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封建专制时代,军权统于政权,政权统于皇权。所以皇权至上,这是历史的常态。两晋时期由于士族掌权,重臣执掌国命,致使皇权受到了削弱。除个别皇帝(如晋武帝司马炎)尚能掌握国家的军政大权外,许多皇帝反而成了权臣手中的傀儡,所以这一时期的军事领导系统变化无常,常因人而异。
军事领导体制
西晋立国后,承魏初之制,不设丞相,国家的政务由中书省和尚书台负责。在军事方面,则任命官阶在公位或从公位的大臣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代表皇帝统御全国的军队。日常军务工作,一般由尚书所属五兵曹主管,如武帝时,宗室大臣司马孚就是以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协助司马炎统御全国军队的。司马炎死后,惠帝无能,大权落入权臣之手。此时,又恢复了丞相的建制,那些军事重臣往往逼迫皇帝任命自己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以掌握军政大权。
除都督中外诸军事外,西晋还设有众多的将军,如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以及抚军,辅国,四征、四镇、四安、四乎等将军。这些将军都是官阶,而非官职,所以并不一定统军。在西晋时期,真正统军的武官,一般要加上都督诸军、监诸军、督诸军的职称和使持节、持节、假节的称号。其中以使持节、都督诸军的权力最大,凡其所属部队中的人事任免、奖功罚罪、管理训练、作战指挥以及后勤供应等,均在其职权范围之内。持节、监诸军的权力次之,假节、督诸军又次之。它们与前者的区别,主要是对军队没有直接领导权。
西晋地方军事领导系统,情况较为复杂。西晋建立后,司马炎鉴于曹魏因皇室孤立而灭亡的教训,在称帝后不久,便大行封建制,分封了同姓宗王27个。宗王可依照封国的大小,分别设置数量不等的军队,或5000人,或3000人,或1500人。同时又任命诸宗王为都督一方的军事长官,让他们掌握国家外军的兵权。如汝阴王司马骏,被任命为都督豫州诸军事,领兵镇许昌;扶风王司马亮被任命为都督关中雍,凉诸军事,领兵镇长安等,这称为“宗王出镇制”。在东晋时,宗王的势力受到了削弱,但在地方政权中,又广泛推行了自三国时期开始建立的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双轨制”建置,南北大族,多以州郡的地方官兼都督一州乃至数州的诸军事,他们所统的军队,名义上是国家的外军,实则已变成了地方军,甚至私人武装,朝廷很难调遣指挥。另外,东晋各级地方官直接领有的私人部曲,动辙成千上万,数量大得惊人。这种双轨制建置以及地方官拥部曲兵,实际上就成为培植国家的军事重臣和地方割据势力的温床。东晋前期的王敦、苏峻、后期的桓玄、刘裕等,都是借助上述制度才发展成为“阻兵仗势、足以建命”的军事权臣的。
中军和外军
西晋时,京城中军分为两部分,屯驻于京师城区以警卫宫廷和京城为主要任务的军队,称为宿卫军;屯驻在京城郊外,作为国家控制的机动部队,称为牙门军。宿卫军由多部分组成,分为“领、护、左、右卫、骁骑、游击六军”。这六军是宿卫军的主力,其大体的分工是:左、右卫二军,分设左、右卫将军统领,负责宫城内的宿卫;骁骑和游击二军,分设骁骑、游击将军统领,负责宫城门到宫殿门外的宿卫;领军和护军,本是魏末中军的统帅,他们除负责指挥京城内外的各军外,自己还各有直属的兵营。西晋时,这种营兵仍然保留,也负责宫城内外的宿卫。
六军之外,还有四军,即前、后、左、右四军,各设将军统领,分别屯驻在宫城外东西南北四面,负责宫城门和京城内外的警卫。
六校,为汉魏的五校(屯骑、步兵、越骑、长水、射声校尉)加上新增加的翊军校尉组成。二营,是西晋太康十年新建的积弩、积射二营。六校和二营也担任宫城的宿卫和皇帝出入的扈从。五卫率,为太子东宫所设,设东宫卫士。晋初,只设左右二卫率,后又增前、后、中三卫率,合称五卫率。卫率的任务是警卫东宫,也属于宿卫军。
屯住于京城郊外的牙门军,其编制情况不详。据记载:晋武帝于即位前夕(咸熙二年,265年),“置四护军以统城外诸”。由此可见,西晋与魏制相同,由领军统城内诸宿卫军,由护军统城外的宿卫军。
以上的宿卫军和牙门军,统称为中军,其总数当不少于魏末的10万人。其中宿卫军和牙门军,大约各半。
西晋的中军,在晋末永嘉之乱中,已全部被匈奴族的刘曜和羯族的石勒歼灭,东晋的中军,完全是重新组建的,所以,东晋中军各部的名称虽与西晋无大异,但中军数量及质量,已大不如前。中军的总头领,西晋初年称为中军将军,以后名称屡改,有北军中侯、中领军、领军等名称,东晋一直沿袭。
关于外军,是指屯驻在京师以外各地的驻防军。从制度上说,外军也属于中央军。外军的组成大致包括两部分:一是由中央设在各地的都督府(军府)所统领的军队;一是各封国所置的军队。
西晋时各军府(都督府)所统的军队,数量很大,总兵力达30万人左右,远远超过了中军。所以很难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居重御轻之势。据记载,当时大的军府兵力可达四、五万人,小的军府也在万人以上。各军府所属部队的战斗力,强弱不一。西晋时的关中都督、豫州都督为强镇;东晋时,荆、扬两州为强镇。尤其是侨置于京口(今江苏镇江)的南徐州(或南兖州)都督府所领的军队,大都是从北方徐、兖二州的流民中召募而来,这些士兵,因有国破家亡之恨,战斗力极强。胡三省说,“晋人谓京口为北府”,故其所领的军队也称为北府兵。这支军队在东晋中期以后,往往能左右国家的政局。
各封国所设的军队,也属外军。就每一个封国来说,其军队的数量并不大,但西晋共分封了500多个王、公、侯国,封国均可设军队。全国加起来,也是个不小的数目。
两晋的军兵种
两晋的军队,仍有陆军和水军之分,陆军中步兵的数目最大,但战斗力最强的却是骑兵,骑兵是陆军中的主力部队。另外,陆军中还有一部分车兵,是专门用来对付北方各国的骑兵而设的。曹魏时,水军较差,西晋建立后,为了准备灭吴,派王在益州训练水师达六、七年之久,共训练了水军数万,并制造了大量的舰船,“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在灭吴战争中,“王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水军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晋灭吴后,又收降了孙吴的全部水军,使西晋的水军比曹魏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东晋立国江南,有地利之便,水军的力量也比较强大。
两晋的兵力,前后变化很大。魏末全国的总兵力,已达近50万人。西晋灭吴后,又收降吴卒20余万人,使全国的总兵力达到了70万人左右,这时是西晋最盛时的兵力。“八王之乱”发生后,经过统治阶级内部的互相厮杀,使西晋的军事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再加上宗王势力的壮大,他们统领的外兵,已不听中央的指挥,当时西晋政府所能控制的军队,就只有10万左右的中军了。后来这支中军,又被匈奴族的刘曜和羯族的石勒所消灭。东晋偏安江南,人力和物力有限,国家的军力,最多也不超过20万,又大都被地方军镇所分割,因而造成了地方军镇控制中央政府的外重内轻之势。
兵役制度
西晋承魏制,仍实行世兵制。军户是当时国家军队的主要兵源。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是明令禁止募兵的。如晋武帝特允马隆募勇士平凉州,当时的公卿大臣认为:六军既众,州郡兵多,不宜另行招募以乱常典。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发生后,各地的军将领为扩大势力和补充损失,也曾实行募兵。如石超在荣,荀唏在高平,张云在洛阳,都曾进行过招募,但这都属权宜之计,并非常制。
东晋时也实行世兵制。但由于西晋灭亡时,中军已被歼,中原地区又落入少数民族之手。仅靠原来江南的部分外军和南迁流民的少量军户,已无法组建和扩充国家的军队,这就需要增编一部分军户。当时的江南,地广人稀,大小门阀士族,又控制着大量私家奴客,奴客在当时均注入主人的家籍,不属于国家的编户,故不服兵役。在这种情况下,东晋政府采取了如下几种措施来扩充军户:一是搜简逃户和隐户,如毛琚为淮南太守,曾于海陵之青浦搜捕逃赋入湖泽的人民近万家,以补兵户;二是用放免奴客的办法来扩充军户。永嘉之乱后,中原的民户逃至江南者,许多人已变成士族豪强的奴僮、佃客。这部分奴客,因原属国家的编户齐民,与国家允许私家占有的奴客有别,为了扩充军户,国家有时发布免奴为客令,先将其放免,然后编入军户。如晋元帝司马睿就曾下令:“免中州良人遭难为扬州诸郡僮客者,以备征役。”安帝时,司马元显发东南沿海诸郡免奴为客者为兵等。这种作法,不仅触犯了大族的利益,也引起了那些被放免而成为军户者的反抗。因为东晋的军户身份低下,所以,发布免奴为客令,有时会引起社会骚动。最后一种办法是使罪犯为兵。上述几种方式虽然补充了一部分军户,但一者数量有限,二者这些新增的军户素质太差,所以,仍然满足不了政府扩充军队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募兵制应运而生,并得到国家的允许。如祖逖北伐时,司马睿仅授于他一些粮秣,兵力则命其自行招募。到东晋后期,募兵已成为重要的兵源之一。国家的主力部队,大都靠招募而来。如著名的北府兵,就是由募兵组成的。
两晋时,也偶尔实行征兵制。如晋武帝伐吴,曾强征民户为兵;西晋末年怀帝时,裴盾在徐州征发民户为兵;东晋康帝时,庚翼在武昌征发六州民户为兵等。不过,这些都是为应急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在一般情况下,两晋是很少实行征兵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