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麻烦很快就来了。雷锋学会开拖拉机后，需要一个助手，我自告奋勇，向团支部书记毛遂自荐。团支部书记拿不准该不该让我去，便向场长请示。场长狠狠地批评团支部书记没有看出不良苗头和没有政治眼光，说：‘你得给我管严点，男男女女关系太密切，一不小心就会出问题的！’这事就这样泡汤了。据悉，场长还特地找雷锋谈过话。他虽没有向我透露谈话内容，我却从表情上看出了他的苦闷与无奈。”
“在农场劳动了4个月后，我被派到湘潭学习，有人提醒我说，这可能与雷锋和我交往过密有关，我百思不得其解。一到湘潭，我就抽空给雷锋写信。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慌乱和喜悦，每次信的开头都写‘亲如同胞的弟弟’，但信的内容无非是工作和学习，也谈一些理想和个人的苦恼，没有半点过分的话。雷锋给我回信也是这样，信的结尾总是一些鼓励性的话。”
“但是不久，我发现雷锋给我的信被人查看过了，我很气愤，嘱咐他不要再写信了。”
“学习完了，我迫不及待地回到农场。雷锋见我回来，喜悦得无可形容，他端详我好一会儿，然后俏皮地说了一句‘你晒黑了’，说得我不好意思起来。”
“但是不久，雷锋调到公社当通信员去了。1958年11月，雷锋被调往鞍钢。临行前，他特意到农场来与我道别，并安慰我说：‘别难过，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的。’那天，他在我住地逗留了一个上午，临走，送给我一张照片。我送给他一个日记本，上面有我一段留言。这就是许多人看过的如今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雷锋日记》里的那段话。当时，我不便签上自己的真实姓名，请雷锋给取个名，雷锋想了想，说，就叫‘黄丽’吧，王黄谐音，丽为天生丽质’。”
“我万没想到，这一天就是我与雷锋的永别日。”
雷锋在给王佩玲的赠言上写道：“王佩玲，你是党的忠实儿女，愿你的青春像鲜花一样，在祖国的土地上发散芬芳！伟大的理想产生伟大的毅力！请你记住这两句话，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祝你成为一个真正的战士！”
雷锋去鞍钢后，曾经寄给王佩玲一张照片，不久王佩玲也离开了农场，辗转安徽、湖北等十多个地方，从此与雷锋失去了联系。而雷锋似乎也没有再找到她。
在《雷锋日记》里可以看到，1958年6月某日，正是在团山湖和王佩玲相处、即将分手的那段时间，雷锋正在看一本名叫《沉浮》的小说，他在日记里写到：“这本书给了我深刻的印象，通过沈浩如和简素华的恋爱故事教育了我。我认为简素华的那种坚强不屈的意志，那种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这位女同志是值得我学习的。沈浩如是一个有严重资产阶级意识的人，处处只为个人打算，怕吃苦，他那些可耻的行为，我坚决反对。”
或许，在那种年代，雷锋和王佩玲之间并不能算是发生了恋情。王佩玲只是雷锋的革命红颜知己，两人在男女交往中找到思想的差距，互相教育，互相对照，共同进步，就像《沉浮》里的沈浩如和简素华一样。
后来的事情，王佩玲自己在文中写到了：“少女的初恋是刻骨铭心的。雷锋走后，我顿时像水中的浮萍，落不下根。那些日子，我拒绝了一个个追求者，谢绝了一个个说媒人，我在盼望，在等待。但1963年3月6日中午，我突然发现报纸上刊登着雷锋的照片，还有毛主席的题词和雷锋的优秀事迹。至此，我才知道心爱的弟弟已经改名，并且已经离开人世。看着弟弟的照片，我的泪水倾泻而出。我无限伤心地写了一篇悼念日记。然后，我朝着北方深深地鞠了三个躬，并且将写好的日记一页页撕下，点着火烧了。”
王佩玲后来大病一场。直到1965年，27岁的她经人介绍，与湖南日化厂工人丰振泉结婚了，生活很宁静。她的职业是会计，最后在湖南日化包装厂工作11年。
1958年4月，王佩玲和雷锋想拍一张两人的合影，雷锋提出到县城照相馆拍。她和雷锋来到望城县一家私人照相馆内，“花几毛钱”拍了一张两人的合影，当时的雷锋穿着春秋装，一周后，雷锋又专门到了望城县，取出了照片，这张合影一共洗了两张，雷锋一张，王佩玲一张。当时的雷锋18岁，王佩玲21岁。雷锋去了鞍钢不久，王佩玲也离开了团山湖农场，并逐渐与雷锋失去联系，后来报刊发表了雷锋的先进事迹，王佩玲一开始还不知道雷锋就是当年在团山湖农场的“雷正兴”。1963年，报纸上发表了毛泽东等为雷锋的题词，王佩玲这才知道，当年的小雷弟弟已经改名了，并且已经牺牲，雷锋牺牲后，王佩玲一直将自己与雷锋的合影保存在家里，但丈夫丰振泉一开始看见王佩玲老看这张照片，心里不高兴，最后，丰振泉把这张照片撕了，但后来的丰振泉理解了妻子，这几年，王佩玲到处作报告讲雷锋的故事，他主动陪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