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地泉，我把出国手续办好，一切应办之事，都准备妥帖，动身的时候，石筱山等许多朋友前来送行。他们对于我的远远离去，都十分难过，以为怎么如此匆促，说走就走呢？我说：
“目前这个战事是无边无沿的。我一走之后，也许可以斧底抽薪，让他们少些兴头。从我自身着想，我也必得到国外去看看，增长些见识学问，回来之后，再同大家一块儿好好地奋斗。”
从平地泉出发，走的是张家口到库伦的大路。是公路，固然平坦康庄; 不是路，也一般的平坦康庄。途中未遇一条河，也少见一株小树，三千里路全是一望无际、黄沙漠漠的辽阔平原。过戈壁沙漠，车行极是舒坦，途中常见一种野羊，活泼肥大，万千成群往往和汽车赛跑，别地从未见过。牛群马群亦最常见，还是逐水草而居的遗风。这一带没有房屋，所见唯有一种帐篷，即是毡幕。稍有高坡的地方，即堆以石头，挂以红布，蒙古语名为“乌数”， 意即是所供奉的神祇。因为他们的文明，还没有达到雕刻偶像的程度，故只有如此简单地供奉之。快到库伦的时候，经过汗山，想来大约即是可汗之汗。这一座山长约四十里，高约六七里。山上生满蓊郁苍翠的树木，都是几搂粗的大树。我看见这里忽然有这么多的大树，觉得很奇怪，就向当地百姓探问缘故。据云，昔康熙亲征蒙古，有一次打了败仗，就到这山上的树林里藏着，等候援兵。后来援兵来到，击败蒙兵，遂得奏平定朔漠之功。为要纪念这段史迹，清廷特以蒙古某王子为守林的官，年薪四十八万两，专门请他保护这山上的林木，不许百姓砍伐。数百年来相沿成习，树木迄无损害，所以才有今日的这种样儿。可见并不是这一带的气候土质不能长树，沿途所以缺乏林木者，恐怕还是人事的关系。漠北这一带，历代以来，都是战场。史记载，汉高祖困于白登，白登即在今日大同附近。由汉晋宋至元以迄明清，无代不于此间有杀伐之事。居民死于战祸，房也烧光，树也伐尽，又加百姓对树木不知保护，不知种植，树木自然有绝迹之势了。所以我说漠北少树，还是人祸使然，和气候土壤没有多少相干。过汗山时，见山上冒烟，知是树林着火。据说，这火往往经年不灭，因为一种迷信的关系，人民都不肯上山去救。似此情形，这里绝无仅有的一座树林，也有不保之虞了。
离库伦还有几十里路，即遇蒙古国民党的委员长丹巴多尔基和蒙古军官学校的许多人员前来欢迎。我下车一一握手道谢，同行到库伦城内，被招待住在他们蒙古政府所预备的一所房子里。那是一所木头建筑的洋房，装有地板和壁炉。那壁炉是用厚灰泥涂成，烧的很好的松木劈柴，名为“柈子”。室内阳光充足，温度也很适宜。
这次在蒙古共住三十多天，于研究党义和学习俄文之余，对蒙古政治社会各方面情形也作了一个大略的考察，现在所留的印象如下：
第一关于政治，是采用一党专政的政治，政治实权握于蒙古国民党之手。我居留库伦的时期，和他们的委员长及其他中央要员过从很密。一般地说，他们都生气勃勃，努力于政治工作，很有一种新兴的朝气。有一次他们党政两方举行联席会议，特意邀我去参加。会场是小小的一座屋子，只可容三十余人，结果到会的却有六十多，于是有的坐椅，有的坐凳，有的坐在凳衬子和椅凳背上。会议从上午八点开到下午四点，讨论的问题很多，发言者很是踊跃。在这八个钟头中间，大家只用了一次饭，每人两片黑面包和一杯红茶而已。据说他们日常生活都是如此简朴。问他们何以这样，回答说：“因为我们正在建设时期，民力有限，唯有努力撙节，始可成功。”这使我想到大禹治水，菲饮食卑宫室的故事，不禁非常感动。这种精神在今日的我国尚缺乏得很，我们应当惭愧的。
政府对于建设，此时已颇有成绩。只就房屋一项而论，满清统治了蒙古数百年，除了建筑几座愚民的工具—庙宇，便是一些窄狭黑暗的土房，此外再无建设可言。蒙古国民党当政后，在很短的时期内，便为平民建筑了够用的整齐木房，平时可供舒适地居住，有事时又可用作人民的会场。
此时他们已经摆脱了中国的统治，而实行独立。我认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长此分裂，殊可惋惜。我问他们的独立是否可以取消，他们回答是独立可以取消，但须中国有真正的人民政府出现。后来我在赴莫斯科途中的一个车站上，遇到一个赴俄参观的西藏代表。他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足见蒙藏脱离中国而独立，固然各有其政治背景，但我国政治未上轨道，不足以获得蒙藏人民的信赖，却是个主要的内在因素。这一点，实在值得我们警惕和勉励。
其次谈到人口，蒙古本有一千二百万人。在满清长期统治之后，今已减少至五十万人。满清利用喇嘛教以统治蒙古人民，凡有兄弟八人者，七人须当喇嘛；兄弟五人者，四人须当喇嘛；仅有一人可为娶妻生子的平民。当喇嘛者有红黄缎子穿，又可坐享优厚的俸禄。女子没有充当喇嘛的福气，但又难找得相当的配偶，于是都做了内地人泄欲的对象。因为由本部内地来的文武官吏及军队、商人，都以道远不能携带家眷，他们都可以在这里找到临时太太。一方面是七八个蒙古男子仅有一个妻子，一方面是一个蒙古女子，有若干的内地人为她的临时丈夫，事实上形成一个乱交的社会。同时男女卫生都不讲究，染上淋病、梅毒以后，唯有听其自然。当时活佛即患梅毒，烂塌了鼻子。据说目前检查结果，蒙古青年十七岁至二十五岁者百分之八十五都患有花柳病，二十五岁以上者，所占百分比自然更大了。这种现象是太可怕了，若听其继续存在，马上就会有灭绝种族的危险！那次和蒙古国民党的朋友谈及这个问题，他们把这一点也作为他们脱离中国而独立的理由。他们说：
“你看，中国政府就这样防制我们，使我们就要灭种，使我们民族无法生存，你看我们怎么还能和你们在一起？”
我诧异道：“你这是什么话？这明明是满清政府防制你们的，怎么说是中国政府？我们中国内部的人民，不是和你们受满清政府同样的压迫和虐害的吗？”
其时蒙古喇嘛教领袖即是活佛，名哲布尊丹巴。在过去，活佛的地位等于专制时代的皇帝，一切生死予夺之权都归他一人掌握。他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的顾忌。每年各地的王公及其眷属要来朝拜一次；王公的眷属中有年轻貌美可使活佛中意的，活佛便有权强她留在宫内，与他们做“欢喜佛”。王公们一则忧于他的淫威，二则恐怕也已积久成习，视为当然，对此横行，丝毫不加反抗。这位活佛因淫欲无度，不但患有花柳病，烂塌了鼻子，而且闹得身体虚弱达于极点，两眼渐致失明，甚至坐着不动时，也须人扶持。
库伦附近的大庙，我都曾参观过。活佛的宫里那时出卖各项东西。我买了两个大菜碗，是江西瓷的，每个价只一元。宫里每个屋子都污秽凌乱，处处表现着愚民害民的作风，无半点知识可言，无半点新气象可言。座前有一种特为朝拜者设备的磕头的板垫，前高后低。磕头时突然地向地一扑，站起来，又突然一扑，大约是五体投地的意思。我觉得如此做体操，于身体倒有些益处。 又有“转经藏”玄虚妄诞，更为可笑。
革命后的蒙古政府对社会旧有制度及习尚，颇有一种大刀阔斧的革命精神，一方面打倒了活佛的权威，一方面努力于破除迷信的工作。社会上顽固分子，即喇嘛阶级，虽然仍旧保持着他们的宗教信仰，但大多数青年都已不受其害，其中为喇嘛者，亦多已还俗，各理生业。同时新政府对于破除迷信的工作极是努力，初时当然颇遇阻力，但政府不顾一切，经过一时期快刀斩乱麻的干法，收效已大有可观。我们中国凡事都讲中庸，谈改革亦是因循迁就，结果变成妥协，谋国者慎重考虑以将事，不愿过于急进致引起旧社会之反感。这种苦心，我们自当体谅。但是为使旧势力安定，而致社会上之垃杂污秽一仍其旧，则青年主人们必以为谋国者无改革之心，新的中国将永无出现之日。这是失策的，此种权衡，却万不可大意。清汤斌在南京只留文武庙，其余一切佛道寺庙一概废除，这种好的精神，至今反而少见。我国自革命以来只有广西还做出不坏的成绩，其余各地，都比不上。曾文正公言求学之道如炖肉然，一上来当以猛火烧之，基础立后，再以细火慢慢地烧，我以为谈改革、谈革命，亦是同样的道理。那时是民国十四年，此十余年间，蒙古的情形想必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军事方面，蒙古行的是征兵制，现役兵当时有步兵两旅，骑兵四旅，军械崭新，服装整齐，与俄军大致相同。聘有俄国顾问，训练时从旁指导。士兵教育很注重历史知识的灌输与民族精神的发扬。成吉思汗、忽必烈等的丰功伟绩，在每个士兵头脑里都打入深刻印象。所唱军歌音调迟缓雄壮，歌词亦皆系对于民族英烈的颂扬。其步法缓慢庄重，亦殊足表现蒙古人的精神。那时的陆军部长是一位旧王公，有一位将军则为新国民党。我住处的岗兵皆蒙古青年，与之谈话，觉得他们的知识水准颇高。
蒙古风俗以骑马为最可取。马是蒙古人民主要财产，家家都养着很多的马。蒙古的马草与内地不同，一二尺长的将干的马草，以手握之，缩成一团，一放手，便又照原样舒开。因为有这么良好的草饲养，所以蒙古的马都特别雄壮。蒙古人无论男女都是骑马的好手，当草丰马肥的时候，一个个强健的男女在广漠的草原上驰骋如飞，很有一种古骑士的风味。他们因为善骑，日常生活多在野外，少在屋中。看望亲友，办理事情，这家到那家，二三百里往来都是骑马; 跳上马背，一鞭如飞，极是有趣。我在蒙古街上看见朋友相遇，一边谈着话，一边就蹲下大便，无论男女都是如此。虽然他们都穿着长袍，蹲在地上解手，别人看不出来，但总不雅观。初时颇以为怪，后来我想到这种习惯，怕即是野外生活所养成，因为野外是找不到厕所的。
因为马多，蒙古人都喝“马奶”，客来了，也先以马奶相敬，并且还有人欢喜喝发酵后味道变酸的马奶。近来从俄国留学回去的青年男女渐多，这种不合卫生的习惯，想必也可以革除了。
蒙古人吃肉的办法也很新奇。他们把一块一块切碎的肉放在煮沸的水里轻轻地涮一涮，拿出来就往嘴里塞，那些半生不熟的肉上有时竟还带着鲜血。他们以肉为主要食粮，当兵的也每人每日发给二三十两肉，往往手持大段带骨的肉，在开水中涮一涮，带着血吃，而把一二两面包当咸菜吃。大概整天吃肉的缘故，所以牙齿都特别好。据说蒙古人的牙齿在世界上可居第一位，张家口、河南次之，江浙又次之，美国人的牙齿最坏。他们这样地拼命吃肉，故而吃茶便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一件大事。吃完饭后，便要痛饮一番熬煮得发红发黑的浓茶。一次二三两，连茶叶一并吃掉。据他们说饭后不喝茶一定要生病；他们认为喝茶有医药的功用。他们喝的茶都是汉口、九江等地运去的茶砖。内地茶在蒙古是笔很好的生意。目今我国的茶在世界上地位日渐低落，我们应以科学的方法设法改良，加工精制，以挽回既失的利益。
我在蒙古居留期间，食的方面还没有感到很大的不便，但吃水却成为一个问题。库伦人都是吃河水，河水虽很清，但至为污秽。除此种河水而外，再无他种水可吃，虽经滤清，总不能滤净。现在库伦的街市河渠，经新政府的整治当已清洁多了，但吃水一事，还须谋改良。
蒙古人喜欢穿绸缎，尤其喜欢穿红黄紫三种颜色。绸缎皆我们内地出品，在此销路至旺。过去我们中国的绸缎驰名世界，唯以固步自封，不知改良，至今出口数量显然已大大减少，就是中国的老爷、太太、小姐们也多喜用外国的人造丝及毛织品了。这是可悲的现象。我们应该努力提倡国货，还须力谋丝绸质料的改良。我想以中国蚕丝的优美，不难恢复原有地位。
蒙古人住的房子，叫做“蒙古包”。有全毡的，有半毡的，也有不是毡的。大者能容一千多人。平民的房子里不很清洁，富有者则尚齐整。室中多设炕桌，亦坐亦卧。这与日本的习尚有点相似。于是日本人就借此造谣，说蒙古族和他们是同胞弟兄，和中国人则同曾祖，所以他们反倒亲些。又蒙古民歌声调悠扬缓慢，日本人亦说和日本民歌相同；我听着倒有点像我们中国的秧歌。蒙古人家门口多悬挂写有经文的各色布条，屋内置有藏着经卷的能转动的圆箱，往来的人推转一下，即如读经一遍，希望借此得到他们所祈求的幸福。
他们的丧葬最为奇特，人死之后，不和内地人似的很隆重地用衣棺装殓，却把死尸抛在野地里，让野狗去吃。若野狗不肯吃那死尸，他们就认为极不名誉的事，即须念经求忏，不是说他本人不好，便是说他祖宗有损阴德。在我们内地，有树木可制棺材，有广大的土地可资埋葬，亦有埋于石岩中，投于水中及山沟中者；蒙古无树木，又没深山大水，天气严寒，土地凝冻深入五、六尺，要挖掘，亦挖掘不动，故造成这种丧葬之俗。新政府成立，设法运输木料，然仍不能为棺椁之用。苏联有广大的火葬场，谁家死了人，先盛以薄板棺木，而后抬入火葬场中焚化之。葬场形如坟塞，棺入其中，点火即燃，几分钟内化为灰烬，将骨灰盛木匣中，上立号码嵌像片，置于木龛中，同时开追悼会哀悼死者。我以为这种办法，较之看风水固佳，就是比埋在土中，占了有用之土，亦进步多了。蒙古有此丧葬怪俗，所以蒙古的野狗极是凶恶，若人醉卧在地，必有被野狗吃掉的危险。闻苏联朋友谈及，曾有二俄人酒醉后回家，为时已晚，走至野外边遇野狗，即被抓倒吃掉。这种野狗到处多是，皆是吃人肉的专家。因为他们平常吃人肉吃出味儿来了。
蒙古政府充满新兴的气象，握政权的人大都是有朝气的青年。年轻的委员长丹巴多尔基，年龄还不到三十岁。听说和他同往俄国留学的同学，一行七、八个人，都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现时在蒙古政府服务的缺泼林，便是其中的一个。他们都具有崭新的头脑，勇气勃勃，在俄国学成归国后，便领导起国民党干了这一番在蒙古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大业，真是值得人们钦佩。
丹巴多尔基在民众中的信仰，后来大大不如从前了。原因是他错娶了一个由北平到库伦演戏的女戏子为妻。此女子奢华浪漫，在新蒙古社会中无人看得过去，以为她绝非正经人。这事仅关个人的私德，本来算不了什么大事。但社会上一般人的看法，与当事人的观感却不相同。当事人或者认为婚姻自由，别人无权过问，可是一般人则以为其品行浪漫，行为有亏，于是在政治上减少了人民对于他的信仰。一个大有可为的革命青年，逐渐地竟变成一个不能施展的人物。有些人说丹巴多尔基对于主义的信仰以及其革命的精神，已经一年不如一年，不知是真相如此，抑或是一般人因他的婚姻问题对他减低了信仰而生的批评。
库伦是个被压迫民族的聚会处所。这些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领袖，时常集会讨论反帝的一类事情。社会一切活动，都多少与革命有关。有一次那儿开了个联欢会，在会场演了一出叫做《第三国际之夜》的新剧，我看了很受感动，觉得富有教育的意味。那次联欢会上游艺项目很多，歌唱、跳舞、各式各样都有。出演者包括了东方每个民族，有安南、缅甸、新疆、西藏、阿尔泰、内蒙古、印度、高丽、台湾等处人。他们以其本乡本土的技艺，在那里大显身手。故每个节目都富有地方色彩，我从未见过听过。有两位阿尔泰女子，都只二十岁左右，表演舞蹈，腰部左右扭动，活跃之极，种种姿态，都足可活泼血脉，健强身体，与我们国术的用意是相同的。会场之外有一大房间，出卖茶点，饮食洁净，招待周到，各民族人民熙熙攘攘、一团和气。可是没有一个人不对帝国主义者摩拳擦掌，每一谈及，则咬牙切齿。帝国主义者张牙舞爪、高高居上，在其脚下的被压迫者则无时无刻不谋打倒之、推翻之，以争取自由与人的幸福；今日不成待明日，此地不成到那地。他们不把吃人者打倒，是死也不会甘心的。想到这夜的经过，的确是一个充满快乐与希望的民族联欢会。
在库伦驻有俄国公使，为铁匠出身，个儿高大，是一个很有学问的外交家。我有几次和他讨论关于苏联的政治组织及制度宪法等项的问题，他按照苏联地图及苏联组织系统图等等替我讲了三四天，详说革命前及以后情形，使我获益不少。我在他家吃过几次饭，菜很丰盛，养料极有讲究，每次都是由他和他的太太陪着。有一天我要求参观他们的厨房和卧室，他不好拒绝，我在厨房中看见一位老婆婆，系着围裙，忙着操作。我问是何人，说是他老太太。我看她穿的衣服比他太太差得很多，面色也不如他太太丰满。同时我在另一位住在库伦专门帮助中国革命政府输送军火的苏联朋友的家里吃饭，也遇见同样的现象。这里给我很不好的印象。太太年轻好看，就摆出来陪客；老娘年迈，有了皱纹， 就藏之房中，使之操作。这真是“东家短，西家长，娶了媳妇不要娘”了。我以为无论如何，婆婆总比媳妇年老，年轻人在厨房里做饭，当比年老的敏捷而能胜任。如果说太太陪着客人吃饭是一种礼貌，那么做完饭后再换衣服来陪客人也不算是件失礼的事。听说西欧，尤其德俄等国的普通民众都有这种习俗。我总觉得这事不合理。他们的社会如果再进化一步，决不会使衰老的父母替儿子媳妇来劳碌操作，而让儿子媳妇坐享安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自己的老尚不知敬奉，又安能敬奉别人之老呢？我曾细思此事，觉得不如中国的文明。难道是我的传统观念吗？
在库伦还驻着俄国的几连骑兵。一次在他们操练的时候，我被请去参观。别的倒没有见出什么优点，就见他们的骑兵有惊人之处。他们上一个很陡的山坡，很快地便跃马而上；下来的时候，如疾风骤雨似的驰来，非常地神速。飞马上山，我们也可做到，唯下山亦骤驰如飞，我们就断断不能了。所谓哥萨克骑兵甲于天下，真是名不虚传！我也曾往他们兵营里参观。营房的地板擦得很干净，一切内务也大致不坏；只是室中有一种特殊的臭味。这种臭味，我想是俄人特有的狐臭气。我的俄国顾问和我谈话的时候，常洒香水，不知是不是避免这种臭味的缘故。
我在俄国营房里，看见一个兵在那儿睡得很甜。我没叫人把他惊醒，只请另一个兵把放在他的靴子里的包脚布取出来给我看看( 他们都是不穿袜子而用包脚布)。那包脚布却是很脏，再看他的赤脚，趾甲未剪，都长得包过了趾头，别的士兵见我注意检看这些，大家都笑了。我觉得士兵的卫生，必须讲究，头发和脚趾甲、手指甲的修剪，以及包脚布的洗涤，尤有注意的必要。这些方面当长官的如能真正注意到，士兵的疾病一定可以减少的。
第三国际驻库伦代表阿母加，是个很有学识的布利亚特蒙古青年。我请他讲解关于第三国际的一些问题。他为我一连讲了两个星期。从第一国际一直谈到第三国际的成立及其发展的历史，详尽深刻，娓娓动人。我至今还记得他所说的道理。他极力地阐述，说英雄的时代于今完全过去了，革命事业不是一二个人所可做成的，必须有群众，必须有主义，必须有组织，否则必不成功。左讲右讲，阐发无遗，我觉得句句都是针对我说的，我听了之后，很是敬佩。从那时起，我立下决心，一定要切切实实地把国际政治及新兴政治原理研究一下，以弥补我个人的缺憾。
我从平地泉出发的时候，奉张、直吴和直鲁联军已将联合出兵，向国民军压迫。我在库伦时，张家口方面每天有电报来报告，说张、吴等并不因为我的出国而放弃消灭国民军的祸心，反而认为是对国民军攻击的好机会，益发变本加厉地施行压迫。军阀祸国，唯利是图，对这种足以亡国的战争，实令人感到无限的愤慨。此时陈友仁、顾孟余、鲍罗廷、陈启修、徐季龙等许多国民党朋友从北平取道海参崴到广东去。经过库伦，由他们的谈话里，才知道北京闹出“三·一八”惨案和广东有三月二十日的事情。后陈、鲍等动身，徐季龙先生留下，决心和我同赴莫斯科。徐再三地说我入党，和我说：
“我们的党，决不是你心目中所想的那个党。这个党是有组织、有主义、 有纪律的一种政党。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前提，决不是所谓‘君子群而不党’的党，也更不是‘营私结党’的党。”
此时我受各方面影响，已决心加入国民党，作为一个党员，共同为中国奋斗。听了徐先生精辟的讲话后，益加兴奋，当时即由徐先生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我们准备妥善，即乘汽车由库伦出发，取道乌金斯克，搭火车去莫斯科。由库伦北行，几百里地的长途，森林遍地，都极茂密，每座小则三五十里，大则竟达一二百里。树木每株高约二三丈，也有高数十丈者。田地纵横，都是黑土，也都肥美得很。农人都是山东、大同一带的移民。回想自张家口到库伦的途中，一片荒漠，不见一株树木、一块可耕之地，情形完全两样了。
第一天到达某地，晚上住在一家俄国人开的小旅店里。这儿的旅店大多是俄人开设，屋子都是租的本地蒙古人的。据说蒙古人不善经营这种事业，我以为是蒙古人不进步之处。于途遇着许多赴德留学的蒙古青年，他们的年龄都在十二、三岁左右，骑着马很快地往前进发。我问他们到德国学习什么科目。他们回说一组学医，一组则习兽医。我听说后不胜感想，国家要为人民争幸福、谋利益，决不是空口说白话所能奏效的，须确切知道人民的病痛，而后针对着他们的病痛，实事求是地设法解救，人民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目前蒙古人的痛苦最大的便是医学不发达。人民有病只知求神问卜，乞灵于偶像。牲畜有病，更是无法医治。蒙古政府能够着眼于此，派人到国外专门学习医学，才是真正为民谋利的政绩。因此我想到我们自己的国家，人民穷困、百废待兴，无事无处不需要专门人才。但我们有了专门人才，却往往不会才尽其用。学纺织的可以去当县太爷，学采矿的可以去当外交官。亦有一种学成之后，无人援引，乃至因守不用，埋没其材。更有一种专门技术家，归国后无从用其所长，亦卒致学非所用，不能施展。这却是关系我国前途的严重问题，是急须设法调整的。
买卖城位于俄蒙的交界。我们一过此地，便见一旅俄国骑兵列队欢迎，阵容整肃，人人精神抖擞，很有一种新兴的气象。我在那雄浑悠扬的欢迎乐声中，从他们面前走过，看着他们人马强壮，真不愧为世界著名的红军。他们等我们的行列过去，便即上马，用快的速度抢到我的汽车前面，疾驰先导，如飞一般。这想是要露一着给我看看。我很担心他们的人马过分地疲劳，或致跌失。真是好武艺！
那一天住在恰克图；我们未到以前，已有人把旅馆预备好了。我因要察看本地各方面的情形，耽搁了一个整天。参观了工人住宅，也看了农人的各种活动。那儿整个是农工的世界，坐享其成的有闲阶级，以及对劳动大众压迫剥削的种种黑暗现象，都是看不见的了。那儿的驻军，每一连设有一座列宁室，为一种俱乐部的性质。这完全是为灌输主义及对士兵施行政治教育的地方。我曾向一个士兵问及其关于中山先生、张作霖、吴佩孚等人的过去历史及今日为人和主张，都能对答如流，极是熟悉。可见他们对士兵政治训练多么注重。在此地又参观红党与白党作战的遗迹，徘徊很久，亦使人不胜感想。
从恰克图往上乌金斯克还是坐汽车，路上过河的时候，遇见一位布利亚特蒙古的老百姓。他戴着一顶帽子，样式与满清时代的红缨帽相仿佛。我请翻译把我的话翻给他说：
“你这帽子好像是满清时代的官帽，为什么还戴这个？”
那个老者回答道：“帽子虽然不好，可是我们本地自制的货。我们不买外国货。”言时语音安详，态度谦和，很有学问与修养的样子。我想到我国的上层社会，虽然国困民穷，却非外国货不买的情形，不禁使我面红耳赤。
这一路都正在修筑公路，不远即有一座未成的桥梁，不远又有一座新修好的。筑路工人络绎不绝于道。
过了河，便到上乌金斯克，已是夜间十一点钟了。当地各机关人员都到二十里以外来欢迎。据说一两天以前接到消息，便到城外等候接迎。我听说觉得很对不起他们的热诚友谊和相爱之意。这儿的住宅虽然多是土筑的屋子，但是家家户户都有玻璃窗，窗前还陈设着美丽的花草，很是清幽雅洁。街上也很清洁，不像库伦那样，这里一堆粪秽，那里一堆拉杂的污脏不堪。上乌金斯克附近树林中都是有电灯，沿途装有电话，已经一天一天在现代化了。
到上乌金斯克的第二天正是五一劳动节，这在苏俄是很重要的一个纪念日。当地政府来函，邀我参加他们的纪念会，并参观阅兵。那天天气和暖，两天前还有三尺多厚的积雪，此刻已化为泥水，街道低洼的地方都有积水，泥泞遍地，颇有些难行。据说这里只有冬夏，没有春秋。那时天气方由严寒转变暖和，所以积雪便很快地融化了。
大会是在布利亚特蒙古政府领导之下召开的。他们最先请我向群众讲演。我说完后，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女工上讲台讲话。她讲的话，翻译为我详细转译，大意说：
“今天是五一节，我们今天很欣幸地能够在这儿欢天喜地地开会。可是在这同一日子，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动大众的纪念会可不能像我们这等自由与快乐，他们的会场会被军警捣乱，他们的身体会被军警殴打拘捕！…… ”
据说她是一个洗衣服的工人，却说出这样富于煽动力量的话来。她说完后，又上来一个十四五岁的女孩，这女孩讲的话也很能感动听众，讲得大家摩拳擦掌，异常兴奋。
会毕开始游行与操演，女工在前，男工在后，工人过完后是军队。我和他们的主席团同站在楼上参观，行列在军乐洋洋的声中，一排一排地经过，很是整齐庄肃。每逢走过参观台的时候，台上检阅委员就向他们发问：
“你们预备好了没有？”
“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联合全世界弱小民族，打倒帝国主义！”大家如雷似的答应着。
这样一问一答地过去，空气非常地热烈和紧张。
这次使我最难忘记的，是几千个木工、铁工、泥瓦工等工人也按着队伍的步法，很整齐地参与操演。我们训练六个月的新兵也不如他们的成绩。更稀奇的是有一千多女工，头上蒙着红布或者花布，裤脚卷到膝盖，袖子卷到臂膊以上，也同样挺起胸脯，很雄武地在列中走着。我见了这种种情形，忍不住的眼泪如珠一般地下落。徐季龙先生问我怎么回事？
“人家的国家是这么一种情形，我们的国家却演着混战的丑剧；人家的女子是这么一种情形，我们的女同胞还在缠着小脚！想起来我怎能不流泪！”
“请冯先生进去喝茶吧！”大家都劝我说。
我抱着满怀兴奋与悲痛的情绪，离开了参观台。
分列式结束之后，我就约请布利亚特蒙古政府中央委员们谈话。据说，布利亚特蒙古的并入俄国版图，据俄史记载，是在康熙年间，那正是俄国皇帝专制时期。他们民族被看做下等人种，受了俄政府种种限制与压迫。比如不准当兵，不准设立学校，不准进城活动，不准穿用俄人的衣服；结果只允许他们修庙信佛当喇嘛，这个不但不加干涉，反予以种种鼓励，以保持他们永劫不复的陈腐古旧的生活。十月革命以后，他们身上的枷锁便完全解除了。他们组织了布利亚特政府，也成立了特为布利亚特人而设立的政治学校和军官学校，以一个民族的平等资格成为苏俄联邦的一分子。他们政府的委员大都属于农工阶级以及精神劳动分子。他们的社会是非工不食，凡是不参加劳动的人，是绝对不能立足的。我想这正与我国的情形相反。那时在我国，是工人无权，农人无权，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无权；社会上的权力者不是封建余孽，便是买办资本家，或者是叨祖宗及父兄之余荫而坐享其骄奢淫逸生活的老爷少爷！在我们中国社会上是“一人当官三辈爷”，行的是现代国家中最奇怪的制度。
从海参崴到上乌金斯克，火车须行六天六夜。由上乌金斯克到莫斯科，也须花去六天六夜的时间。这是世界上很长的一条铁路。我在上乌金斯克住了一天，便由这条铁路向莫斯科出发。
火车分头、二、三等。苏联政府特为我挂了一辆头等车。我不愿坐头等车，要求改挂三等。我的顾问说这是政府的命令，不能改变。但我坚持不肯。结果是用了折中办法，改挂了一辆二等车。上车的时候，布利亚特的军队和学生都到车站欢送，男生四五百，女生二三百，人人大个大脸大手大脚，整整齐齐地站在那里，如钢铁一般。看他们的皮肤头发，眼鼻嘴脸，无不和我们中国人相同，但我们中国青年却多柔弱，未能到此健康地步。我接受着他们那种热烈诚挚的友情，心里感到万分的难过和万分的惭愧，又不禁热泪夺眶而出。
当尚未上车、正在候车室里坐着的时候，遇见了一个穿黄袍
子的喇嘛。我和他攀谈，问他是不是活佛，他说：“是的，但已不准继续收徒弟。”“你是不是真心虔诚信佛呢？”“哪里是真心信仰！真心信佛的是猪猡！ ”他的回答使我十分诧异。在我国佛教势力还是很大，甚至留
学生之中也有不少信奉佛教的，他们如果听了这位活佛的话，不晓得作何感想。
沿途各站都有驻军排队欢迎。乌木斯克是沿铁道附近各大城市约定欢迎的总地点，各省的军政党三方代表，都赶到这儿候迎。我下车致礼，看见了那些政府人员都是衣服油污，拿着器物，有一位代表肋下挟着一柄铁铲，样子像一个油厨子。他向我致欢迎词，讲了一个多钟头的话，极有条理，极有热情。我问翻译：
“他讲的是什么？”
“他是省党部委员，讲的是欢迎词。”
“他挟着铁铲干什么？”
“他在工厂里做工，铁铲是他的工作器具。”
“这太不像省党部委员的样子了。”
“苏俄目前就是这种风气，人人以做工为荣耀，以穿脏污的衣服为可敬。假如一个人衣服穿得太整齐干净，反倒被人耻笑，被人攻击，不曰资本家，就是骂他新官僚。”
我听说了后，对苏俄当局埋头苦干，建设新国家的情形，于惊奇之中深致无限的敬佩！ “资本家”、“新官僚”只是两个人人引以为耻的名词，维持了全体人民的工作精神。
忘记是在一个什么车站上，上来了一位苏俄的军区司令。这位老先生已经六十多岁。我因为他身负军事重任，想由他处更深一步地了解苏俄，经顾问替我们介绍后，我与他长谈起来。我问他许多问题，他都详尽相告，最使我觉得奇异的，是他告诉我他不是共产党员。我说：
“你不是共产党员，政府怎么会叫你担负这样重要的军事行政责任呢？”
“我本来是旧俄的老军官，现在政府所以肯畀我此职，一来因为我有三个儿子，都是共产党员，政府对我颇能信任；二来苏俄行的是征兵制，假使非党员便不能充任军官的话，便不免引起国民许多的疑难了。”
他以为这是苏俄政府手段高明之处，说如此即可借他向百姓宣传，说政府并不一定重用党员，非党员的我们也一律重用，无分轩轾。我听了，甚是兴奋。
后来他又说及一九二一年美日联军进占西伯利亚的情形以及苏俄获得最后胜利的原因，他说：
“国际的联军配备和士兵的训练都很好，作战能力也不错。西伯利亚已经被他们占领了广大的城区。但苏俄红军所以卒能把顽强的敌人驱逐出境，第一是宣传工作做得好，我们用飞机散放传单，赤裸裸地揭露了敌国资本家进攻苏俄的野心和一般官兵为资本家效死的非计。敌军的下级官佐和士兵看了这些宣传品皆很受感动，渐渐都不肯出死命作战。第二是红军采取了致敌死命的游击战术。那次国际联军在西伯利亚布置了六千里地长的一道战线。这条过长的战线，他们无论如何也难以顾及周到。红军埋伏在战线两旁，抓着适当的机会，便随时予他们一个猝不及防的袭击；同时，对于他们的运输和接济也巧妙地给予许多阻碍和破坏，使他们随时随地都可遇到袭击。于是敌军陷于一种恐怖氛围中，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无法可以克复他们的艰难和困苦。这两方面已够保证红军最后胜利的取得。再加上红军吃苦耐劳，战斗意志坚强，对于主义有深刻认识，以及到处都有广大民众的协助和合作，于是帝国主义者的联军便不得不在重大损失、无法支持的情况之下，退出俄境了。”
军区司令的这番谈话，给我莫大的欣喜，真是“与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了。
过乌拉山后，沿途各站都有不少的小贩。他们贩卖的都是全国各地特产的工艺品。我觉得这个办法很好，我想我国各地精美的土产也很多，像宜兴的陶器、无锡的泥塑、潍县的手杖、掖县的滑石等等，都是能引起中外旅客们心爱的物品。如果把全国各地这些工艺品运到铁路各站贩卖，岂不增加很大的销路！但这个事体不是仅凭百姓的力量所能办到的，而当时我们政府正忙于权力的争夺，又哪有心力管这些闲账呢！
沿途各站都准备着热水，旅客们可以随意取用，不出水资。旅客下车喝水，都自动排队，按照秩序先后取饮，好像有人指挥似的，绝对没有争先恐后的现象。在我国，当火车进站，刚刚停下的时候，旅客们便一拥而下，等到火车行开，又拼命地往上挤，那种你推我挤，紊乱纷杂的情形，与这儿秩序井然的现象一比较，真令人生无限感慨！我看这不是一件小事，完全表现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决不是政府的功令、军警的打骂所可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