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温斯顿·丘吉尔在议会里步履沉重地回答着有关北非危机的愤怒质问。他自己早先炫耀的、不久英军将进入的黎波里的大话现在听起来显得十分空洞。现在，全世界报刊上的英雄不是丘吉尔，而是一个戴着有机玻璃眼镜、佩着功勋奖章的可憎的坦克将军。“我无法告诉你们，”丘吉尔对议院的议员们说，“眼下昔兰尼加西部前线的形势如何。目前与我们作战的对手是个十分大胆而又精通战术的人，如果撇开战争的浩劫来说，这是一位了不起的将军……”
暂别了，昔兰尼加
英军在1941年11月中旬发起的“十字军”行动终于让隆美尔深深地品尝到了失败的滋味，撤退成了他惟一的选择。这是隆美尔一生中历经沙场、所向披靡数十年以来的第一次撤退。对隆美尔来说，这是一次莫大的屈辱。“人得学会多么的谦卑啊。”隆美尔在信中顾影自怜地说。
隆美尔向西撤离的第一个停留点是托卜鲁克以西的卡扎拉战线。然而撤退也并不是容易的，大批尚未摩托化、缓慢而又恐慌的意大利军队成了他的累赘，他们没有汽油或弹药再打回去了。即使隆美尔的精锐部队，此时也已元气大伤，纽曼·西尔科已经静卧在战士墓群中，永远地留在了昔兰尼加这片大沙漠中。第九轻装甲师的新任指挥官苏梅曼也在一次英国空军的进攻中阵亡。而一些幸存下来的指挥官却正在被一种狂沙般不可遏制的沙漠瘟疫吞噬着，甚至克鲁威尔也因传染上黄疸病而无法在战场上挥洒自如了。驻扎在塞卢姆前线各据点以及巴尔迪亚要塞中的14000名士兵是他留在沙漠中的仅有部队了。在所有的装甲兵团已移向西方越来越远的地方的同时，这些留在沙漠中的士兵会迎来什么样的命运呢？
1941年12月初，隆美尔成了一只夹着尾巴的狐狸，内心满是凄楚，孤独地蹲守在不足20公里长的卡扎拉防线里。这道防线的尽头是一片空旷无边、根本不用防御的沙漠沼泽。隆美尔临时住在一所小房子里，孤独地承受着来自意大利和德国军队内部各层军官的责难，同时又不得不时刻提防着来自英军的各种打击。这道防线早已远离托卜鲁克守军的炮火射程，但尾随而来的英军却时常出现。
几个星期以来，隆美尔一直穿着军装裹着大衣睡觉。卡扎拉的夜间仍然是非常寒冷的，而内心同样寒冷的隆美尔也无心去洗一个澡或是换一下内衣，然后舒舒服服地做一个美梦。只有屋外的泥地上，那些随军而来的鸡群才是真正快乐的，它们仿佛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一大早就开始不停地咯咯欢叫、四处奔跑、在泥土里扒找着食物。有时候，瓢泼的大雨会在大沙漠里下个不停，天地之间一片白茫茫。节气就是用这种野蛮的方式正在一笔一笔地为昔兰尼加大沙漠少见的几簇灌木丛涂上浅浅的绿色，它在告诉这里的士兵们，非洲的春天即将来临了。隆美尔在这片孤寂的沙漠里，努力让自己保持着饱满的精神，并用他那种特有的方式把饱满的精神传递给所有的士兵们。白天里，他四处奔走，一处接一处地看望退守到这里的那些身心疲惫的士兵们，亲切地与他们攀谈，鼓舞他们的士气。
12月上旬，隆美尔从广播里断断续续地得知，日本已于12月8日成功地偷袭了珍珠港，同时兵分五路，向泰国、马来亚、菲律宾、香港和关岛进军，直指东印度群岛和缅甸，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了。12月11日，希特勒在公开演说中正式宣布对美国开战。就在这次演说中，隆美尔作为德国人的骄傲再次被希特勒提起。这使心情沉闷的隆美尔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是的，希特勒没有忘记他。他隆美尔仍然是希特勒坚决支持的一张王牌。12月19日，一艘火车渡轮到达了班加西，给非洲军团运来了极其珍贵的22辆坦克。这使得隆美尔对一直埋藏在心中的计划再次加强了信心。
隆美尔并不准备长期停留在卡扎拉阵地上。12月8日，他曾向自己的意大利上级巴斯蒂柯作了暗示，随后又告知柏林总参谋部，他计划直接跨过昔兰尼加，主动、快速地撤出这片沙漠。但意大利人坚决不同意，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大批的非摩托化意大利部队必将被迫留下来成为英军的俘虏。
难道隆美尔就没有想到这个后果么？
当然想到了。但这些部队早已在隆美尔的计划中安排好了。孤独的隆美尔对这些蠢猪似的意大利将领忍不住在内心中不停地嘲笑，这些鼠目寸光的燕雀们安可与鸿鹄共商大事？隆美尔的主动撤退计划并不是为了更快的逃跑，他要将意大利士兵先从平静的海岸公路送往后方，然后利用非洲军团和意大利甘巴拉将军的第二十军，对跨过沙漠向他们发动翼侧进攻的英军实施一次狙击式的歼灭战。
12月14日，隆美尔不顾各方反对，向非洲军团下达了撤出昔兰尼加的命令。非洲军团指挥官克鲁威尔立即愤怒了：我们已经使英军遭到了重大的损失，“完全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撤退。意大利第二十军指挥官甘巴拉将军同样抱怨不已。巴斯蒂柯更是怒不可遏，他愤恨隆美尔什么事都不与他商量，一意孤行，并将这件事报告给了意大利最高统帅部。
意大利最高统帅部总司令卡瓦利诺也立即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隆美尔的行动未免操之过急了，甚至忽视了日本参战的重大意义。已有迹象表明：英军正在把战斗部队向远东地区转移，因为日本正在进攻英国在亚洲南部地区的殖民地。
12月16日，卡瓦利诺亲自飞到利比亚。一下飞机，几乎所有的意大利指挥官们都争着向他倾诉满肚子的委屈。
甘巴拉呜咽着说：“您要知道，隆美尔总是随心所欲，不知道让我们受了多少罪啊。”巴斯蒂柯接着插嘴：“在我找他谈话时，他居然让我这个上级足足等了他15分钟！”
卡瓦利诺厉声喝道：“行了，咱们都一样，处在同样的境况里。你们只有默默地忍受。”随后，卡瓦利诺急匆匆地拜访了隆美尔，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昔兰尼加的丢失对意大利来说，无疑将是一颗政治炸弹。
隆美尔回敬道：“不放弃昔兰尼加，我们将丢掉整个的黎波里塔尼亚。的黎波里塔尼亚的丢失将是一颗更大的炸弹。”
卡瓦利诺哑口无言，悻悻地退了回去。但他并不死心，晚些时候又一次拜访了隆美尔，他用一种充满感情的声调恳求隆美尔必须把撤退的命令收回。巴斯蒂柯和甘巴拉也紧随其后，激烈地反对撤退。于是，隆美尔用仅有的一点耐心对他的意大利上级们说：“除了撤退，你们还有别的顾全大局的方法么？”
这些人谁也提不出更好的抉择。他们带着无可奈何的沮丧，只好离开了隆美尔的司令部。
1941年12月16日午夜，隆美尔指挥着非洲兵团，拉开了撤出昔兰尼加行动的序幕。
这是一次艰苦的历程，同4月间那次令人振奋的进攻相比，已完全是另外一番意味。卡车和坦克时常陷入泥沼，不得不用绞车一辆一辆地拖出来。白天，英军的飞机不断骚扰并向他们俯冲扫射，燃料和弹药越来越短缺了。给养和装备是他们面对的最大问题，全部德军的运输机只剩下了20架，其中14架已没有汽油。但从整体上说，德军是幸运的，正如第九十轻装甲师的新任指挥官所说的：“谁也看不到有什么退路，英军以巨大的优势凌驾于我们之上。但令人迷惑的是，为什么他们追击我们的行动会如此的缓慢？他们再次使我们得以逃脱包围。惟一的解释只能是他们害怕隆美尔将军，害怕他那惊人的才干——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犹豫不决地追击我们的原因所在。”
班加西，这个凌乱而又长期蒙受苦难的昔兰尼加首都，熙熙攘攘的街道市集和公开的妓院，再次经历了轴心国部队撤退时的蹂躏和把它放弃给敌军而带来的苦难。在英军开进这个城市之前，轴心国的全部物资仓库都向隆美尔的士兵敞开了。沿着海岸的维亚巴尔比亚公路挤满了装着一箱箱鲜肉、黄油、蜜饯、水果罐头以及巧克力、啤酒、香烟、甚至新鲜土豆的军用卡车。装甲兵团的士气开始高涨了，他们尽情地享受着历经了漫长的沙漠磨难之后难得的奢侈滋味。
隆美尔曾一度想在班加西以南的阿杰达比亚停留。这里是通往昔兰尼加的咽喉。“如果我们放弃了这里，那就得放弃整个昔兰尼加，”隆美尔对这时正在与黄疸病作着顽强斗争的克鲁威尔说，“因为在这里我已经用手掐住了英军的喉咙，随时都可以再次打回卡扎拉。”
在此期间，隆美尔乘坐着自己的指挥车不停地往来于前线部队之间，他时而检查炮兵阵地，时而帮助部下们设置防御工事。然而，意大利人却一直是令隆美尔头痛的问题，他们的最高统帅部对这次撤退丝毫不表示同情。意大利的将军们不信任隆美尔，意大利士兵中也出现了各种与德军士兵分裂的危险迹象，甚至在班加西出现了两国士兵为争抢战备物资而发生枪战的现象。
隆美尔对意大利人的不满，直接表现在他对墨索里尼的态度中。当他请求墨索里尼批准他在必要的情况下继续向西撤退，以及在粮食和弹药耗尽时放弃巴尔迪亚、塞卢姆和哈勒法亚要塞时，他所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意大利人的不可靠。隆美尔对墨索里尼所使用的语言充分表现了他的勇气：“对于埃及边境那里15000名德、意士兵不必要的牺牲，我将不负任何责任。”
但在此时，停留在阿杰达比亚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隆美尔在这里只有不到12门具有巨大杀伤力、可以对付英军“马蒂尔达”坦克的88毫米高射炮。因此，他命令意大利人制造一些假炮，并告诉他们把真正的88毫米炮像在哈勒法亚那样，如法炮制地设置在远距离之外。然而几天以后，当他开始巡视这一防区时，发现88毫米高射炮仍然被安置在十分显眼的地方，随时有可能招致英军密集炮火的轰击。隆美尔对此大发雷霆，愤然驱车离去，他强烈要求揪出对这一“灾难”应负责任的人。
很快，他又满怀羞愧地返了回来。“那些大炮全是假的，”他承认说，“意大利人把砍倒的电线杆堆积在一起，那伪装的油漆愚弄了我。”接着，他兴奋地向那位意大利指挥官说道：“倘若我们再往西撤退，你把这些假目标统统带上，在我们能够想出新的妙计之前，没有必要让敌人识破我们。”
12月28日起，隆美尔终于向紧随而来的英军挥起了拳头。他利用两天的时问，向英军发起了一次令其一蹶不振的突然袭击。克鲁威尔以他敏锐的目光注意到，在紧靠阿杰达比亚的两个英军旅之间有一个诱人的突破口，于是马上派非洲军团冲向其中的一个旅——第22装甲旅。在两次熟练和顺利实施的进攻中，德军一举摧毁了这个旅历尽无数艰辛才闯过沙漠紧追至此的60辆坦克，这是他们全部兵力的2／3。
对英军的这一挫败给了隆美尔一个极其难得的喘息机会，于是他命令自己的部队继续悄悄地撤出昔兰尼加。1942年新年时，隆美尔决定在卜雷加港一条新的战线上休整并重新组织他的兵力，力求经过训练之后，在春天向英国发起主动进攻。
1942年1月2日，隆美尔探望了克鲁威尔，这时撤退已基本接近尾声，他的士兵们在没有补给和弹药的情况下，面对着英军的步步紧逼，完整无损地撤到了卜雷加港。但此时的克鲁威尔却没有任何兴奋的表情，他那宽宽的孩子气的脸膛，显得苍白并泛出一种不祥的黄色。黄疸病使他变得非常虚弱，只能卧床不起了。隆美尔告诉这位跟他并不是很协调、但却充满了战争智慧的指挥官，他打算在新防线地带埋十万枚地雷，这些地雷将由德国的潜水艇运过来。“我将筑起一道强大的屏障，以保卫的黎波里塔尼亚。”隆美尔说。一支精锐的德国伞兵部队到达了这里，同时希特勒还专程送来了一封私人贺信，表达了他对非洲装甲兵团的敬意。“我知道，在新的一年里，我同样可以信赖我的装甲兵团。”元首这样写道。
1942年1月时，北非的夜晚是寒冷且潮湿的。隆美尔躺在冰冷的床上，望着从窗户里洒进来的月光。此时的天空中正挂着一轮满月，但隆美尔的心里却出现了一块缺口。刚刚从前线传来消息，经过一场残酷的拼杀之后，巴尔迪亚要塞的德意军队被迫放弃了那里。“不久，由此而得到解脱的英军将成为我脖子上的另一把利刃。”他这样想，“我必须时刻准备着迎接他们。”
也许是天公作美，随后两天持续出现了猛烈的沙暴天气。在风沙的掩护下，隆美尔把他最后一支后卫部队拖出了阿杰达比亚。这时，他的全部兵力，包括德国和意大利军队，都集结到了的黎波里塔尼亚边境的卜雷加港一线。
“猛烈的风暴，”隆美尔高兴地说，“似乎已经过去了，我们的头顶上出现了蔚蓝色的天空。”
也许只有作战的士兵们才会赞赏隆美尔在一个月之内未使兵员遭到重大伤亡而成功地完成了500公里的撤退，但他不可避免地依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中伤。尽管他挽救了大批非摩托化的意大利部队，但巴斯蒂柯和他的意大利同僚们对此并不表示任何感谢。“完全可以理解，”隆美尔在一封信中嘲笑道，“这些想当军阀的人做着鬼脸，妄加批评。这是再容易不过的事了。”
但对隆美尔的赞扬达到最高点的却是来自同盟国。美国驻开罗大使在一封急件中说，北非的德军长驱直下，闯过了英军第22装甲旅的层层封锁和截击，最后毫无损伤地抵达了目的地，并曾在中途给予第22装甲旅致命的一击，这是军事史上少见的、极为了不起的一次胜利。
反咬一口的狐狸
正如隆美尔所说的，1942年1月，他们的头顶上正在“出现蔚蓝色的天空”。日本的参战使轴心国一方的实力迅猛地增长了，远东地区的英美军队被日本牢牢地牵住，德意两国可以伸出指爪在远东和中东地区随意地戳指几下了。
希特勒在全力进攻苏联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他那员正在北非遭受屈辱的爱将隆美尔。1941年12月底开始，他派出德国第2航空队，开始对英军在地中海的海空军基地马耳他岛进行狂轰滥炸。
马耳他岛立即陷入了有史以来罕见的灾难之中。在12月最后的几天里，这个小岛连续遭到60多次空袭，而在1942年的1月，更是遭到了260多次。德国空军重新掌握了北非和地中海的制空权，由意大利开往的黎波里的运输船可以畅通无阻地驶过地中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