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俄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他以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辛勤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被列宁称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他的创作丰繁，除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外，还有大量日记、戏剧和政论。
我不能沉默
一
“判处死刑七人：彼得堡二人，莫斯科一人，平扎二人，里加二人。处决四人：赫尔松二人，维尔诺一人，敖德萨一人。”
这是报纸上每天都有的。这种事已经继续了不止一周，不止一月，不止一年，而是几个年头了。这是发生在俄国，发生在人民认为每个罪人都是不幸的，直到最近法律上并无死刑的俄国。
我记得，从前我在欧洲人面前曾以此引为自豪，而现在不断出现死刑、死刑、死刑已经第二个年头，第三个年头了。
我拿着现时的报纸。
现时，5月9日，有一件可怕的事。报上印着几句简短的话：“今天在赫尔松的斯特里尔比茨基野地，十二名农民被处绞刑，罪行为抢劫叶里沙维特格勒县的地主庄园。”
这十二个人是这样一种人：我们以他们的劳动为生，我们以往使用一切力量败坏他们，现在也在败坏他们，从伏特加毒液开始，直到我们并不相信却拼命灌输给他们的那种信仰的可怕谎言——这样的十二个人，被他们给饭吃、给衣穿、给房住，过去和现在都在败坏他们的那些人的绳子绞死了。十二个丈夫、父亲、儿子。俄国的生活全靠这种人的善良、勤劳、纯朴来维持，现在他们却被捉了起来，关进监牢，戴上脚镣。然后，为了不让他们抓住将要吊死他们的绳子，把他们的手反缚在背后，带到绞刑架下。有几个和他们同样的农民，就要把他们吊起来，不过这几人都有武装，穿着很好的靴子和干净的制服，手上拿着枪，伴送着被判决的人。这些被判决的人旁边，走着一个身穿锦缎法衣，围着项巾，手里拿着十字架，头发长长的人。队伍停住了。全部事务的主持者说了几句话，秘书念着公文，当念完公文，那长发的人便面对别的正准备用绳子绞死的那些人讲了一些关于上帝和基督的话。讲过这些话之后，刽子手——他们有好几个人，一个人是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工作的——立刻冲肥皂水，抹到索套上，以便把那些带着镣铐的人勒得更紧；接着就给他们穿上尸衣，带到绞架的木台上，给颈子套上索套。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这些活活的人，随着凳子从脚下抽出，就互相碰撞着，全身的重量立刻把自己颈上的索套拉得紧紧，于是痛苦地窒息而死。这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人，只消一会儿工夫，就变成吊在绳子上的死尸，起初还慢慢地摇晃着，后来便一动不动地停住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上流人物，有学识的文明人士为自己的人类弟兄热心安排和想出来的。他们出主意，要悄悄地，黎明时候干这些事，这样就谁也不会瞧见；他们出主意，让执行的人分担这些暴行的责任，以便每个人都认为并且会说：他不是罪人。他们出主意搜罗堕落和不幸的人，一面迫使他们做我们想出和赞成的事，一面又装模作样，好像我们很厌恶做这种事的人。他们想出的主意甚至是如此微妙，一些人（军事法庭）只作判决，但行刑时必需出席的不是军人，而是文官。不幸的、被欺骗的、堕落的、受鄙视的人却去执行工作，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好好给绳子抹上肥皂，叫它更牢靠地勒着颈子，痛痛快快去喝这些文明的上等人贩卖的毒酒，以便更快更彻底地忘记自己的灵魂，自己人的称号。
医生查看着尸体，这里摸摸，那里碰碰，于是报告上司，工作已经完成，该做的都做了，全体十二个人无疑都死了。上司认为工作做得认真，哪怕这是沉重而且必要的工作，就回去处理自己的日常事务去了。人们取下僵硬的尸体，掩埋起来。
这难道还不可怕吗!
这种事不止出了一次，也不仅仅出在俄罗斯人民一个很好的阶层里面这十二个不幸的、被欺骗的人身上，而是几年来一直不停地出在成百成千被欺骗的人身上，而欺骗他们的正是那些对他们干这种可怕事情的人。
他们干的不单是这种可怕的事情，而且还在同样的口实下，以同样的冷酷无情在监狱里、要塞中、流放地制造种种苦难和暴行。
这是可怕的，但最可怕的是，干这种事不是出于一时兴起，出于压倒了理智的感情，像在殴斗中、战场上，乃至抢劫时干出来的那样，恰恰相反，而是出于理智的要求，出于胜过感情的打算。因此这些事特别可怕。之所以可怕，那是由于没有任何东西能像从法官到刽子手以及不希望干这种事的人干出来的所有这一切事那样彰明昭著；无论什么东西都不会如此明显、如此清晰地表明专制制度对人类灵魂的害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的害处。
当一个人可以夺走另一个人的劳动果实，夺走他的金钱、牛、马，甚至可以夺走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感到气愤——这是令人气愤的，但更加令人气愤得多的，是一个人可以夺走另一个人的灵魂，可以迫使他做伤害他精神上的“我”、剥夺他精神幸福的事。而干这种事情的人，却心安理得地为人们的幸福安排着这一切，用暗害、威胁、欺骗迫使从法官到刽子手这样的人，做出这些必然剥夺他们真正幸福的事。
当这一切几年来一直在全俄国发生的时候，这些事的罪魁，那些下令干这些事的人，那些能阻止这些事的人，却蛮有信心的认为这些事是有益的，甚至是必需的，或者想出一些话来，大谈什么不该让芬兰人像芬兰人所希望的那样生活，而是必需迫使他们要像一些俄国人所希望的那样生活；或者颁布一些命令，说“骠骑兵团队里，袖子的翻口和短上衣的领子颜色应同短上衣一样，而领得的套衣，在袖口的皮毛上边，不得再有镶边。”
是啊，这太可怕了!
二
这里最可怕的是，所有这些非人的暴行和屠杀，除了给暴行的牺牲者及其家人造成直接的祸害之外，它们还会给全体人民造成极大的祸害，同时把像干草堆上的火灾那样飞快蔓延的俄国各阶层人民的堕落传播开去。而这种堕落又会在普通劳动人民当中传播得特别迅速，因为所有这些罪行比起普通小偷和强盗，全部加在一起的革命家已经和正在犯的罪行，要超过一百倍，而且制造这些罪行时还有一种借口，说什么这是必需的、很好的、非此不可的，而那些在人民的观念中各种与正义乃至神圣分不开的设施，如枢密院、宗教院、杜马、教会、沙皇等，不仅为它辩白，而且还竭力支持。
这种堕落正以不寻常的速度传播着。
前不久在整个俄国人民中还找不出两名刽子手。还在不久之前，在80年代，全俄国只有一名刽子手。我记得，当时符拉吉米尔·索洛维约夫非常高兴地告诉我，全俄国找不到第二个刽子手，只好把唯一的一个从这个地方运到那个地方。现在不是那样了。
莫斯科一位开小铺子的商人，买卖失败之后，他愿意为政府执行杀人时效力。每绞死一人得一百卢布。短短的时间里他便重振了家业，很快就不需要再搞这种副业了。现在照旧做他的生意。
过去几月里，像各地一样，奥勒尔省要用刽子手。马上有人出来同意办这件事。和主持杀人的官员讲好每人五十卢布。但他谈好价钱之后，知道别处付钱更高，于是这位自愿的刽子手在行刑时候，给犯人穿上了尸衣，却不把他带上木台，而是停下来，走到长官面前，说道：“大人，您给添一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要不我就不干。”给他添了钱，他执行了。
随后又有五人要处决。行刑前一天，一个不知名的人来找主持杀人的官员，希望秘密谈判。主持人出来了。不知名的人说道：
“前不久有人向您每个要了三张二十五卢布的票子。今天，听说决定处决五个。请吩咐全留给我，我每个只要十五个卢布，您放心，我会干得很好的。”
我不知道这提议是否被采纳，但我知道有这个提议。
政府造成的这些罪行，就这样对一些很坏的，最没有道德的人发生作用。但这些可怕的事件也不能不影响大多数道德一般的人。大量普通的，尤其是年轻的经营自己个人事业的人，由于不断听到和读到当局，即民众已经习惯当做优秀人士而加以尊敬的那些人造成的骇人听闻的、非人的兽行，非但不理解制造这些可恶事件的人不配受人尊敬，而且会不知不觉地作出相反的判断，他们认为，如果大家尊敬的人做了我们以为可恶的事，那么这些事未必会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可恶。
如今人们在文章上写着和口头上讲着死刑、绞刑、屠杀、炸弹，就像以前讲天气似的。孩子们玩绞死人的游戏。孩子或中学生几乎也敢于在剥夺财物的时候杀死人，像从前打猎一样。杀死大地主、占有他们的土地，现在许多人认为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可靠的办法。
总之，由于政府的所作所为，它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容许杀人，容许任何罪行，如抢劫、偷盗、撒谎、苦刑、屠杀等等，都被那些为政府所败坏的不幸的人认为是十分自然的，人类本来就有的事。
是的，不论事件本身多么可怕，它们所造成的道德的、精神的、看不见的祸害更加可怕得无法相比。
三
你们说，你们制造这些恐怖，是要建立安宁和秩序。
你们建立安宁和秩序!
你们究竟是怎样建立的呢?你们，基督权力的代表，受到教会人士赞扬和鼓励的指导者、教师，你们消灭人们最后剩下的一点点信仰和道德，制造最大的罪行：即谎言、背叛、各种各样的苦刑，以及违反每一颗尚未完全败坏的人类良心的最坏和最可怕的罪行；即不是单数的屠杀，不是一次屠杀，而是多数的屠杀，无尽的屠杀，并且你们还想引用各种愚蠢的条文为它们作辩护，而这些条文是你们写在被你们侮辱地称之为法律的你们那些愚蠢和虚伪的书里的。
你们说，这是使人民安宁和消灭革命的唯一手段，但这显然是一句假话。很清楚，这并不是满足全体俄国庄稼人最起码的正义要求：消灭土地私有，恰恰相反，而是在肯定私有，并且以种种办法激怒人民，激怒那些开始和你们进行暴力斗争的轻举妄动和满腔愤怒的人，既然使他们遭受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流放和监禁，绞死孩子和妇女，你们就不能使他们平静。要知道无论你们怎样竭力摧残自己人类本来就有的理智和爱，它们还是存在于你们心中，你们应当醒悟，应当想想，这样就会看到，要是像现在这样行动，即参与这些可怕的罪行，你们不仅不能医治病症，而且只能使它加重，使它病入膏肓。
这本来是十分清楚的。
发生这种事件的原因，无论如何不在物质世界的事件里面，而是全部问题都在人民的精神情绪当中，并且有所变化，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使它回到以前的状态，正像不能把成年人再变做儿童一样。社会的愤怒或安宁决不取决于彼得洛夫是活下去还是被吊死，或者伊凡诺夫不是生活在唐波夫，而是生活在尼布楚，在苦役中。社会的愤怒或安宁只能取决于不单是彼得洛夫或伊凡诺夫，而且是极大多数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境遇，取决于这个大多数如何对待执政当局、土地私有、所传播的信仰，也就是说取决于这个大多数认为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事件的力量决不在于物质的生活条件，而是在于人民的精神情绪。如果你们屠杀和折磨哪怕十分之一的俄国人民，那么其余人的精神状态也不会是你们所希望的那样。
所以，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连同你们的搜查、侦查、流放、监狱、苦役、绞架——所有这一切不仅不能把人民引到你们想要引到的状态，而是相反，会增添愤怒，消除任何安宁的可能。
你们说，“那么怎么办呢，现在要使人民安宁，该做什么呢?怎样阻止那些正在发生的暴行呢?”
回答最简单：停止你们在做的那些事。
如果谁也不知道，需要做什么才能使“人民”——全体人民安宁（许多人知道得非常清楚，使俄国人民安宁最需要的就是：必须废除土地私有，正像五十年前必须废除农奴制一样），如果谁也不知道，使人民安宁现在需要什么，那么仍然很清楚，要使人民安宁，肯定不需要做只会增添人民愤怒的事。而你们现在做的，恰恰就是这种事。
你们做的那种事，你们不是为人民做的，而是为自己，为了维持由于你们的谬误被你们认为有利的，实际上却是你们所处的可怜和可鄙的地位。所以，你们别说你们做的那种事是为人民做的。这是谎言。你们所做的一切卑鄙龌龊的事，你们都是为自己做的，是为了你们自己自私自利、沽名钓誉、追求虚荣、报复私仇的目的；为了自己能在那种你们所生存并认为是一种幸福的腐化堕落之中再生活一些日子。
但不管你们讲多少遍，说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的幸福而做的，人们总是越来越懂得你们，越来越鄙视你们，越来越不像你们希望的那样看待你们的镇压和制止的措施。你们希望把这看做为某种高级人物集合体的，政府的行动，而他们却看做是个别一些不怀好意的自私自利之人私自干的坏事。
四
你们说：“开头的不是我们，而是革命家，而革命家的可怕暴行，只能用强硬的（你们这样称呼你们的暴行），强硬的政府措施来镇压。”
你们说，革命家造成的暴行是可怕的。
我不争辩，对这个我还要加上一点，他们的事业除了可怕以外，也同样愚蠢，同样击不中目标，正像你们的事业那样。但他们做的事：所有这些炸弹和暗害，所有这些极其可恶的谋财害命勾当——所有这些事不论多么可怕，多么愚蠢，都远远不如你们干出的那些事罪大恶极和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