仅包括托格勒在内的四名被告与国会纵火案毫无关系，而且，共产国际和德国共产党都与之毫无关系。”季米特洛夫还声称：“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三个保加利亚人，不是因证据不足而无罪，而是本来就无罪。”
季米特洛夫按照自己的推理指出了纵火案的真相：不是卢贝一人放火，而是根本就还有同伙。
季米特洛夫推理说：卢贝在向市参事会、柏林城堡和福利局大楼放火后，在亨尼斯多夫的简易免费旅馆里，正好碰上弗朗兹·瓦钦斯基。
卢贝向瓦钦斯基披露了自己的纵火计划。瓦钦斯基便按纳粹预先交给他的任务，煽动纵火者在国会大选前去烧国会大厦，破坏国会的按时选举。而单纯的卢贝并不知道这是纳粹精心策划的阴谋，终于上当了，充当了浮士德。
瓦钦斯基在“格拉菲理发店”与卢贝分手后，便及时向纳粹上层人物报告了卢贝将纵火烧国会大厦的情况。纳粹上层领导按预谋决定充分利用这一“天佑”的大好时机——制造出一个彻底消灭德国共产党的借口。
于是一个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纵火阴谋便在卢贝到达国会大厦之前已作了精心的策划。
对此，季米特洛夫在辩词中讲道：
“卢贝于2月26日在汉宁斯道夫遇到某一个人，于是告诉他说打算去烧市政厅和皇宫。这不是可能的吗？这个人这样答复他：像这样的事简直是儿戏，在选举中烧了国会不是更有意义吗？经过政治煽动者和政治疯子之间的勾结，放火烧国会的行动计划就设计出来了，这不是可能有的做法吗？政治疯子今天坐在被告席上，而煽动者倒反而不见了！当这个傻子卢贝正在笨拙地企图烧毁走廊和储衣室的时候，另有一些不知姓名并且别有用心的人不是正在放火烧议会厅，并使用如夏兹博士在这里说到的那种秘密的易燃的液体吗？”
季米特洛夫指着卢贝继续说：
“这些不知名的同谋者在完成了放火的一切准备后就躲得无影无踪了。这个愚蠢的工具，可怜的浮士德，现在站在了被告席上，而魔鬼却不见了。卢贝与政治煽动者的代表、工人阶级的敌人是在汉林斯道夫建立起来的关系。这一点应该是确定无疑的！”
对于卢贝的笑声，人们一时难于作出判断，是被季米特洛夫击中了要害而发出的悲叹与自嘲？还是认为季米特洛夫推理的荒唐及可笑？
季米特洛夫加重语气，指着卢贝继续说：
“虽不知具体是什么人，但可以说，挑畔者是做了周密的纵火准备的。这个‘靡菲斯特’不留踪迹地消失了，只是愚蠢的工具、可怜的‘浮±德’留了下来。”
检察官声称：“卢贝是个共产党员，即使不是共产党员，他也是为着共产党和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勾当。”
季米特洛夫立即驳斥道：
“这种说法是绝对荒谬的！卢贝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共产党员？不可想象！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不是的！他是一个不齿于本阶级的工人、一个不可救药的社会渣滓！他是一个被滥用的畜生！荒谬而失去道德的时代与社会使他反对工人阶级，残酷而充满罪恶的生活经历使他希望有一天坐收渔人之利。
“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或是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庭上的作为会像卢贝那个样子。无政府主义者常常做些无聊的事，但是当他们被拖到法院时，他们总是勇敢地站起来，说明他们的目的。
“倘若一个共产党员做了这类的事，明知四个无辜者与他在被告席上并肩而立。他绝不会默默无语的。由此可见，卢贝根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他只是法西斯滥用的一件拙劣至极的工具而已！
“与他一同被控的共产党国会议员团团长和我们三个保加利亚人，同卢贝这个畜生、这个无聊的被滥用的替死鬼毫无共同之点，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关系。
“让我提醒法庭，戈林于2月28日对纵火案发表了一个声明，宣布托格勒和凯念在昨夜十时从国会一块儿逃走。这个声明广播到全国。戈林在同一声明中宣称，共产党人放火烧了国会。但是从来没有人打算调查卢贝在汉宁斯道夫的行动。也没有人搜寻与卢贝在那里一块过夜的人。”
庭长：“季米特洛夫！你打算到什么时候才结束你的发言呢？”
“我还要再说半个钟头。”
“你不能永远说下去。”
季米特洛夫不慌不忙地说：
“庭长先生，在这个审讯所经历的三个月时间里，你曾有很多次不让我开口，对我保证说，在审讯结束时，我在答辩中将能畅所欲言。现在这个审讯即将结束，但是恰与你的诺言相反，你又限制我在法庭的发言了。
“在汉宁斯道夫发生了什么事，实在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同卢贝在那里过夜的人，瓦钦斯基还没有被发现，我请警察局搜寻他的建议，也被认为无用而遭到拒绝。
“倘若卢贝在汉宁斯道夫遇到共产党员，这个问题很早就要详加研究了，庭长先生！但是谁也没有兴趣去寻找瓦钦斯基。第一个送起火消息给布兰登堡门警察局的那个青年也没有去搜寻，他的身份依然不明，他依然是一个不知姓名的人。初步调查就错了方向。
“阿布雷希特博士，国社党议员，在刚起火后即逃出国会；也未受到讯问。在搜查不出来的地方，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搜查放火犯，而不在可以早就搜查出来的地方搜查放火犯。
“这样，就让真的罪犯们隐藏起来了。由于不能也不敢找出真的放火犯，就把别人捉来当替身。”
庭长：“我不允许你说这样的话。我再给你十分钟。”
季米特洛夫有条不紊地说：
“从国会纵火案发生的形势看，需要纵火的，与其说是共产党，不如说是纳粹。这一点，已经早就众所明了。
“纳粹策划纵火案的目的是：
一、转移人们关注的纳粹同国家民主党联合夺取国会领导权的视线；
二、粉碎正在形成的工人队级的统一阵线；
三、为镇压德国共产党制造借口；
四、证明纳粹是使德国摆脱共产主义危险的救世主。
“为此，纯粹策划了纵火案这个大阴谋。
“戈林在案发的第二天早晨发表声明，规定了警察侦查的方向。警察不去侦察有犯人的地方，倒是去侦查没有犯人的地方。因此，卢贝在汉宁斯道夫的同宿者——瓦钦斯基；火警的第一个报告者——‘民间人士’；纳粹议员阿尔普列希特，都被排除在侦察之外。而与案件无关的三个保加利亚人却被置身于没完没了的审讯之中。
“这就给了真正的罪犯以隐遁的机会。于是侦查当局决定，如果不逮捕真正的犯人或者明知是谁而不能逮捕，那就必须抓到另外的人，也就是抓个替身。”
季米特洛夫再次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检察方面在这场审判中是如何使证人作了许多伪证。
季米特洛夫从被告席上向审讯的组织者提交了一篇可怕的账单。
“控告我们共产党人犯了像纵火焚烧国会那样卑劣罪行的人，应交付法庭来审判！”
法庭一片喧闹。旁听席上的纳粹人员开始喝倒彩。
庭长多次打断季米特洛夫的话，制止他讲有关涉及到攻击纳粹和宣传共产党的言论。
季米特洛夫以傲岸的态度，无所畏惧地继续说：
“当然。至于德国资产阶级法庭所不可能完成的，这只有在无产阶级胜利后才能完成。”
法庭又一次喧闹起来，出现了嘘声和怒骂声。
庭长大怒，喝道：“我禁止你说这样恶意的话。”
季米特洛夫毫不畏惧地高声说道：
“警官海勒在法庭里宣读1925年出版的一本书上的一首共产党员所作的诗，来证明共产党于1933年放火烧国会。
庭长摆摆手说：“你现在应该提出你最后的建议了。”
季米特洛夫义正词严地说：“我建议作如下的判决：
一、托格勒、波波夫、泰涅夫和我自己应予宣判无罪，起诉由于无根无据应予取消：
二、卢贝应予宣布为工人阶级的敌人所滥用的工具；
三、对我们负有诬告责任的人应受到刑事处分；
四、我们在审讯中所受到的损失，我们浪费了的时间，我们被损害的了健康，以及所遭遇着的一切苦难，应予无条件赔偿。我坚信，清算这笔账的时间终究会到来！”
“十七世纪，科学物理学的奠基者伽利略曾受过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宗教裁判所认为他是一个异教徒，判处他死刑；而他却满怀信心和决心地叫道：“‘地球仍在转动！’后来这个科学原理成了全人类的共同财产。
“今天，具有与伽利略同样决心的我们共产党人，今天同样在这里宣布：‘地球仍然在转动！’
“历史的车轮正在向前转动，现在在转动，将来还要转动——向着共产主义这个不可避免的、不可压倒的最终目标转动……”
法警将季米特洛夫按坐到被告席的坐位上。法庭里的纳粹党纷纷站起来，朝季米特洛夫挥动着拳头，怒骂起来。
宾格尔庭长宣布：“被告的发言超出了最后辩论的范围，他利用法庭进行共产主义的政治宣传，所以，禁止他再作发言。”
季米特洛夫面带揶揄的微笑站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坐回原位。
法庭在十天后的12月23日作出最后一次开庭，庭长宾格尔宣布判决结果：
“被告托格勒、季米特洛夫、波波夫、泰涅夫无罪。被告范·德·卢贝因犯叛逆罪和纵火罪，处以死刑。”
接着，宾格尔庭长宣读了冗长的判决书。
判决书中未提及的有下述诸多重要问题：
一、流体燃料是谁在何时、如何带进会议厅的？
二、议会厅的纵火犯是如何逃离的？
三、卢贝跟准备了燃料的人和其他纵火犯是何时何地认识，并制定纵火计划的？
四、打开二号便门将议会厅的纵火犯放进去的人，是如何弄到二号门钥匙的？
五、第一个报警的是谁？
六、卢贝同宿于汉宁斯道夫的瓦钦斯基到底是什么人？
预审花了五个月、公审花了三个月的国会纵火审判案最后留下了许多难解之谜……
直到1971年，戈特弗利特·特列维拉努斯终于作证说：“1933年2月25日或26日，舒克拉诺维支曾向我说过他听到地下通道里有声音一事。并说，当时舒克拉维支曾斩钉截铁地对特列维拉努斯说：地下一定有事！”
特列维拉努斯的证词证实了格留瓦尔特的证言。
经过几天的准备后，几个冲锋队员和党卫军人在案发的前一天，以警备队来接班的名义，进入的接见厅并住了下来。
关于他们的举动，直到1969年7月7日，事隔三十六年后，当时曾在冲锋队参谋部政治科任职的知情人赫尔姆特·斯坦戈出来作证才让案情真相大白！
一个历史上的大谜终于水落石出。但是，这除了能对历史研究者增加一些趣闻。给后来的听众平添一些笑话外，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希特勒已经通过“国会纵火案”这个大阴谋而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
“国会纵火案”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是无须赘言的，因为希特勒政府正是根据这个案件任意钳制和逮捕他的反对者。特别是希特勒当时捏造的共产党放火得到政府的“公认”，这样，千百万德国农民、无产者和一些中产阶级都陷入了恐惧之中。
希特勒靠“国会纵火案”加强了独裁统治，很快就走上了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道路。因此有很多史学家把“国会纵火案”视为二战的开端，这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