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安邦是复杂的，既要选才止纷争，还要移风易俗统政令。为君者最有效的治国策略就是借鉴先王治理国家的利弊，运用到自己的统治中。
汉桓帝、汉灵帝作为后汉时期的两个君王，由于凶残的品质致使当时国政混乱，经济衰落，民不聊生，最终导致国破君亡。
虞世南对桓、灵二帝的命运功过做了这样的评说：“汉桓帝怒其国舅梁冀把持朝纲，胡作非为，于是在盛怒之下，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由此可见桓帝的气概很是刚毅果断，但他的这一行为却导致了宦官因受宠而专权，酿成‘党锢之祸’，所以朝政动乱。古人云：天下哀号，正是新君王开天辟地的良机。汉灵帝即位时，国衰民疲，正是施行善政的时机。当时的百姓关心国事，都希望能振兴朝纲。但是灵帝却重蹈了先王的覆辙，使危害更严重，国家已到了濒临毁灭的边缘，他最终没有死于非命，也算幸运了。由此可知，两个皇帝都不是能够经常省身修德的君王，最终都会被明君取代。
汉桓帝在执政期间曾经问他的侍从爰延：“我是什么样的皇帝？”爱延回答道：“中等。”桓帝问：“怎么讲？”爰延说：“如果让尚书令陈蕃主持国家政务，国家就可以治理好；如果让宦官们参与干预朝纲，国家肯定发生混乱。所以，陛下既可以行仁政让国家稳定，也可以作恶事使国家动乱。这就是中等的意思。”
所以，国家的生死存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王是否能实施仁政，仁治国民，日复一日，则民富国强；以恶治国，日复一日，则民反国灭。
虞世南感云：“在岷江的源头，水量只能漂起木头，到了下游，乘大船才能渡过。汉元帝的时候，任用佞臣弘恭、石显，到了后来桓帝、灵帝的时候，又有单超、张让干涉朝政，败坏了伦常道德，皇室、国家的灭亡当然会无可避免了。汉朝之所以到了这步田地，其祸根是自己一步步种下的。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凡事一露头就得慎重对待。”
为君者要谨记虞公之言，免于重复昏君之途，成为他人篡位谋反的“导火索”。
古话云：“寒者易为衣，饥者易为食。”晁错亦曰：“国家富强，邻国动乱，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机会。”意思就是说昏君是在为未来的明主铺路的！为君者若想避免被人取代，惟有多省身，善御良臣。
一、善集六君之长，善正一国之风
为君者要分辨清楚六种类型的君王，以了解为君者应有的品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借鉴。
六种类型的君王都各自具有何种特点呢？先哲荀悦是这样认为的：“天性仁慈，头脑清醒，志向坚定，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为自己，这是王主——可作帝王的君王；节制自己的私欲，性格宽厚，身体力行，勤学好问，办事遵循仁义的原则，不感情用事，这是治主——能带来天下大治的君王；勤政爱民，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荒淫懈怠，先公后私，大公无私，这是存主——能坐江山的君王；性情狂悖，叛逆伦常，争权夺利，公私并行，是非不明，这是衰主——走上穷途末路的君王；情欲压倒了礼义，私利重于公益，制度超越道德规范，政教失常，这是危主——危在旦夕的君王；亲信、重用邪恶小人，排挤、打击忠臣，放纵情欲，贪得无厌，不顾忌礼教法规，出入游幸放荡，不受规章制度的约束，随意赏赐，乱加刑罚，文过饰非，有错不改，忠诫的意见听不到，敢于冒死直谏的大臣都要被杀掉，这是亡主——亡国的君王。”
由此可见，“王主”以使天下兴盛太平；“治主”可以改革政治；“存主”可以保家护国；而“衰主”只有当国家一切平安不发生灾难时还可以勉强保住国家，一旦有了危难国家就会有遭到灭亡的危险；“危主”没有国难就谢天谢地了，有难必是亡国；“亡主”，则必亡无疑。
不想当“王主”的君王不是好君王，所以，为君者应把“王主”的理念彻底贯彻到自己的统治中，做一个更好的“王主”。
王主之首当其冲的要务就是能正一国之风，风就是风气，从一个国家的风气上就能看出国家的兴衰成败。君王如果能正一国之风，也就能够使国家旺盛了，风气一般包括九种，即：理国之风、衰国之风、弱国之风、离国之风、荒国之风、叛国之风、乱国之风、危国之风、亡国之风。
理国之风：君臣之间亲近有礼，大臣之间虽有不同政见但只是针对国事，私下能和睦相处，互相谦让，不争名夺利，任劳任怨，不互相埋怨推诿，专心致志于本职工作。这象征着国家大治。
衰国之风：一国之中礼俗不统一，为官者不被敬重，下层官员抱怨国家政治的各种弊病，老百姓相互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这是国家衰败的风气，预示着这个国家将走向衰落和破败。
弱国之风：君王讲究礼让，文武失调，贪图安逸，士人追求玩乐，老百姓无拘无束，放任自流，呈现出国家软弱的表象。
离国之风：君臣互争荣誉，朝中大臣争功夺利，士大夫争名好胜，老百姓互争私利。这是离国之风，是众叛亲离的表象。
乱国之风：上层官员私欲膨胀，谋私泛滥，下层官员无恶不作，法规朝令夕改，政策出自多家之门。这是乱国之风，是国家动乱的象征。
荒国之风：把奢侈当作繁荣，把骄纵当作高贵，以放任为开明，将遵守礼义的人称为顽固不化，奉公守法的人被认为固步自封。这是国家荒淫无度的表象。
叛国之风：认为苛刻是精明，把牟取私利当作公务，把宰割老百姓当作本事，把溜须拍马当作效忠。这是国家叛乱的表象。
危国之风：君、臣上下隔阂不断，朝廷内外相互猜疑，小官争先恐后讨上司的欢心，大官之间争夺权力。这是危国之风，是国家危亡的表象。
亡国之风：上级官员不深人民间体察民情民意，下面的群众也不向上反映意见，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办，国家的法律形同荒废，概不执行。这是危国之风，是国家灭亡的表象。
这九种不同的风气，预示着国家九种不同的命运，为君者在治理国家时如果能营造出国家大治的风气，于君于民都是好事。
尹文子对国家风气的治理，曾有过如下描述：“国家贫困衰弱，国王的权力削弱，大臣的势力增强，这就是亡国的征兆；宫廷内没有专宠一人的现象，朝廷里没有宠幸的弄臣，家族人丁兴旺，长幼有序，这是国家昌盛繁荣的标志；农事活动适时，粮食储存厚实，军队精锐，疆土治理得很好，这是强国的特征。”
文子又说：“动乱的国家看上去很热闹；安定的国家看上很空虚；要灭亡的国家好像匮乏不足；图存的国家好像过剩有余。其实，空虚不是没有人，而是因为人人都有工作；热闹不是人多，而是都在追逐蝇头小利；有余不是财力富余，是因为寡欲少事；不足不是市场无货，而是因为人们收人不多，但各种税赋却很多。”
由此我们得知，看一个国家的表象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君王是否英明，贤能的君者，其国民也是高贵的，同理，一个无能的君王，绝不会把国家领导的生机盎然。
二、以仁德降服民心
为君者都期望成为一个万民称颂，流芳百世的英明君王，但纵观历代君王能盛名万世的寥寥无几，探察他们成败功过原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们很能做到礼贤下士。为君者常省身能仁义理智，征服人心；善于聚拢人才，明察秋毫，英明决断。
君王要想管理好臣民百姓，首先要利用仁德降服人的心志，广布自己的仁义于天下，臣子百姓自然归依，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就是这个道理。
三皇虽然没有传下惊天动地的伟大言论，但他们的仁德却遍布四海，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君王的责任就是探索天地的规律，有言论，有法令，让天下太平。只有君臣谦让，互不贪功，德化四海，百姓才能悦服。古代的君王正是因为做到了降服民心，所以他们在使用群臣时虽没有那么多的礼仪法规、赏罚奖励，也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君者该怎样做，才能降服人的心志呢？其方法是制定以防衰败的政策，为政清明，巩固兵甲，不发生战乱，天下太平，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国家稳定，人主安详，群臣进退有序，从而达到美好而无害的大治景象，人心自然归依。
人心齐，泰山移。臣民若齐心协力，就能转败为胜，变劣势为优势。
韩信在评价项羽时说：“项羽所过之处，残害生灵，百姓不顺从，就用暴力劫持压服。名义上是霸主，实际上丧失了天下人心。所以说：项羽的强大很容易衰弱。”后来，果然如此，项羽因失掉了民心，而失去了天下。
诸葛亮在给处于劣势地位的孙权出谋划策时说：“荆州的百姓归顺了曹操，实际上是迫于兵势，并非心悦诚服。现在将军（孙权）只要命令猛将与刘备同心协力，一定能打败曹操。”孙权采纳了诸葛亮的意见，最后以弱胜强。
由此而言，人心不服，优势很容易被打破。所以说“君者之道，降心服志也。”
殷、商、周的君王都被称为明王，他们开创大业，文采风貌虽然不同，但流芳百世的美名却是一样的，他们因不断调整竭力施行适合民众的礼仪德政而降服了民心，得到了天下。夏代推崇忠诚，人民都讲求信义，天下平和，但忠诚过头了就容易产生粗野的流弊，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崇敬。所以殷商时代，君王对忠的流弊进行了改革修正，避免了粗野的流弊，得到了百姓的赞许。可是崇敬会产生迷信的流弊，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文治。于是周代的君王大力提倡文治，减少了迷信的发生。然而文治也有弊端：人们会变得虚伪。于是又反回来提倡忠君爱国。夏商周三代就这样因循反复，就像以水救火一样，因时制宜，救弊补偏，制订出了符合民意的政策，三王的德政因此而得到了天下人的称赞。
三、德治、法治兼而施之
汉宣帝和光武帝都是有一定作为的君王，都善明察政事，所以有人认为二人的治国之道也是相差无几。
虞世南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汉宣帝生长于民间，深知百姓疾苦，所以其称帝后对政务非常留心，对贤良之士予以提拔和重用。但他却采用严刑重法的方式治理国事民风，有失民心。他之所以以严刑治国，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韩非子那里。古人云：图王不成，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图霸不成，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只会身败名裂。汉宣帝重用刑罚，是成就霸业的皇帝。汉光武则不同，他是仁义之君，是成就君道的皇帝。这两个人不能类比。”
元帝做太子时，曾提醒宣帝，认为他执法太严，有损政权。但宣帝却严肃地说：“我汉家霸道、王道都用，怎么能只用德治来危害政权呢！”由此言可以看出，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原因的。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曾约法三章，秦人非常高兴，拥护汉高祖纪律严明。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处方面讲。曹操的军师郭嘉劝曹操适用严法时说：“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所以不得要领。如果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袁绍在这方面的偏颇，上下就知道遵章守纪了。”所以法制运用得当是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稳定的。
那么，以法治国的“法”的尺度该如何把握呢？
《左传》认为：“政策宽松，国民就会散漫，这时就应当用严厉的法令来纠正；可是太严厉了，民众又会变得残忍，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用宽松来调剂严厉，用严厉来调剂宽松，政治才能平衡。”《尚书》认为：“刑罚的使用，要时轻时重，审时度势。”《周礼》则说；“治理新国家要用轻典，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
由此可知，治国之法宽严的尺度应因时制宜，因事而异，严刑峻法和宽松的政策交替施行，偏轻偏重都可能危害政权。
霸主用权势来控制士人、以信誉结交士人、以赏罚来使用士人。讲信用，人才就会疏远；赏罚不明，人才就会离去。
英明的君王同样会采用霸主以德治人的方法，但还要辅之以法治，二者相办而行，从而赢得天下。此论有例可证：
例1：《左传》说：楚国军队包围了宋国的都城。宋派使者去晋国求助。晋文公立即召集群臣商量对策，讨论是否予以救助。晋名将先轸说：“报恩、救难、立威、称霸，就看这一次了。”晋文公的舅父狐偃分析楚国的形势后说：“楚国刚刚得到曹国，最近又从卫国娶妻。现在如举兵进攻曹、卫，楚国一定会分兵援救，那么齐、宋就可以解围了。”
于是晋国组建三军，依狐偃之计，逼使楚国撤兵了。
例2：文公回国后开始致力于教育民众。次年就想打仗。子犯阻止说：“晋国战乱多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义，还没有安居乐业。因此，现在不是征战的时机。”于是护送周襄王回国复位，又积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开始关心生产，安于生计，生活渐渐好了起来。见此，文公觉得可以用兵了，子犯又说：“民众还不知道什么是信，应该向他们宣传信的作用，要建立一支讲究信用的军队。”于是文公开始征伐原国，承诺三天内攻不下来就撒兵。三日后，原国未被攻破，晋文公真的信守诺言，退兵三十里，用事实向民众证明他的诚实和信用，民众深受感召。从此晋国的商人做生意都不再一味谋求暴利，而是明码标价，全国形成了讲信誉的好风气。
见到国家风气如此之好，晋文公说：“现在可以出兵了吧？”子犯又说；“人民还不知贵贱尊卑之礼，没有恭敬之心。”于是文公用阅兵来表示礼仪之威严，设置执法官来纠正官员的错误。渐渐的，人民开始习惯于服从命令，不再有顾虑重重，于是开始训练他们打仗。城濮一战，大获全胜，楚国被迫撤兵谷邑，宋国之围顺利解除，这一战使晋国称霸于诸侯国中。这都是晋文公善于用仁德、政令教化民众的结果。
所以说，君王治人的根本就是法治与德治，这同样也是为君者治国的根本。二者相伴而行，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天以阴阳二气构成四季，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这是君者执政成功的唯一方法，不可偏用其一。
在历史上各个君王中运用仁德较多，刑法较少的是五帝；刑德并重的是三王，刑法较多、仁德较少的是五霸；只有秦用刑法暴力治国。
如果总结古代君王治理国家的政治，可分为王者之政、霸者之政、强权之政三类：王者之政，靠的是德育；霸者之政则依靠的是刑法的威力；而强权之政，则是靠暴力酷刑。在具体执行时，当德育不能发挥作用时就用刑法强迫，当刑法作用甚微时就用暴力镇压，当暴力镇压也不起作用时，则采用大肆的屠杀。这一步为君者都不愿看到，因为这很可能会危及到国家的存亡。
所以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从前秦始皇弃仁义而用暴力，虽然可以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然而守成就不行了。”这就是片面运用刑法治国的弊端。
综上所述，君王在治理国家时，要经常警醒自己实施仁政，慎用法令，用德治教化民众，用法治规范民众的行为，二者兼而施之，使百姓能有所依从，各得其所。
四、悲剧君王悲在何处
历代君王，为什么有的能使国家兴盛，自己也万世流芳，而有的却使国破家王，自己臭名远扬呢？以南北朝时的宋齐两代为例，这一时期被废的国王共有五个。这五个废君都是因骄淫狂暴或被杀害或因国破而流亡。难道他们是生而本性就凶顽，才自取其祸，被上天抛弃，丧失大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