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底，艾森豪威尔一家动身到第3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休斯敦萨姆堡。他们在7月1日抵达，这一天正好是艾森豪威尔与梅蜜结婚25周年。艾森豪威尔送给梅蜜一块白金手表作为礼物。这是他用在菲律宾积蓄下来的钱买的。梅蜜很高兴，她后半生一直戴着这块表。她高兴回到熟悉的、有着美好回忆的地方，特别是由于她的丈夫现在是上校，他们有资格住在一幢萨姆堡漂亮的旧式砖房，四周有着遮阴的走廊和一个大草坪。
1941年7月2日，艾森豪威尔被克鲁格将军任命为副参谋长。8月9日，又晋升为第3集团军和南部防御司令部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在参谋协调行动和处理行政工作方面干得十分出色，很受克鲁格将军的赏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1941年8、9月间举行的路易斯安那演习中，艾森豪威尔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与体现。
这次演习是美军正式参战前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演习。克鲁格的第3集团军24万人扮演进攻角色，正在“侵入”路易斯安那，而本·利尔第2集团军18万人扮演防守角色，“保卫”着美国。马歇尔坚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演习，就是为了找出训练中的不足和装备上的缺陷，同时，也是为了发现军官中有才能的人。
艾森豪威尔渴望得到这次考验。8月5日他写信给杰罗：“下星期，我将去路易斯安那……这里的老前辈都说，我们去的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去与泥浆、疟疾、蚊子和痛苦在一起生活。但我愿意到战场上去，所以我不在乎。”
参加演习的这支部队也是自1918年以来，美国投入“战场”最大的一支部队，比南北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格兰特将军的军队还要大两倍。这确实是一次很大的考验。在尤尼斯的司令部里，艾森豪威尔写道：“这次演习对参加的军官们来说要求的精神力量、技术能力、魄力是巨大的。”
为了筹划这次演习，艾森豪威尔倾注了大量心血，有时甚至几天不睡觉。他发现有些排、连领导不称职，这使他很伤脑筋，于是他花了很多时间，从一个单位跑到另一个单位，这里做指示，那里下命令，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每天清晨，他还把主要负责的军官召集在一起进行讲评。对于实际作战的艰苦，艾森豪威尔有着更为清楚的认识，他认为“我们必须揭露和强调战争中对一个单位或一支部队都是致命的每一次失误，失败和混乱”。
演习期间，艾森豪威尔搬到战场上去，住在查尔斯湖附近宿营地的帐篷内。于是，他的帐篷“成了高谈阔论的场所，军里每一个人似乎都可以到这里进行严肃的讨论，大笑或发牢骚”。即使谈论占用了艾森豪威尔有限的睡眠时间，他也总是欢迎他们。
不仅是军官们，而且新闻记者们也聚集到他的帐篷里来，无拘无束地讨论。这些记者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也渴望了解如果美国参加这一战争，他们的工作将是什么。同样，与其他军官一样，记者们也被艾森豪威尔的热情坦率、平易近人、风趣幽默的性格吸引住了。当然，对那些挑剔的记者来说，艾森豪威尔的诚实更是令他们吃惊。他坦白地告诉记者出了什么错，他调侃军队对未来战争不适应，嘲笑那些假坦克，或那些两边挂着“坦克”标记的普通卡车。有记者因此认为，正是因为艾森豪威尔保持了自己的本色，因此他绝对是处理公共关系的天才。
英军坦克在泥泞的路上向前推进。
那次大规模演习的收获是无法估计的。它使部队熟悉了大规模的协同行动，加速了消灭不利因素的过程；使老资格的军官们注意到某些年轻人已经有能力执行参谋或指挥工作中最困难的任务；此外，还使一些负责的将领有了在战场上指挥大部队的经验。同时，部队还取得了在大范围内供应补给部队的实际经验。
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这次演习的收获也非常大，可谓是大出风头。由于克鲁格的第3集团军是按照艾森豪威尔制订的计划，包抄利尔的第2集团军并迫其撤退的，艾森豪威尔也就成了新闻媒介关注的焦点。《纽约时报》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报道说：“如果是真的战争，利尔的部队就被消灭了。”在专栏《华盛顿巡礼》中，德鲁·皮尔逊和罗伯特报道说：“是艾森豪威尔构思出和领导制定了击溃第2集团军的战略……艾森豪威尔思维敏捷，加上非凡的精力，对他来说，军队这一行是一门科学。”
对于铺天盖地的宣传，艾森豪威尔表现得很冷静。这是他第一次受到新闻摄影的大量介绍。尽管自从布雷迪时代起，新闻摄影已经成为美国军事场的重要特征，但镁光灯在艾森豪威尔的日常生活中还是一种相当新鲜的玩意。他自己调侃自己说，“对于那些摄影记者来说，我还是个陌生人。在波耳克营的一次检阅中，克鲁格将军、英国军事观察员戈尔丁少校和我被拍了一批照片。在说明中，他们两位都被介绍对了，但把我说成是‘D·D·艾森豪比因中校’——总算把我姓名的字首搞对了”。
同时，艾森豪威尔的谦虚也成为大家喜爱的品质之一，他真诚地说荣誉应当属于克鲁格将军，坚持是别人而不是他应该得到赞扬的表示，更打动了千百万人的心。9月下旬，在克鲁格将军的推荐下，艾森豪威尔被提升为准将（临时任命）。
升任准将之后，贺信像雪片一样飞来。而他在国旗下致礼的照片，也通过电讯发送到祖国各地。这时，美国人民和新闻界才发现艾森豪威尔竟然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上相的人之一，于是讨要签名照片的信也像雪片似的飞了过来。艾森豪威尔的回信透露着他惯有的幽默：“想到有人要我的照片，我高兴得马上急忙寄了出去——要你改变语音将是悲剧性的。你想要三张或四张吗？”
尽管艾森豪威尔非常乐意分发自己的照片，但对于第3师军官们的列队欢迎，他还是表示反对。事后，他告诉克拉克：“我简直毫无办法……我永远反对这类事情。我希望我不要摔倒！但是，如果前景不比向希特勒军团发起冲锋的命令更使我害怕，那就糟了！”
这次演习结束后，艾森豪威尔进行了认真的总结。演习中也暴露出陆军的许多缺点，演习评价专家麦克奈尔认为，产生这些缺点的原因是纪律，他说：“毫无疑问，这次演习中的许多缺点，因缺乏纪律而一再出现。我们的部队是最能遵守纪律的。如果他们缺乏纪律，那是领导的过错。一个司令官如果不能发扬应有的纪律，就必须调走他。”
接受了麦克奈尔的建议，除了把注意力集中在训练、装备、通讯和下级军官问题上外，艾森豪威尔把重点放在了高级指挥官身上。他写信给参谋部的杰罗说：“在这支军队中，每一位高级指挥官都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带领一支大部队达到高水平的训练标准，所需的精神力量和魄力是巨大的；只有经过高度专业训练和具有毫不动摇决心的人，才能成功。”
不幸的是，这些品质难得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有些军官很有魄力，但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可是另外一些军官的情况却是相反。他说高级指挥官应当有“铁石心肠”去开除不合格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多是老朋友，“但是必须如此”。他说这是个难题，而事实上他在成了高级指挥官后，他才认识到这有多困难。在整个战争中，他感到最痛苦的某些时候，就是他不得不解除他的同学和朋友们的作战指挥职务。
10月和11月同演习前的几个月一样忙。艾森豪威尔要先在基层部队采取措施以纠正在演习中暴露出来的缺点。这也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因为必须要解除正规军和国民警卫队中某些军官的职务，而又迅速制止因解除职务而产生的争吵和谣言，以避免挫伤军官的和部队的士气。
2月初，艾森豪威尔注意到随着美日之间的谈判的进行，美国国内公民的紧张情绪开始逐渐缓解。而军队内部也有了反应，认为日本不过是虚张声势，战争至少暂不会在太平洋爆发。甚至12月4日的一份社论，也说“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并没有和美国作战的愿望”。而几天前，华盛顿还有人以10比1的条件打赌，认为战争迫在眉睫。
艾森豪威尔隐隐地感觉到事态的发展有些异样，但由于忙于演习的善后事宜，尽管他知道战争早晚要爆发，但他没有时间好好思考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