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的人常说吴、楚是因为治国有道才最后归顺，国家无礼先期强大，这是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时的事。现在一统天下，不能与古代相提并论。符合一般规律的说法，都不知道权变，所以谋划虽多，而最后使用的只有一个。依靠天然险阻得以生存的国家，只是在敌我力量相当时，才可以保存自己，如果双方势力不均、强弱有别，智者也不能为之出谋划策，地势险峻也不能保全。蜀地不可谓不险，高山耸立，直人云端，山谷幽深，只有弃掉马匹，悬起车辆，才能进入。都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等到进兵时，却连一点儿抵抗能力都没有。过关斩将，插旗蜀地，敌军死伤数万，我军乘胜席卷蜀地，直入成都。汉中各城池都按兵不动，不是都没有抵抗之心，而是力量不足。到刘禅投降，各城守将全都分崩离析。现在江淮之难，超不过剑阁；山川的险要，超不过峨山、汉水。孙皓残暴，甚于刘禅，东吴的困境过于蜀国。但我国的兵力比以前多，粮食器械的储备超过以往。现在不举兵平吴，而是按兵不动，战士苦于兵役，就会渐渐寻衅闹事，军队的战斗力就会衰竭，不能长久征战。当务之急，应当早做决定，一统天下。现在如果率梁州、益州的军队，水陆并进，荆楚的军队兵临江陵，平定南豫州郡，直达夏日，徐、扬、青、兖各州的军队齐向株陵，多方进军让吴军产生误会。以小小的吴国，抵挡天下的军队，势力一定会分散，肯定全线吃紧，巴、汉的奇兵再乘机攻其虚弱，这样，一地失守，吴国上下就会震动。吴国沿江建国，没有内地，东西几千里，靠篱笆为屏障，所要抵御的地区广大，全国各地一处也不会安宁。孙皓恣意残暴，为所欲为，猜忌下属，名臣大将不再有信心，所以像孙秀这样的人都会因害怕而归顺。在朝廷内大臣受到猜疑，朝廷外贤士困厄，不得提拔，没有保存国家的计策，安定的决心；平常尚且不能安分守己，兵临城下时，必定会有投降的，最终不能齐心协力共同战斗，是可以预见的。吴军的风格在于迅速，不能持久。他们的器械不如中原精良，只有水战是优势，如果我军一旦进入吴地，长江不再是屏障，吴军就会转而保卫城池。这样他们去长取短，我军再慢慢前进，士兵有勇敢战斗的勇气。吴军在本土战斗，有凭借城池固守的想法，这样不用多久，必定大败吴国。”
晋世祖采纳了羊祜的建议，下令王潜率军消灭吴国，实现了天下统一。当时，吴王孙皓有兼并大国的念头，派陆抗作荆州牧。晋国派羊祜和吴军相持。羊祜采取政德的办法惑化吴人。每当与吴军交战，一定要定好日期再交锋，不做那些间谍偷袭的事。若是临阵抓到俘虏，军官将要杀掉他们，羊祜就说：“这些人都是为节操而死的臣子。”一边流着眼泪，亲自予以殡敛，迎接他们的家人，并厚礼送回。吴国的将领如有人来投奔，就遂他们的心意。如果是想回吴国，就给他们放行。一个吴国的将军有两个小孩儿，在边境上玩耍，被羊祜的部下俘获。羊祜亲自抚养他们。过了一个月，他们的父亲以为孩子已经死了，便打算为他们发丧。羊祜就把他们送回去。
他们的父亲后来感激羊祜的恩德，带领二个孩子前来投降。看到这些，陆抗便告诫部下说：“人家一味讲德行，我们却一味地用暴力，这样，不交战我们也输了。你们各自守卫疆界，不要贪求小利就行了。”陆抗称赞羊祜道：“羊叔子比起乐毅、诸葛亮来也毫不逊色。”
陆抗临死时，对吴王孙皓说：“西陵、建平是国家的门户，处在长江上游，两面受敌。我的父亲陆逊曾经在临死时嘱咐：西陵是国家的西大门，如果那里发生不测，就当用全力把它夺回来。我认为，众侯王年纪还小，没管理过国家大事，请求他们节约开支，以确保军费。”
不久，羊祜到朝中，秘密陈述伐吴的计谋，让王溶在蜀地造船。大船长上百步，上面都建造城楼，四面开门，船头画上怪兽图案，说是要震慑江神。每条船上能容纳两千多人，能在船上骑马来往。王溶造船时砍削的木片顺流漂到东吴，建平太守署彦捞起木片呈给吴王孙皓，说：“晋国一定有功打吴国的计划，应当增加建平的兵马。晋国攻不下建平，就不敢渡江。”孙皓不听。
署彦于是锻造铁链和锥刺拦在江上，来阻挡晋军。王溶听到这个消息，就造大木筏，上面扎上草人，让识水性的人驾筏在前开路，遇到铁链就用大火烧断它。除掉这些障碍就开始发兵，结果很顺利地取得了胜利。
晋太康元年，安东将军王浑攻陷横江，龙骧将军王潜攻克建平、丹阳二城。杜预又派遣轻兵八百人乘小船偷偷渡江，抵达乐乡，屯在巴山上，悬挂旌旗，燃起大火，出其不意攻破公安。那时，众将都说这是百年未有的大战，不能全胜，而且春水正起，不能长久作战，应当等待冬季来临，再大举进攻。杜预说：“乐毅济西一仗打败了强大的齐国。现在我们军威大振，势如破竹。经几次战役之后，吴军营垒会迎刃而解。”对于杜预的说法，晋武帝深以为然。
吴国派张悌、沈莹渡江，沈莹对张悌说：“晋国在蜀地造船已经很久了，现在倾全国之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万里边境同时起兵，并且动用益州的全部军队，渡江而下，我国上游各地守军毫无防备，恐怕长江沿岸的众多城池都抵御不晋军的进攻，晋国的水军一定会打到这里。应当保存实力等待晋军到来，打一场硬仗。如果是打败了晋的话，长江西岸自然肃清。这样上游关隘即使被攻破，还可以再夺回来。现在渡江应战，不能确保获胜，如果万一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张悌不听。于是倾尽所有的兵力渡江进逼。晋不交战，吴军后撤时乱了阵脚，晋军趁机攻打，大败吴军。
吴王孙皓于是向王潜投降。八万军兵乘大船叫喊着驶人石头城。孙皓自己绑着双手，拉着棺材来见王溶，王溶烧掉棺材，以示礼敬。后赐予孙皓归命侯。
到晋惠帝时，惠帝平庸软弱，胡人骚扰中原，天子蒙受侮辱，逃到江南，天下再次分裂。五代历经三百多年。隋文帝代周而起，谋划攻伐陈朝。文帝曾经询问高颖攻取陈朝的计策，高颖说：“长江以北，土地寒冷，农田收割较晚；长江以南，土地温热，水田成熟较旱。等到收获季节，稍微征兵买马，声言要偷袭，敌军必定会屯兵坚守，这样就错过收割的好时节。敌军聚集我军解散，多次反复，敌军习以为常，然后，我们再聚集军队，这时敌军必然不相信，在其犹豫之际，我军再渡江作战，士兵士气必然高涨。江南土层浅，住的多是茅舍，所有的储蓄积聚，都不是放在地窖中。我们秘密派人顺风放火，等到他们再修好，就再放火，不用几年，陈的财力自然匮乏。”隋文帝采用高颖的计策，陈朝果然益发朝势衰微。
然后文帝发兵，派薛道衡为淮南道行台尚书吏部郎，并掌握公文。等到文帝的军队兵临长江，高颖召见薛道衡，在大帐中夜坐，问道：“你看，现在进军能够打败江东吗？”薛道衡回答：“凡讨论大事成败，必须用事理去推断。禹贡所居住的九州，本来是君王的疆土。后汉末期，豪杰举兵蜂起，孙权兄弟于是占据吴、楚的土地。晋武帝即位，立即吞并吴、楚，到永嘉南迁时，又分裂开来。从那时以来，战争不断，战争之后必然是和平，这是恒常的天道。郭璞曾预言：三百年后，藩邦各地还要与中原合并，现在运数将满。从运数来说，必然打败陈朝，这是一；有德者昌，无德者亡。自古以来的兴亡都没有脱离这个规律。皇上恭敬爱民，提倡节俭，每天为百姓大事操劳，陈后主却修造宫室，沉迷酒色，臣民不和他同心，百姓神灵都很愤怒，这是陈朝失败的第二条理由；治国的大体，必须任用能人，而陈朝的公卿大臣，只是充数而己。提拔小人施文庆，委以重任，尚书江总，只会吟诗喝酒，不是胸有韬略的人，萧摩诃、任蛮奴虽是大将，却不足以担当大任。
这是能大败敌军的第三条理由；我军有道，力量强大，敌军无道，力量弱小。估计敌军拥有士兵不过十万，西起巫峡，东到沧海，分兵把守，势力就孤单弱小，聚兵守一地，就会顾此失彼，这是能大败敌军的第四条理由。所以，我大军席卷获胜，这是确定不疑的。”高颖高兴地说：“你分析成败，条理很分明，我现在豁然开朗了。我本来以为你才学很不错了，想不到你的筹谋韬略也这么厉害。”于是进兵江南，俘虏了陈叔宝。这是消灭吴国的情况。
从前三国时，蜀国派宗预出使东吴。宗预对孙权说：“蜀国虽然是吴的邻国，但东西两国都要相互依存。吴不能设有蜀，蜀也不能没有吴。”孙盛却说：“帝王自保，只有仰仗道义，道义已经树立起来，即使小国也能变成大国。殷、周的兴起就是这样。假若仰仗欺诈和暴力，即使强国也会衰败，秦皇、项楚就是这样。更何况是地处偏远的小国，依恃山水的坚固，却要联合万里之远的地方永远依靠呢？从前六国用合纵的计策，可秦国还是最终统一了天下。隗嚣、公孙述采用联合的谋略，光武帝刘秀却终究兼并了陇、蜀。凭六国的强大，陇汉的广阔，都不能相互救援，各自坐视盟友被杀戮和倾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这是因为道德的根基不牢固，分离、衰弱的人心难以一致啊，这是很糟糕的情形，宗预却说：‘吴不能没有蜀，蜀不能没有吴’，这不是谄媚吗？”
由此看来，治理国家的根本唯有道义，君王如果不改德，身边的人也都会成为敌人。
自从隋文帝十年灭掉陈，到现在的开元四年已经有百多年了，天下一直是统一的。
《左传》说：“都城超过一百锥是国家的祸患。”又说：“大的都城同国都一样大是国家混乱的根源。”古代的诸侯国面积不过百里，不分封山海，不许亲近夷族，以疏远其属下，这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贾谊说：“我观察前代情况，发现诸侯强大的先谋反。淮阴王在楚地势力最强，最先谋反；韩信依靠胡人又谋反；陈孺士兵精良，因而又谋反；彭越靠梁国的帮助谋反；黥布用淮南的军队谋反；卢绾势力最弱也最后谋反。长沙王拥有两万几千户的封赏，功劳最少却最能保全自己，势力最弱却最忠诚。这不是各人的性情不同，是形势使然。假设让樊哙、郦生、周勃等各拥有几十个城池称王，他们的反叛并失败，也是可以想见的；让韩信、彭越之辈，位居最高的侯位而不封王，即使现在他们还会存在。那么治理天下的大计，就可以知晓了。要想让诸侯都忠诚顺服，就不如分封像长沙王那样的诸侯国；想要让臣下免受杀戮的下场，就不如让他像樊哙、郦食其那样；要想让天下长治久安，就不如多分封诸侯，削弱他们的势力。”
由此观之，让统治一地的地方长官，统治疆域扩大到上千里，拥有很多百姓，这就不仅仅是“都城过百锥”的谋反之资了。他们居官任用贤才，培植亲信，就不仅仅是疏远朝廷了。吴国占据长江、鄱阳湖，蜀国依靠天然的险阻，这不仅仅是依靠山河为凭借；横跨州郡，进行治理，不仅仅是城池像国都一样大所带来的害处。假如国家遭遇重大变故，有吴楚七国之乱那样的祸患，后果将不堪设想，当权的人不可不明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