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深夜到十七日凌晨爆发的“广州事变”，是蒋、汪合作的联合行动，目的在驱逐李济深出广东，使蒋介石可以卷土重来，重奠广州革命根据地。所以这一事变，又称“驱李之役”。（陈公博：《苦笑集?驱李之役》。）
“驱李之役”的方案，是蒋介石提出来的。蒋氏去日本考察以后，考虑到南京既为“特别委员会”所控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要在广州重奠革命根据地。而广州不是受命于李济深吗？于是就派宋子文到广州来找汪精卫、陈公博，要他们策动张发奎、黄琪翔采取行动，夺取广东军政大权。蒋介石准备从日本回国后即来广州与汪精卫合作，建立中央。蒋氏还由宋子文给汪精卫三十万元，作为“驱李之役”的特别开支。
“驱李之役”，实际上并不费多大力气就完成了。因为汪精卫骗李济深陪他联翩赴沪会晤蒋介石，李氏不知是计，欣然同行。及变起，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会同李福林、薛岳两部，包围黄绍竑在广州吉祥路的住宅，企图拘捕黄绍竑作为人质，勒令桂军驻西江和北江的部队缴械。（南昌起义后，黄绍竑应李济深之请，调第十五军两个师到粤，协同进击南下广东潮汕的起义军。）黄事前闻变避往香港。次日广州出现“欢送李济深”，“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拥护汪精卫”等标语。
十一月十八日，在张发奎、陈公博、顾孟余控制下的广州政治分会，任命张发奎为广州军委会主席，顾孟余为广州政治分会主席，陈公博为广东省政府代理主席，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此一任命此时尚未公开发表）。这些人事部署，证明汪派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他们真的取李济深而代之了。
白崇禧在上海接到黄绍竑从香港经由张兆棠（广西银行驻港办事处）拍来的电报，知粤局有变，急乘淞沪卫戍司令部的快轮去武汉与李宗仁会晤，商讨粤变因应方针。白崇禧这时不知道“广州事变”与蒋介石有关。以为张、黄此举纯在反桂。因此李宗仁、白崇禧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急忙从武汉打电报给张发奎、黄琪翔，谓：“桂军已全部返桂，请停止内战，等待中央解决。”
“广州事变”发生后，黄琪翔派兵分头追击桂军在粤北江和西江部队，广州防务空虚，从而给中国共产党人以广州起义的有利时机，使广东出现进一步混乱的政治局势。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国共产党乘张发奎、黄琪翔与桂军混战之际，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同志的领导下，发动了广州武装起义。尽管此一起义后来失败了，但其影响是深远的。
广州起义一发动，汪精卫知事不妙，要求蒋介石采取具体措施保护张发奎，蒋氏以张“驱李之役”曾有贡献，遂于十二月十三日自上海发出令张发奎“戴罪立功”的电报。
此时，蒋介石返京复职，由于受汪精卫拥戴，已有了法律上的依据。但南京国民政府，仍在李宗仁、白崇禧影响之下，因此，国民政府毅然在十二月十四日下令解除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1893—1968，1911年加入同盟会。1949年任广州市警察局长，不久赴香港。1952年7月到台北。）的职务，派缪培南为第四军军长。十六日，又令邓泽如、古应芬查办汪精卫、顾孟余、陈公博等，上海卫戍司令部派兵把他们全部监视起来。汪氏看到大势已去，被迫于十二月十六日秘密离开上海，到香港后又偕同黄琪翔赴欧。一九二七年九月开始的蒋、汪合作，遂以蒋介石上台汪精卫出国而告终。
李宗仁在南京活动的结果，十二月十九日，国民政府下令派白崇禧慰劳西征军，并代表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准备在必要时进兵广东，这是对粤便采取军事解决方针的组成部分。白崇禧于奉令后，即电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辞去淞沪卫戍总司令兼职。不久，白崇禧遂赴武汉代李宗仁指挥第三路军，进兵湖南，解决唐生智旧部，使两湖局面为之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