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1】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杰出作家塞万提斯（Cervantes，1547—1616）的传世之作。西班牙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曾显赫一时，一方面是国家完成统一大业，建立起专制君主制，另一方面是在发现美洲大陆之后靠殖民性掠夺获得大量黄金。1519年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当选神圣罗马皇帝之后，西班牙几乎称霸了欧、美两洲。但是这个殖民大国的强盛转瞬即逝。侵略扩张的野心、重税政策和教会对异端的残酷压制，使一度繁荣的资本主义经济很快受阻，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的自由在刀剑的铿锵声中、在黄金的急流中、在宗教裁判所火刑的凶焰中消失了”【2】。在这种大起大落的形势中，西班牙的人文主义运动产生得较迟，大约在16世纪后半叶才出现人文主义文学的“黄金时期”。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代表了这一时期西班牙小说的顶峰。在人文主义文学达到繁荣之前，西班牙文坛主要被贵族骑士文学、田园传奇所占领，就像我们在读《堂吉诃德》时会看到的那样，当时的西班牙人，无论是受了良好教育的绅士、教士、贵族青年、小姐，还是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商人、帮工、农民、公差、犯人等等，对骑士文学都或多或少地了解一些。他们或者对其中的人物、情节烂熟于心、不绝于口，或者在道听途说中对这些传奇有了印象，闲谈议事时就不免加入一点，聊上几句。尤其在听说“书”上的“骑士”经过本地或就在不远处时，更是忍不住要去围观、对话，甚至忍不住要捧杀一下或攻击一番，那情景，与我们现代人议论热门电影、争睹影视歌明星风采的热情，堪称相似。
骑士与骑士文学
骑士（英国人称Knight，法国人称Chevalier）在今天是一种荣誉称号，但最初在中世纪是指正式受过训练的骑兵。中世纪的骑士是一些职业的骑马战士，他们为封建领主服役，这种服役主要是指为保有土地而履行的军事义务，其可能是打仗或远征，也可能是骑马护驾或守护城堡。领主为取得这种服务会向骑士授予土地。因而骑士是封建等级制中最低一级的“上层人士”，也是一种可以世袭的出身或阶级地位。骑士的男性后代一般在七八岁就给父亲当随从，12岁左右到父亲的领主家接受进一步教育，包括“骑士道”和军事训练。以后在跟随领主一起作战并被认为“合格”后，会被领主授予“骑士”称号，并举行极为庄严的授封仪式。十字军东征后，骑士的地位大为提高，11—14世纪是欧洲骑士制度的全盛时期，之后则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而逐渐消失。“骑士”也逐渐脱离原来的军事意义而演化成一种纯粹荣誉称号。在塞万提斯时代，西班牙王权就用骑士的荣誉和骄傲去美化歌颂封建等级关系，鼓励贵族们努力建立世界霸业，所以文坛上的“骑士文学”也受到封建王权的欣赏。
“骑士道”是在骑士制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曾经是一种严肃的道德规范，其主要内容是忠君、护教、尚武、礼节、爱情和荣誉。由于骑士与领主及教会之间，是“封主”和“附庸”的关系，因而必须绝对忠君和护教。也由于骑士不仅要善战于沙场，还要得体地出入于宫廷或沙龙，不仅要维护领主的利益，还要尽可能赢得贵妇人的好感，于是就有了尚武精神、规范礼仪和所谓“典雅的爱情”的结合，后者指对“心爱的贵妇人”有纯洁而又强烈的精神恋爱，并视为她们冒险是骑士的最高荣誉和高尚品德。
骑士文学以描写骑士爱情和冒险为基本内容，以宣传和赞美骑士精神为主要追求，其积极因素在于肯定尘世生活的幸福，对禁欲主义和出世思想有反叛的倾向。骑士道在骑士文学中往往是以荒唐的夸张方式来歌颂的，这些骑士精神相对于中世纪的残忍、粗暴、尔虞我诈总是显得更“高尚”一些，也更受读者欢迎。但骑士文学的致命弱点是反映的生活面狭窄，故事情节大都脱离现实，人物形象也纯属虚构，表现手法又公式化、套路化，语言追求“高雅”而实际是堆砌辞藻，内容空洞。
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的《自序》和第二部结尾时都一再声明：“我除了要使人们憎恨那些虚妄荒诞的骑士小说之外，并没有别的愿望。”塞万提斯的这个愿望是完全实现了的。1605年《堂吉诃德》第一版出版后，骑士小说就成了西班牙人民共同的笑柄，新的骑士小说一本也没有再出版过。不过，正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说：“天才的那支笔总比执笔的人来得伟大，笔锋所及总在作品预计之外。塞万提斯不知不觉之中，用对人类那种激昂奋发的热情，写了一部最伟大的讽刺作品。这是他没料到的，他这人自己就是位英雄，大半世光阴都消磨在骑士游侠的交锋里。”【3】塞万提斯既无情嘲讽了骑士小说，也同时帮助人们重新认识了“骑士精神”或“骑士道”。塞万提斯在写作中逐渐拓展了自己最初的构想和主题，他把自己的性格和对待人生的态度添加了进去，把自己对时代社会状况的见识充实了进去，他把一个“骑士”真正应有的品德、学识、修养和社会对这种“模范骑士”的评价、接纳方法融入了进去。所以他笔下的人物最后成为一个既让人发笑又让人泪下，既让人敬佩、感动，又让人可怜、深思的非同寻常的角色。堂吉诃德是世界文学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角色之一。
塞万提斯：战士和诗人
他出身没落贵族家庭，父亲是个不得志的乡村医生。塞万提斯小时随父到处奔波，书读得很少，但生活的经验丰富。1568年进中学后，由于他的好学（据他说连地上的烂纸片也捡起来读读），他接触了许多古希腊、罗马古典名著及其他作品。1569年即23岁时到了意大利，在那里他游历了各个文化名城，拜访文人学士，但仅一年后，就应征入伍，参加了西班牙驻意大利的陆军。当时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在地中海集结了强大的海军，准备向这一地区的基督教国家大举进攻。在雷邦多（Lepanto）战役中，带病上阵的塞万提斯胸口和左臂受了重伤，左手因此残废。但在这场战役中，土耳其舰队几乎全军覆没，威胁从此解除，塞万提斯以此为豪，多次在作品中提及。当这场卫国战争结束之后，1575年，立下不少战功的青年士兵塞万提斯带着统帅向国王请求把他升为军官的推荐书，与弟弟一起启程回国。但在起航的第二天，兵船“太阳号”在里昂海湾遇到三艘土耳其海盗船的袭击，一场激战后他们全部被俘，被带到阿尔及利亚。由于那封推荐书，塞万提斯被当作重要人物，勒索巨额赎款。而他本来贫寒的家庭根本无法筹措巨款，于是塞万提斯在阿尔及利亚过了5年绝望的、非人的生活。他曾4次组织出逃却都没成功。
1580年9月，他终于被亲友赎出，但“英雄”回国后却无人重视。一贫如洗的塞万提斯决心从事创作——因为他拥有的是旺盛的生命力、不安于现状的性格、乐观主义的精神，及饱经沧桑的经历。塞万提斯最初在文学上的尝试是失败的，他“写出了西班牙文学史上一些最拙劣的诗句”，继而又写了三四十个剧本，还试作了一部田园传奇，都遭惨败。1584年，他和一个比他小18岁的女子结了婚，但不到一年，他又跟另一个女人生了孩子。为了养家糊口（合法、私生的子女），也由于稿酬菲薄，塞万提斯不得不谋取一个征税员的职位。由于征收教会的财产以解救穷兵黩武的腓力普统治下的饥荒，他又数度（四次）被捕入狱。出狱后，失去职业的塞万提斯再次以卖文为生，尝试了各种题材：从史诗到妇产学论文。1595年他终于在一次诗歌竞赛中获奖，但奖品不过是三把钥匙。1604年他曾带着自嘲的辛酸说：“我受挫折的经验比写诗的经验要丰富得多。”
年已58岁的塞万提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已是个“银须（虽然几十年前，满脸的络腮胡子还是金黄色的）、小嘴，谈不上有什么牙齿”的人，这时他“只有六个牙，而且还不是好牙，长得也极不整齐，上牙和下牙根本合不上”，同时，“皮肤不是褐色的，还相当白，肩膀挺宽，脚底下不怎么灵便”。就是在这样的年岁和境遇中，他大器晚成。1605年，《堂吉诃德》出版，塞万提斯名声大振。在序言中他说此书是在“狱中”构思的，这是事实，这本书是在失败和挫折中、在生活的磨难和艰辛中酝酿成熟的。
这书的空前成功触怒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和封建贵族，也遭到骑士小说家们的仇恨和嫉妒。1614年，一个化名阿维达尼亚的作者写了伪《堂吉诃德》第二部，对塞万提斯进行恶毒辱骂，歪曲了堂吉诃德和桑丘的形象，把他俩写成愚蠢、下流的角色。针对这样的公然挑战，1615年，年迈体弱的塞万提斯奋笔写出了真正的《堂吉诃德》第二部，它比第一部内容更丰富，思想更成熟，形式更完美。不过作者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实惠，依然是穷文人，无名无财，在出版第二部后的次年，塞万提斯就因水肿病去世，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在哪儿。
堂吉诃德的三次出游
堂吉诃德——原是西班牙拉·曼却地区的一个乡绅，叫吉哈诺，“五十来岁，体格很强健。他身材瘦削、面貌清癯，每天很早起身，喜欢打猎”。他闲来无事时就埋头读骑士小说，“他好奇心切，而且入迷很深，竟变卖了好几亩耕地去买书看，把能弄到手的骑士小说全搬回家”。于是终于走火入魔，脑子尽是魔术呀、比武呀、打仗呀、挑战呀、创伤呀、调情呀、恋爱呀、痛苦呀，竟都信以为真。然后他决定也去做个游侠骑士，漫游世界，冒险猎奇，他翻出祖上破旧不堪的盔甲，牵出自己皮包骨头的劣马，用了八天时间给自己取名为“堂吉诃德”，用了四天时间为自己的马取名为“驽骍难得”。剩下来美中不足的就是缺乏一个“意中人”，“因为游侠骑士没有意中人，好比树皮没有叶子和果子，躯壳没有灵魂”。于是他把邻村一个没见过面的农村姑娘的名字改为“杜尔西内娅”（甜蜜或温柔），假想为自己的意中人。
奇情异想的堂吉诃德第一次离乡出行，是在一个炎炎七月的大清早，偷偷从后门出去的。他在一个极为普通的客店里让店主为自己“授封”，然后就牵马前行，寻找第一次历险。果不其然，天下不平之事比比皆是，俯首可得。他不久就听见右边树林深处有隐隐的哭喊声，寻声而去，原来是一个15岁左右的男孩，上身被脱得精光，正遭一个粗壮的农夫绑在橡树上用皮鞭抽打，堂吉诃德怒声喝道：“你这骑士不讲理！怎么虐待一个不能自卫的人啊！你这样卑劣，我要好好儿教训你呢！”那农夫忽见一个浑身披挂的人举枪在他头上挥舞，直觉得性命难保，赶紧承认这是他的佣人，因放羊丢失一只而在此被惩罚。被松了绑的男孩马上声辩说主人已经欠了他九个月的工钱不给。堂吉诃德要那农夫给钱，农夫却说钱在家里，让男孩与他回家去取，男孩害怕农夫回家报复他，执意不肯。堂吉诃德则对那男孩说：如果那农夫敢对一个骑士发誓说要给，就绝不敢耍赖的！然后他自认此次冒险中的骑士大任已经完成，踢动驽骍难得，一阵风似的跑了。农夫一见堂吉诃德走远，返身抓住男孩重新绑在树上，开始了更凶狠的抽打，最后满面是泪的男孩哭着要去叫英勇、公正的好骑士堂吉诃德，“他的主人却在那里笑”。
堂吉诃德正想把自己“可喜可傲的第一步”献给意中人杜尔西内娅，就看见一队商人骑马挑担缓缓走来，他提高嗓门，傲然说：“你们大家都得承认，普天下的美女，都比不上拉·曼却的女王，独一无二的杜尔西内娅！谁不承认，休想过去！”那群商人马上发现这个模样古怪的人是个疯子，于是开玩笑挑逗他，被惹怒的堂吉诃德急欲讨回“正义”，托着长枪冲进商队，可惜那驽骍难得半道绊倒，堂吉诃德被摔倒在很远的野地里，由于古董铠甲的重量而爬不起来。一个赶骡的小伙子还冲上来夺过长枪把堂吉诃德一顿好打，堂吉诃德虽然遭了暴雨似的棍打，嘴却没有闭一闭，一直在呼天喝地，恫吓他心目中的这一帮强盗。待商队走后，动弹不得的堂吉诃德浑身疼痛，但还有气无力地躺在地上，背诵着骑士抒情诗。一个运麦子上磨坊的老乡路过这里，发现这个用一派胡言来哼着伤痛的人是自己认识的邻居，于是把他送回了家。
堂吉诃德的第一次出游使得他侄女和管家大吃一惊，当地的神甫和他的朋友理发师也赶来了，大家把堂吉诃德屋中的骑士小说统统搬出来付之一炬，并对醒来的堂吉诃德说是魔鬼掠走了它们。堂吉诃德一听就明白了是哪位魔术师干的好事。他在家里安安静静地待了15天后，就开始游说他街坊里的一个老乡桑丘·潘沙。他对桑丘作了种种许诺，包括分给他一半的财产和说不定可以当个“海岛总督”。于是这位厌倦了农活、头脑机灵的老乡就答应跟他出门，做他的“骑士侍从”。这两个人在一个晚上悄然离乡，桑丘骑着一头毛驴，背着一个准备装钱的褡裢和一个皮酒袋，他满怀希望地憧憬着未来的大运，远远地却看见了郊野里的三四十架风车。堂吉诃德一见就认为是一些大得出奇的妖怪巨人，不由桑丘劝说，就冲杀了过去。风车庞大的翅翼正被微风刮动，堂吉诃德的长枪一碰到它就迸作了几段，顺便把堂吉诃德也连人带马扫倒在地。桑丘赶驴前来营救时，发现堂吉诃德已不能动弹，不过他还能安慰桑丘说：“打仗的胜败最拿不稳。”
他俩在林中过了一宿后，又遇上了一个车队，车上坐的是一个贵妇人，她丈夫新近获得了美洲的一个要职，正等待她去塞维利亚碰头，然后一同出发。堂吉诃德一看见马车和随行的人员后立即认为是某妖魔师用车劫走了一位公主，为了除暴惩凶，他又直冲过去。说话间，两个修士滚下骡子，一个同车绅士逃得飞快，赶车的侍从想与堂吉诃德对抗，一刀砍掉了堂吉诃德的半边铠甲连带一大块头盔和半只耳朵；堂吉诃德则一箭正砍中他的脑袋，让他鼻、嘴、耳朵里都鲜血直冒。坐在车中连连祈祷的女人一再恳请堂吉诃德宽宏大量、手下留情。堂吉诃德则大咧咧地回答说：“行啊，诸位美女，我愿意遵命，不过有一个条件，一点默契：这位骑士得答应我到托波索林上走一遭，代我拜见那位绝世无双的杜尔西内娅，由她去发落。”几个女人在惊慌中满口答应，于是堂吉诃德饶过那侍从，与桑丘一起重新上路。
他俩继续经历冒险：因冲进羊群砍杀了数只羊而被牧羊人用雨点般的石块攻击；因解救去海上做工的苦役犯而不得不逃进黑山“修炼”（怕被官兵追赶）；因在一客店大战满盛红酒的皮袋而被店主诅咒；最后当堂吉诃德派桑丘回村给杜尔西内娅送情书时，遇到了前来寻他俩回家的神甫和理发师。堂吉诃德被关在笼子里带回了家。
在塞万提斯抱病完成的小说第二部，堂吉诃德又开始了第三次出游。他俩首先去拜访“意中人”，堂吉诃德没想到杜尔西内娅竟是一个又蠢又丑的乡下姑娘，身上不仅没有花朵的芬芳，而且有着一股子生蒜味。于是桑丘安慰他说，这完全是由于一群混蛋的妖魔师作怪。之后堂吉诃德与献给国王的狮子决斗，阻止一个财主去夺一个贫苦青年的所爱，巧遇一位外出打猎的贵妇人，被她请回家“解闷”。在这个公爵夫人家，桑丘竟然真获得一次当海岛总督的机会。在堂吉诃德的教导下，他第一天遇到的三个民间纠纷就体现了卓著的断案水平，之后的执政态度也相当廉洁，但由于不知名的“外敌”突然入侵，周围的侍从又不听话，他只好逃奔出海岛来寻找主人。没想到堂吉诃德此时也已遭遇了一系列公爵夫妇游戏花招的肆意玩弄。于是主仆二人一起离开公爵夫人家后不禁赞美自由之可贵。然后堂吉诃德遭遇了生平中最伤心的一件事，即一个自称“白月骑士”的人要与他决斗。两人事先说好谁输谁回家。堂吉诃德不幸输了，为恪守骑士诺言，他回到家中，准备从此当牧羊人去过田野中的生活。其实这“白月骑士”就是他家中的朋友，一个受堂吉诃德家人委托说服堂吉诃德回家的“学士”。
不久，堂吉诃德得了病，临终前他嘱咐家人烧毁一切骑士小说，并说侄女未来要嫁，一定要嫁一个从未读过骑士小说的人，否则不能得到任何遗产。桑丘听到堂吉诃德病重的消息后，热泪夺眶而出，虽然他已经得到了堂吉诃德早先许诺的那笔钱财，但他还是对临死的堂吉诃德大声哭道：杜尔西内娅已经摆脱魔缠，一出门就能见到真身。桑丘充满激情和幻想地鼓动堂吉诃德说：自己以后再也不会出错偷懒让主人总打败仗，还是快起床去第四次出游吧。“照咱们商量好的那样！”但是堂吉诃德则平静回答：“我以前是个疯子，现在头脑灵清了；从前是堂吉诃德，现在只是善人吉哈诺。但愿各位瞧我忏悔真诚，还像从前那样看重我。”堂吉诃德接受了种种宗教仪式，长辞人世。
文学走进了生活
在形式上，《堂吉诃德》对当时流行一时的骑士小说进行了滑稽模仿或称“戏仿”，揭露这类小说对人的毒害和给社会可能造成的精神灾难。骑士小说的一大致命弱点就是脱离现实，使人们与生活分离，与真正的社会活动相分离。塞万提斯反过来用现实反衬这类小说的荒诞不经，再现生活的真实状况。比如堂吉诃德看骑士小说入迷后就胡乱凑集破盔甲、旧长枪、瘦劣马，匆匆上路，这表明骑士小说往往带给人不着边际的各种幻想，使人们用虚拟满足替代直面现实的真情实感。堂吉诃德的整个外表和典型装束无不给人以破烂不堪、行将就木的“古董”感觉，实际也暗示这“骑士道”的一套早已经成了历史陈迹，在实际生活中行不通了。在堂吉诃德的出游经历中，塞万提斯又借他的“受封”，把邻村姑娘作为理想情人，见到“贵妇人”就献词、鞠躬、吟诗、感叹万端等等，讽刺骑士生活的自以为庄严、自作高雅和自作多情。那些繁琐无聊的礼节、矫揉造作的语言通过堂吉诃德的严肃模仿，统统变得故作姿态、故弄玄虚、语焉不详、多此一举。
在小说的叙述方式及文体上，塞万提斯有意仿造一般骑士小说的模式化写作：由骑士命名、受封仪式、决斗比武、受苦受难、冒险经历、英雄美人、情书投递等现成“公式”构成，但他同时也借用骑士小说喜用的“训诫性”手法，不断夹叙夹议，并让农夫桑丘与贵族气十足的堂吉诃德一起争论是非，使事物的真相和现实的原貌能够在真实与虚构的差异中凸显出来。从堂吉诃德第一次出击拯救一个受屈童工、反而使他遭受更大苦难这一事实，塞万提斯还向人们证明：坚持复古、机械守旧的骑士道做法不仅不能匡扶正义、锄强助弱，反而使社会的弱者处境更糟。而堂吉诃德第一次出游被抬回来，家人焚毁他的书后，他仍执迷不悟、继续出门，则表明骑士文学的不良影响已经十分长久，许多人受毒不浅，失去了对生活的正常嗅觉，消除这种虚假文化的内在影响，也非焚毁书籍、控制肉身这样简单粗略的一日之功所能达到。
讽刺灭亡了的骑士制度和虚张声势的骑士文学，只是塞万提斯的最初动机。实际这部小说在故事和人物的发展中逐渐由简至繁、由线描至彩绘，由随写随编至包罗万象，实现了对16世纪末17世纪初西班牙社会生活的广阔描绘，书中700余个人物、大量的生活细节、生动的风俗刻画，以及妙趣横生的无数民间谚语、俚语，都使这部小说成为帮助人们认识现实、体验人生的有益知识和精神享乐。
例如第二卷第30章当堂吉诃德遇到正在打猎的公爵及夫人时，这一对贵族夫妇已经读过《堂吉诃德》第一部，知道堂吉诃德是疯头疯脑的人，所以急于要认识他。一听桑丘的介绍，他们就“兴高采烈地在那里等着”，他们把堂吉诃德主仆请回家，拿成瓶的香水往堂吉诃德身上洒。让堂吉诃德脱了铠甲，换上一件红色大衣，戴上一顶绿色帽子。在饭桌上他们逗引这主仆两人说话，尤其问他们最近向杜尔西内娅“献”上了什么，引出堂吉诃德一番慷慨陈词和疯癫表演。当餐桌上的公爵贵妇们笑够了之后，四个女仆端上银盆和名贵香皂给堂吉诃德洗胡子，堂吉诃德以为是本地风俗，恭敬从命，结果满脸皂沫时却被告知水已经用完了。虽然众人对堂吉诃德那副滑稽的怪相忍不住地想笑，但桑丘却在一旁要求是否给骑士仆人也洗洗胡子。于是厨房里的佣人给桑丘围上粗麻布，端来小木盒，里面装的是油腻腻的洗碗水，桑丘气得直喊要打人，公爵夫人“笑得气都回不来”，堂吉诃德看不下去，镇静出言：“别招他，他和我都不懂开玩笑的一套。”公爵夫人这才假意训斥了一下奴仆，请堂吉诃德和桑丘休息。
事实上这对贵族夫妇及家中状况，正反映当时西班牙的宫廷贵族和统治阶层不仅生活奢侈糜烂，而且精神世界极其空虚无聊，他俩一听说堂吉诃德路过，就知道逗乐解闷的机会来了。他们对手下仆人一方面吩咐完全照骑士小说上的古礼“款待”堂吉诃德主仆，另一方面也与家中成员和手下臣民一起对堂吉诃德和桑丘极尽玩弄和侮辱之能事。他们让桑丘成为“大人物”到一个千人居民的小岛“布拉它琉”去当“总督”，告诉桑丘这岛名叫“不让他留”，这个双关语义也强调了这帮人要和他恶作剧的用意。在这场事先精心策划的活报剧中，假扮的“岛民”们先是倾巢出动，隆重夹道欢迎新总督，然后让桑丘当众判案以服民心。随后他们让一个自称是“忍凶医师”的人掌管桑丘的吃饭。桑丘不仅在他的指导下什么都不能吃，而且在饭桌上就接到“冤家要侵犯海岛”的紧急密信，桑丘只好饥肠辘辘继续“办公”。在做总督的第七天晚上，岛上的钟声人声就突然闹成一片，桑丘想穿盔甲迎敌，结果被周围人脱得只剩一件衬衣，用两个盾牌加绳子一捆，像个乌龟似的被推出了门。他在人群中很快被绊倒，被人在身上踩来踩去。而这时又突然宣布他“英明”的领导击退了敌人，桑丘在惊慌疲劳之余，终于晕了过去。而此刻留在贵妇人府上的堂吉诃德也一样被反复作弄，贵妇人的女仆假装要与他谈情说爱、窗下吟歌，弄得他柔肠寸断，不住地向心中的人儿杜尔西内娅表白自己忠贞不贰。黑夜中突然一切又像是“中了妖术”，堂吉诃德不得不与铃铛和猫大战，随后又被“鬼怪”在暗夜里又拧又抓地折磨了半小时，使得堂吉诃德被拧得浑身疼痛，又摸不着头脑。在堂吉诃德与桑丘告别公爵夫妇重上征途时，一个“淘气促狭的”使女突然又假装悲伤之极，用诗句唤天喊地，诅咒情敌杜尔西内娅，并说桑丘拿了她的三块头巾和吊裤带，在主仆二人急欲辩解时又假称吊裤带就在腿上，是“爱情”让她变得颠三倒四；一旁的公爵有意帮腔，公爵夫人则因为这出戏没有事先通知她而又惊又喜。所以，当这主仆二人终于摆脱纠缠之后，只觉得身心舒适、精神抖擞。堂吉诃德转身对桑丘说：
桑丘啊，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地下和海底埋藏的一切财富都比不上。自由和体面一样，值得拿性命去拼。不得自由而受奴役是人生最苦的事。咱们在公爵府待过了，你亲眼看见那里的穷奢极欲。我天天吃可口的筵席，喝冰凉的好酒，可是我心里却像又饥又渴那样难熬，因为吃的喝的都不是自己的东西，总不心安理得。（P405）
贵族和平民是塞万提斯时代西班牙最重要的两大阶层。关于平民的状况在第一部第22章有这样的描写：堂吉诃德和桑丘碰到了一串囚犯正被押往海上去当苦役，他们一个个被一条大铁链扣住脖子，手上还戴着镣铐，押送的兵士则拿着新式火枪、标枪和剑。堂吉诃德上前询问他们“犯罪”的原因，打头的那个罪犯说是因为“恋爱”，这个24岁的小伙子并没有生出过“心里的恋爱”，而是爱上了一大筐浆洗好的雪白的衬衣，竟把它们紧紧抱住了，怎么都不肯放松。于是他吃了100鞭子，还要做3年的海上苦工。第二个囚犯满面愁容不肯说话，于是第一个小伙子替他说明：这个人因为吃不消上刑，被迫招供说自己是偷牲口的贼，就被判6年划船的苦役，背上还吃了200鞭。第三个犯人说自己因为缺少10个杜加，只好白为一贵族家做工5年，堂吉诃德想给他20杜加，让他脱难。这犯人说，若20杜加来得早，还有可能贿赂一下法院和律师，而现在就只能“忍耐”，听天由命了。第四个犯人道貌岸然，白胡子垂胸。这是个专门为男欢女爱拉皮条的掮客，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什么“坏事”，因为他的作用使“世上男女皆大欢喜，没有争吵，也没有烦恼，平安度日”。结果被判4年苦工。第五个囚犯是生活太放肆了，因为随意取乐而繁殖了连魔鬼也弄不清楚的各种子女。第六个犯人30岁左右，相貌很好，只是两眼斗鸡，他的身上比别人多好几条链条，因为他的罪比别人都重，所以已被判“10年苦役，相当于终身剥夺公权”，这是个专门描写事实的作家，因大胆直言揭露真相被法官认为是“流氓骗子”。（P172）
堂吉诃德听完后说：“你们虽然犯了罪受罚，却不爱吃那苦头。你们到那边去是满心不情愿、非常勉强的。看来你们有的是受刑的时候主意没拿定，有的是短了几个钱，有的是少个靠山，一句话，都是法官执法不当，断送了你们，没有公正裁判。老天爷特意叫我到这个世界上来，实施我信奉的骑士道，履行我扶弱锄强的意愿。”堂吉诃德先礼貌地请求押送者“行个方便”，放了众人。遭拒绝后就手持长枪，朝那拿新式火枪的押送者冲去，这些押送的人因为他的举动出乎意外，一下子惊惶失措，犯人们则趁机脱身，挣脱了铁链，七手八脚投石、夺枪，按倒押差，扒他的外衣。堂吉诃德见押差们都已溃不成军，就对获得自由的囚犯说：你们既已受恩惠，就该报答，立刻去托波索城见我的杜尔西内娅，替我向她请安。囚犯们早就看出此人头脑不太清楚，互相使了眼色后，就向主仆二人投了雨点似的石子，趁机还抢了他们俩人的外套、披风，桑丘被剥得只剩下一身衬衣裤。
在这一段里，塞万提斯以幽默含讽的笔墨向我们展示了五光十色的平民生活状况，强调当时的西班牙由于君主专制与天主教势力相互配合，对人民实行重税政策和严格的思想控制，因而虽然资本主义因素已经逐渐扩散，比如那个写真实的市民小说家不仅准备把新的囚徒生活写下来，而且已经把在狱中写成的自传“版权”押了200杜加，还准备一旦出狱有钱后就把它“赎回来卖大钱”。当时西班牙人民的思想也比中世纪开放，比如那个“拉皮条”的囚犯就敢于否认自己是“犯罪”，反过来认为自己是在造善。那个生活太放肆的囚犯因为自己还“年轻”，所以只希望早点结束苦役，“留着性命，总有办法”。这都体现了人文主义式的现世生活肯定和个性解放思想。但与此同时，“宗教裁判所”式的残酷思想高压和法官们的贪婪受贿也跃然纸上，百姓的贫困和贫富差异造成的社会心理失衡也通过那个爱上一大筐富人衬衣的穷青年折射出来。堂吉诃德挺身相救，却换来一场石雨和与押差们相似的被抢被夺，也说明当时的西班牙上层社会弥漫着腐败的气象，而西班牙的民间也到处充斥着愚昧和偏见，人们或者在强者的压制下忍气吞声，或者在比自己更弱的人身上公开抢夺，无所顾忌。总之，虽然堂吉诃德式的扶弱锄强不能真正改革这个尚不公正、缺乏善良的社会，但堂吉诃德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无不证明这个社会急需改造和恢复正义。
“堂吉诃德精神”：诸多理解
堂吉诃德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从表面上看，他想入非非、颠三倒四，口吐狂言、执迷不悟，将几次滑稽的意外事故视为骑士的冒险和奇遇，实际上每回历险，他都让自己沦为他人的笑料或恶作剧的对象。但另一方面，堂吉诃德勇敢无畏、忠诚可信、吃苦耐劳、重视荣誉、感情纯洁、信仰坚定，他想做的事情和他想完成的使命不仅是神圣的，而且是人类迄今为止在任何一个文明阶段和文明国度里都没有真正完全实现的事业，即把世界从腐败和愚昧中拯救出来，匡扶正义、锄强扶弱。塞万提斯同时赋予这个形象以令人捧腹的性格和近乎完美的人文主义者的人格，因而所谓“堂吉诃德精神”是由愚蠢滑稽和崇高伟大的双重因素构成的，所以堂吉诃德的被嘲笑、被作弄最终也唤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哀伤，使我们对这个人物总怀有悲乐交织的双重情感。
从崇高伟大的一面看“堂吉诃德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堂吉诃德信仰真理的精神。在这点上，堂吉诃德尚具有中世纪西方文化的基本特点，即相信人类应该依附于某种高于自身的力量，信仰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东西。他的信仰是外在于个别人的、为人所不可轻易获得的最高真理，是既需要人们为之服务和牺牲，又需要考验服务者的恒心和牺牲的力量才可获得的那个真理。堂吉诃德内心的信仰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虽然他的命运和遭遇说明心存高洁、信仰至上真理的人已极为稀少，但堂吉诃德试图证明，这才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价值。
二是理想主义精神。堂吉诃德全心全意地忠实于他的理想，甚至对理想存有一种“痴迷”的精神状态，这种“痴迷”表明他有纯真的思想天地，他的纯真并非指涉世不深或对现实生活思考得不多，相反，堂吉诃德除了谈骑士道是满嘴疯话，谈其他话题则头脑清醒、见解深刻。堂吉诃德的纯真是指他在有了信仰之后，就能在复杂的环境中保持简朴。堂吉诃德的“痴迷”也表明他有崇高的热情和非凡的意志。他崇拜真理、追求理想的心中充盈着向往和热望，他的幻象中燃烧着热情的火焰，他在看到理想之光后就义无反顾、不畏艰难。由于堂吉诃德是真正“倾心”于理想的，所以他总是坚忍不拔，对最菲薄的食物和最破旧的衣服都视为是比一般享乐更珍贵的“真正”的骑士生活。他不顾他人的再三劝阻，不顾风餐露宿的困苦磨难，坚定持久地向着同一个目标前进，从而使得他的思想多少有些单调，他的智慧多少有些偏激，最显而易见的事物他反而视而不见，人们最普遍追求的东西在他夸张的幻想里反而找不到立足的位置。
堂吉诃德精神的第三个方面是毫不利己的精神。堂吉诃德一心一意地生活在自身之外，为抗击社会邪恶和不平可以随时奉献自己的性命。他从没有真正的个人打算，也没有任何虚荣心和占有欲，更无暇在他的“事业”之外投掷任何精力。在物质生活上他以苦为乐，在爱情上他一向是腼腆和清白的，从未从真实的角度想象过“意中人”。他与桑丘只是名义上的主仆，实际是平等的朋友，他也从不为理想的“实现”问题而失望、堕落。他的理想从不在落实、实践的意义上鼓舞他奋斗，他的理想与现实留着“必然”的距离，他的理想永远是理想。毫不利己的精神使堂吉诃德具有温和、善良的心地和崇高纯真的道德素质，这些素质使得他的疯狂和漂泊成为非同寻常的人生之旅，使得他的被耻笑、被玩弄、被攻击、被侮辱变成了人类精神被挫败经验的见证。堂吉诃德这个自以为是强者的弱者，这个自以为力大无比却无力回天的英雄，最终借自己的“终于清醒”反衬“总是清醒”的冷酷社会，借自己的人生之旅和生活方式，为人们确定了理想的位置，即理想高于现实的永恒位置。他所追求的理想以及他所追求的方式，也使他拥有了独特的人格力量和特有的精神威仪。
关于堂吉诃德身上为何会有滑稽和崇高的两面性，为什么这个形象既受到嘲讽又为我们歌颂？长期以来有各种理解：社会学、政治学式的分析认为，堂吉诃德是一个没落贵族阶级的代表，对本阶级日益动荡、衰亡的时代命运深感不安，不由地缅怀过去，不满现实，对骑士小说中的许多细节和情绪产生共鸣，受制于往昔生活秩序的病态幻想。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上的困窘使这个没落贵族仅徒有贵族的皮表，实际生活与一般平民相似，因而也能接受新兴资产阶级、市民阶级所信奉的人文主义，所以他穿的是锈迹斑斑的中古骑士甲胄，头脑里装着近代人文主义思想，充满了改革和复古的双重激情。塞万提斯曾在一首诗中说：“……两种愿望一样痴愚，或者当前再回到过去，或者未来马上在目前实现。”鲁迅先生也曾说过：“堂吉诃德的立志打抱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错误是在他的打法。”
哲理和寓意的分析认为：堂吉诃德身上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必然要经历的一些深刻矛盾，如精神与现实的矛盾、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书本与实践的矛盾、精神与物欲的矛盾、知识分子与工农兵商的矛盾等等。北京大学西语系的董燕生教授在他的译本的译者序中说：“堂吉诃德实际是塞万提斯的自况自嘲。他抱负甚高，立志匡扶正义，报国扬名，而且确实从军上阵，失去了只胳膊。但他得到的是显贵们的冷漠和无情，甚至屡次入狱，最后在穷困潦倒中辞别人世。他塑造堂吉诃德，又找桑丘做伴，似乎无意间透露理想与现实相距甚远的人间生存状态的感叹，而且好像不经意中告诉人们：没有理想光环照射的现实猥琐而暗淡，理想主义者即使……也仍是高尚的，令人类肃然起敬的。”美国评论家罗依和拉纳尔德也认为：尽管他行为荒谬，却是全书唯一一个真正高尚的人物。从这一点看来，他的失败确是一种胜利，因为他所到之处都留下了他性格的烙印，而他那个世界的公爵夫人和客栈老板与他比起来却显得十分渺小。所以塞万提斯也许在告诫我们，不要窒息了我们内心的堂吉诃德，而应该去寻求不可知事物的答案，勇于进入神秘的世界。否则，我们就会彻底地失去自己使命的神圣感，庸庸碌碌度过一生。【4】
从历史和宗教学的角度看，堂吉诃德虽然可敬可爱，但他毕竟是个高贵到了荒谬地步的人。他的处处碰壁，直至最后终于清醒过来，自动放弃骑士幻想，这在逻辑上就建构了各种可能：或者是指他放弃幻想，重新认同现实，重新具有常识；或者是指他所追求的信仰和神圣事业最后不过是些毫无意义的荒诞和无望。由于西班牙当时的社会状况还远没有达到人文主义者所渴望的开明、平等、友善和崇尚正义，因而堂吉诃德所必须面对的邪恶势力和愚昧势力还过于强大和猖獗，这种普遍的腐败、愚昧、物质匮乏和不平等现象不是堂吉诃德单枪匹马能够对付得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堂吉诃德还把自己当作“救世主”，把自己个人的力量想象得比环境的力量还大，自愿捐躯受罪来匡扶正义，就多少接近于基督式的宗教英雄。在他身上既体现了骑士道精神中所有的崇高的一面，又代表了骑士精神中可悲的一面，即他们仿佛注定了要与他人区别，承担他本无力承担的历史重责：
他做好种种准备，急不可待，就要去实行自己的计划。因为他想到自己该去扫除的暴行、申雪的冤屈、补救的错失、改革的弊端以及履行的义务，觉得迟迟不行对不起世人。……可是他刚到郊外，忽然想起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差点儿使他放弃刚开始的事业，原来他想到了自己并没有封授为骑士。……可是他的疯狂压倒了其他一切道理。他打算一碰到个什么人，就请他把自己封为骑士。（第二章）
桑丘说：“您得细瞧瞧，那不是巨人，是风车；上面胳膊假装的东西是风车的翅膀，给风吹动了就能推转石磨。”
堂吉诃德道：“你真是外行，不懂冒险。他们确是货真价实的巨人。你要是害怕，就走开些，做你的祷告去，我一个人单干，跟他们大伙儿拼命好了。”他一面说，一面踢着坐骑冲出去。他的侍从桑丘大喊说，他前去冲杀的明明是风车，不是巨人；他满不理会，横着念头那是巨人，既没有听见桑丘叫喊，跑近了也没看清是什么东西，只顾往前冲，嘴里嚷道：“你们这伙没胆量的下流东西！不要跑！来跟你们厮杀的只是个单枪匹马的骑士！”（第八章）
在这两段摘录中，我们不难看到，堂吉诃德在客栈老板、桑丘和贵妇人眼里是失去理智，把幻觉当作真实的，但对堂吉诃德而言，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真实的世界中，由于他意识到自己的使命是神圣的，故而他不管别人怎么看，都敢于自己为自己的言行取得“合法性”。他之所以能在屡战屡败的处境中仍坚持信仰、坚持抗争，就是因为他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邪恶和地狱之火，看到了平庸价值观缺乏的高贵和天堂之光，只有当他沉湎于自己的骑士追求和骑士感觉里时，他才是快乐的、骄傲的，这就像西西福斯将石头滚上山又滚下来一样，堂吉诃德在攻打风车的战斗中借助精神的力量超越了现实，超越了胜败，实现了他要与一个强大无比的非人格的敌人决一死战的愿望。
黑格尔曾说，堂吉诃德的浪漫情怀与中世纪之后冷酷的社会现实相冲突，而这种冲突形成的混合体正是未来希望之所在。当堂吉诃德的眼睛合上时，一个过去的骑士时代的确消失了，但堂吉诃德却让我们在与中世纪式的性灵意识告别中，看到了未来，看到了中世纪相信绝对价值的信仰与文艺复兴探索外在世界的时代精神，如何在未来生活中帮助人们既充满活力又不丧失应有的深度思想。
桑丘：现实主义者
桑丘与堂吉诃德是这么的不一样，他理智、自私、机灵而又贪婪，这个“庄稼汉”开始之所以被堂吉诃德说服一起出门游历，是因为堂吉诃德答应在遗产里留给他一笔钱。桑丘虽然头脑简单，但却有世俗的野心，他的功利性目的无时无刻不与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构成令人发笑的冲突或对照。第一部第11章，堂吉诃德让桑丘与他“平等”相坐，桑丘则说：“多谢您了。不过我告诉您吧，我只要有好吃的，自己一个人站着吃，不输坐在皇帝身边吃，还吃得更香呢。……我的先生啊，我当了侍从为游侠骑士道服务，您不是要给我种种体面吗？我请您折换些更实惠的东西赏我吧。您给的这些体面，我很领情，可是我从现在起直到世界末日也用不着啊。”（P72）
由于桑丘跟堂吉诃德出游主要是想通过冒险摆脱贫困，所以他总是一方面拼命诅咒游侠骑士的疯狂幻想，一方面又希望好歹碰上个发财的机会，尝尝当“总督”的滋味。他为能跟着堂吉诃德住客栈吃客饭不花钱而惊喜；在堂吉诃德误把马车上的贵妇当作被劫的公主，冲上去一阵混打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去剥那两个被打倒在地的同行修士的衣裤，并对他们说是“战利品”，结果被狠揍了一顿。在第二部里，堂吉诃德与桑丘一起被公爵夫妇放肆地作弄了一番，尤其是桑丘被弄得好几天没吃上饭、睡好觉，还被人们踩来踩去，遍体疼痛。但由于临走时贵妇人送了他们一些钱，所以当堂吉诃德大为感慨“自由”之可贵时，桑丘则背着钱袋，觉得“这个钱包好比我的止痛药膏、定心丸子”，“觉得还有点可以留恋的东西，即供咱们白吃白喝的贵府难得碰到”。
桑丘的性格特点是冷静务实，既善良、机智、乐观，又狭隘、自私，小心谨慎。“他有抱负，但仅限于物质方面，受欺骗但又很天真，未受过教育，但又有智慧。”（P188）第一部第25章，堂吉诃德让桑丘传给杜尔西内娅一封情书，内容是：“高贵无比的小姐：一别至今，肝肠寸断。我身不安，心不宁……冷酷的美人啊，亲爱的冤家！……”（P211）这封桑丘一辈子也没听见过的妙文写在堂吉诃德的记事本上，但桑丘走时，堂吉诃德却忘了把本子交给他，结果桑丘只记得：“高贵无皮的小姐：一憋着筋，肝肠撑断。我身不安，心拧了，冷酷的冤家美人。我吻你的手。至死对你忠心的、哭丧着脸的骑士。”（P220）第二部第70章堂吉诃德为解杜尔西内娅所中的“魔法”，拼命想让桑丘鞭打自己3000下，还答应增加工资，桑丘不情愿地打了几下后，就躲到堂吉诃德看不到的地方去鞭打树干，还自己哼呀哼呀叫个不停，听得堂吉诃德也觉得心痛，只好让他歇手。
就像堂吉诃德的滑稽、崇高是他的天性，桑丘的幽默和机灵也是他的天性，出于他所代表的民间创造力。堂吉诃德与桑丘的性格从表现上看，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他俩的关系也好像总是时好时坏，经常拌嘴，相互埋怨或唱对台戏。但是随着小说故事的进展和丰富，他俩之间的谈话越来越深入，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相互依赖，而他俩的思想认识方法则出现了奇妙的互换，堂吉诃德变得比他的侍从还现实，桑丘则成了幻觉的享有者。
第一部堂吉诃德与风车大战后，桑丘觉得主人实在可笑。但堂吉诃德却借桑丘喝醉酒后向他猛力灌输骑士道思想，使最具有清醒常识的桑丘在醉意朦胧中看到了骑士世界的魅力，从此他开始把跟着堂吉诃德出游冒险看成一种乐趣，而不再仅仅是工作挣钱。在一次次冒险的经历中桑丘发现，骑士生活其实并不浪漫，而是“一会儿挨揍，一会儿当皇帝”。这时候，他虽还抱怨跟着堂吉诃德就是跟着受罪，但已对骑士冒险生活的严酷性有了进一步认识。在第一部里，堂吉诃德告诉桑丘，杜尔西内娅的“眼睛是太阳，脸颊是玫瑰，嘴唇是珊瑚，牙齿是珍珠”，桑丘则老老实实地告诉他自己所亲眼实见的杜尔西内娅：身子又粗又壮，个子又高又大，中气十足，嗓门真大，浑身是劲，一天到晚嘻嘻哈哈，胸口上还长着毛……（P209）但到第二部，桑丘看到堂吉诃德因为发现杜尔西内娅实际是一个粗蠢的乡下姑娘而伤心至极时，他极力安慰堂吉诃德，说那都是魔术师的妖法。这时主仆二人的思想方式已互相替换，桑丘已成为堂吉诃德的真正同类。第一部里堂吉诃德对桑丘说话还有许多傲慢和轻视，尤其是住客栈不付钱后，堂吉诃德独自扬长而去，让桑丘被店主扣下，不仅一顿乱打，还被些市井无赖放在被单上往空中抛。堂吉诃德在围墙外不敢杀回去，还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事后桑丘大为不满，抗议“殿下一时糊涂，忘了我不是一个骑士吗？”但到第二部公爵要让桑丘当总督时，堂吉诃德已经说：
我这个侍从呀，拿谁来对换我都不肯的，贴上一座城市我也不换。送他去做你大赏的官呢，我不知好不好，还拿不定主意。（下，P236）
在桑丘任总督后，他变得更冷静、正直和机智了。而且因懂得骑士生活的荣毁并存而更注意尊严。他牢记堂吉诃德的嘱咐，体贴民间疾苦，明察世事混杂：他坚持不要用“堂桑丘·潘沙”之名，他断的三个案子（裁缝和老乡的五顶帽子，两个老人的竹杖和十个金艾斯古多，猪贩子和风流女人）公正而又赏罚分明，堂吉诃德奋斗一生的愿望在桑丘身上进行了尝试，但面对现实（“饥饿疗法”、“侵略”战争等）的桑丘在发现事实真相后，仅做了8天总督就毫不犹豫地辞职了：
各位先生，请让开一条路，让我回去还过我逍遥自在的日子。我在这里是死路一条，得让我回去才活得了命……请告诉公爵大人，我光着身子出世，如今还是个光身，我没吃亏，也没占便宜；换句话说，我上任没带来一文钱，卸任也没带走一文钱，这就和别处岛上的各位总督远不相同了。（下，P379、P393）
桑丘的执政，是人文主义法律、正义思想的一次实践、一个范例，它反映了西班牙人民要求变革的民主要求，并预言了在人文主义思想熏陶下的普通人都具有自主自立的品质及才能。在桑丘去当总督时，堂吉诃德一直闷闷不乐；而桑丘一从“总督”的灾难中逃出来就急着去找“主人”。这时主仆之间早已建立了一种真正的默契和眷恋。桑丘发现自己的主人“没一丁点儿狡猾，却是个实心眼儿。他对谁都好，什么坏心眼都没有，小孩子都能哄得他把白天当作黑夜。我为他老实，爱得他像自己心儿肝儿一样，随他多么疯傻也舍不得和他分手。”（下，P90）
小说结尾处，堂吉诃德命在旦夕，他转向桑丘道：“朋友，我以为世界上古往今来都有游侠骑士，自己错了，还自误误人，把这个见解传给了你，害你成了像我一样的疯子；我现在请您原谅。”桑丘哭道：“啊呀，我的主人，您别死呀！您听我的话，百年长寿地活下去！一个人好好儿的，又没别人害死他，只因为不痛快，就忧忧郁郁地死去，那真是太傻了！……况且骑士打胜打败，您书上是常见的，今天败，明天又会胜。”（下，第74章）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桑丘已经完全被堂吉诃德感染，甚至荒谬的方式超越了堂吉诃德，他也同样在向往骑士的幻想中体验到了那神秘的喜悦，并超越了现实的胜败和尘世的时空观念。
塞万提斯向我们证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实际都潜伏着堂吉诃德和桑丘，隐藏着欢乐和悲哀的孪生因子，堂吉诃德既不是反衬桑丘的平庸，也不只是成为桑丘嘲笑的对象，他们之间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并不矛盾，并不对立，而是既稳定又灵活，既互相换化又互相抵抗，这种人类普遍具有的内在隐秘，堂吉诃德把它天才地表现出来了。
永远前进的文学形象
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说：“堂吉诃德是一个永远前进的形象。”《堂吉诃德》在出版后的四年内就几乎传遍了全世界，据说1612年中国（明）皇帝曾托传教士带给西班牙国王一封信，故而塞万提斯在第二部献辞中说：“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目前特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以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
堂吉诃德的形象不仅在后人心中引起了不可言喻的感动，而且关于对这个形象的认识和接受一直是发展变化的。最初在西班牙，《堂吉诃德》是青少年最喜欢的读者，许多人认为塞万提斯“不学无术”，但创作了一部有才气的通俗小说。17世纪初英国首先把这部小说视为“文学经典”，一些评论家在这个可笑的疯子身上看到了“正面品质和值得同情、怜悯的东西”。英国小说家菲尔丁还把这个人物融化在自己的作品里，塑造了英国式的堂吉诃德。法国人在评价这部小说时则经过删削和改装，把堂吉诃德变成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德国人则把这样的法译本转译到德国。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又把堂吉诃德视为悲剧性人物，在这个人的命运中看到理想的普遍失落和生活的荒谬感。在拜伦、海涅、屠格涅夫的心目中，堂吉诃德已成了令人肃然起敬的理想主义者。20世纪的西方论坛以更开放、更自由的形式探索了堂吉诃德这个人物的丰富性和他所具有的各种影响。【5】
关于堂吉诃德在中国的命运，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曾有过精彩的专门论述。他认为堂吉诃德在中国已经经历了四种命运：第一种是堂吉诃德被桑丘化了。在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中，中国的“堂吉诃德”们因为出身不好而自觉不自觉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放弃自己已受的教育向目不识丁的桑丘们学习“实践的知识”。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习惯，变得盲从盲信，他们不再借助思索检验各种必须执行的命令或使命，而是用简单的激情和狂热的亢奋拼命工作，以企望伟大的理想顷刻就降临人间。事实上，这些堂吉诃德已经在身心上都不同程度地奴化了。第二种是胡风式的中国堂吉诃德命运，他们用“主观战斗精神”向眼见的外在现实丑恶进行反抗和揭露，结果他们攻打的“风车”不仅丝毫未损，而且现实的堂吉诃德们与务实的桑丘们一起跑上来把执迷于“理想”的堂吉诃德送进了监狱。第三种是陈寅恪式的中国堂吉诃德，他们主动让自己的理想“非政治化”，让自己“非英雄化”，让自己的真实情感深自内敛，不作任何正面对抗，苦守文化理想主义，殉道“学术研究”，忍受生活清贫和社会角色边缘化，借儒家传统让自己在日常生活小范围内“适情终性”。这类堂吉诃德最终尚有可能过得安全而又“不错”。第四种是顾准式的中国堂吉诃德，他们既坚守理想主义，又反省理想主义，灵魂中有终极关怀，同时又深刻质疑理想主义的负面影响，在彼岸世界被“此岸化”，理想探索被“强制”、“统一”的时候，他宣称应“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6】换言之，这类堂吉诃德在今天物欲横流的世界上，也会坚持做大傻瓜和疯子，不当聪明人和机灵鬼，他们仍会骑着瘦马，持着长矛和圆盾，在光华富丽的车流、人潮、别墅群中“出游”，向人们显示“理想”的亘古和价值。
注释：
【1】页码。〔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以下文中引用仅注明。
【2】马克思：《革命的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61页。
【3】〔德〕海涅：《精印本〈堂吉诃德〉引言》，载：《文学研究集刊》，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4】〔美〕G.罗伊，R.拉纳尔德：《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石榴楼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年版。
【5】〔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杨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译本序。
【6】钱理群：《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与哈姆莱特的东移》，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