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平主义：大战前夕法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选择
被称为“欧洲的内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尤其是给欧洲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这在西方民主国家人民的集体记忆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伤痕。30年代，当国际局势日益紧张，欧洲与世界再次面临新的战争危险时，和平主义思潮在包括法国在内的各西方民主国家迅速地蔓延开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潮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上，维护与追求和平的愿望与行动本身应当说是无可非议的，但是，问题在于30年代战争阴云密布之际盛行于西方民主国家的和平主义思潮却与孤立主义和恐战症结合在一起，因此它就不能不具有极其严重的消极性质。【1】具体而言，这种和平主义的特点是不愿意为在总体上维护和平而承担任何风险，却在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争上大做文章，其结果只能是涣散了民族的斗志，并使得“集体安全”之类的政策选择被当作可能导致战争的政策而受到了排斥。与此同时，这种和平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些国家的公众对于外部威胁的存在和发展变得麻木不仁。不容否认，这一切，在3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慕尼黑会议召开时的法国知识分子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当时大多对慕尼黑会议的召开表示欢迎。
30年代中后期，希特勒的胆大妄为和德国重整军备的进展，使一个在马其诺防线后面和在褪色的一战功劳簿上高枕无忧的法国措手不及。法国在莱茵区重新军事化问题上表现出来的软弱大大削弱了法国的军事防御地位，加速了同盟体系的分崩离析，同时也大大助长了希特勒的侵略野心。1938年，德国在吞并了奥地利之后不久，又把矛头直指捷克斯洛伐克。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法国有义务根据1925年法捷互助条约在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德国进攻时立即提供援助。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使法国外交面临着更为严峻的考验。当时法国政府内部四分五裂，以保尔·雷诺（PauLReynaud）【2】为代表的强硬派力主采取坚定立场，而以乔治·博内（Georges Bonnet）【3】为代表的妥协派则坚持采取忍让态度，作为总理的达拉第则动摇于两派之间。如果说，在危机初期的达拉第出于法国切身利益的考虑和法捷互助条约的约束，曾有过履约援捷的打算，也曾有过一些强硬的表示，那么，在国内外绥靖势力的压力下，他最终还是在绥靖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并成为慕尼黑丑剧的导演之一。
此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一战前法国为数不少的民族沙文主义知识分子大肆叫喊战争、鼓吹对德复仇形成强烈反差，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威胁日益逼近的时候，法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左派、右派皆有）却受到了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一厢情愿地想从法西斯国家，尤其是纳粹德国处乞求和平。如担任知识分子反法西斯警惕委员会副主席的著名哲学家阿兰在1938年9月慕尼黑协定签订前夕，曾与季奥诺等人联名致电达拉第总理，敦促后者接受希特勒、张伯伦（Arthur Neville Chamberlain）的邀请，去慕尼黑商讨妥善解决捷克斯洛伐克危机的方案，并说必要时可向希特勒作出一定的让步。而《法兰西行动报》则在此期连篇累牍地宣扬：“法国人既不愿为犹太人、俄国人【4】而战，也不愿为布拉格的共济会成员而战。”不仅如此，这家历来具有强烈的好战倾向的报纸竟然在1938年9月27日的第一版以极大的字体刊登了“打倒战争！”的口号。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此期法国右翼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莫拉斯等人还大肆倡导一种所谓的“双不主义”，即既不要希特勒，也不要斯大林。如莫拉斯曾多次宣称：我们既不会和苏联人一起去反对希特勒，也不会和希特勒一起去反对苏联人。【5】
1938年9月28日下午，达拉第一改过去曾表现出过的较为强硬的态度，欣然接受了希特勒、张伯伦要他去慕尼黑的邀请。对此，法国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狂热地表示赞成，并竞相表达喜悦之情。莱昂·勃鲁姆在《人民报》上发表文章欢呼道，听到要召开慕尼黑会议，“人们感到莫大的喜悦和满怀希望”。他在文章中强调，中断谈判将是“犯罪的行为”。不仅如此，他还在文章的结尾处宣称：“神圣的和平之光一度有如风中残烛，摇曳欲灭，现在又重放光明了。”【6】一些知识分子在《黎明报》（L'Aube）为慕尼黑会议欢呼，欢呼“和平的希望复活了”，并呼吁说，为了拯救和平，必要时可以向希特勒作出进一步的让步。
9月30日下午，达拉第在签署了慕尼黑协议定后乘专机回国。在途中，他始终忧心忡忡，担心返回巴黎后人们会耻笑他出卖了一个忠实的盟国。当专机即将在布尔歇机场着陆时，达拉第从空中往下望见一大群人密密麻麻地聚集在机场上，更是紧张得浑身发抖，遂命驾驶员在上空盘旋几圈，以恢复镇静。孰料当已准备遭到唾骂的他走出机舱时，扑面而来的却是狂热的欢迎者们的热烈欢呼：“和平万岁！”、“达拉第万岁！”50万巴黎人聚集在从机场到总理府的大道上夹道欢迎。妇女向他的汽车抛掷鲜花，达拉第被当作凯旋的英雄受到热情欢迎。巴黎的几乎所有报刊都在狂热地称颂达拉第和外长博内，赞扬他们同张伯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起“拯救”了和平。莱昂·勃鲁姆甚至在《人民报》上写道：“没有一个法国女人或者男人会拒绝向尼维尔·张伯伦和爱德华·达拉第两位先生致以衷心的感谢。战争不会落到我们头上了。巨大的灾祸消除了。生活能够重新合乎自然地进行下去。每个人都能重新恢复工作，高枕无忧。每个人都能享受秋天绚丽的阳光。”【7】一些右派知识分子不但热烈欢庆战争已经避免，而且还谩骂少数法国人企图要求政府信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诺言并同纳粹德国对抗。斯蒂芬·洛藏在《晨报》上欣喜若狂地写道：“和平赢得了。它是压倒了骗子、卖国贼和疯子们才赢得的。”右翼色彩的《时代报》也公然表示，它感到欣慰的是，少数高瞻远瞩和勇敢的领导人战胜了“战争派”。《巴黎晚报》甚至组织募捐，以赠送给英国首相张伯伦一套乡间别墅“和平之家”。在一派赞扬声中，乔治·博内，这位法国在慕尼黑丑剧中的出谋划策者在享受着由此带来的昙花一现的名望之余，不无得意地声称：“许许多多的报纸，甚至极左派的报纸，都称赞慕尼黑协定是法国人熟练的、坚定的外交活动的成果。”【8】10月4日，法国议会以535票对75票批准了慕尼黑协议。毋庸讳言，这次投票的结果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在和平主义影响下法国人民的情绪。对此，法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史专家皮埃尔·勒努万（Pierre Renouvin）【9】指出：“这一背弃盟友的政策得到了内阁和议会中多数人的同意，而且最后被绝大多数的公众舆论所批准。”【10】
笔者管见，在当时的法国，在和平主义的外表下，已掩盖着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法国公众对战争的恐惧已被推到了“集体怯懦”的程度。刚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的法兰西人民不愿再来一次浴血战争，这诚然可以让人理解。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懂得一个历史教训，这就是，当一个国家面临一个侵略成性、嗜权成癖的敌人一心想要最后毁灭或者奴役它时，为了生存，打一场战争有时是十分必要的。令人遗憾的是，30年代中后期的法国知识分子，除极少数人之外，也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非但没有用这些道理去说服国人，反而通过自己的和平主义的言论把法兰西人民进一步地引入歧途。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这一时期，纳粹德国在巴黎的代理人，温文尔雅的“亲法派”奥托·阿贝茨（Otto Abetz）【11】在法国知识界大肆活动，力图拉拢法国知识分子。例如，他为很多知识分子筹办去德国的免费旅游，这些人在德国被盛情款待，甚至受到希特勒的接见，同时被灌输纳粹的宣传。又如，他为法国作家们订立优惠的出版合同，让他们的书译成德文在德国出版，名利双收。阿贝茨在这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动可以说收效颇大，在此仅举两例。
其一，以《野蔷薇》名噪文坛的法国著名作家阿尔方斯·德·夏托伯里昂（Alphonse de Chateaubriant）【12】在1937年访问了纳粹德国之后，马上就转变成一个狂热的希特勒的崇拜者。他不仅把希特勒看作是耶稣基督一样的人物，甚至在《力量的集合》这本书里令人作呕地写道：“希特勒无比善良……如果他用一只手向群众致敬，他会伸出另一只手向上帝效忠……希特勒的思想在基督教海洋的浩瀚水域里源远流长。希特勒试图在德国建造起一座基督的殿堂，国家社会主义是上帝的神圣事业的开端。”【13】
其二，原先在法国知识界以“崇英（国）狂”著称的德里厄·拉罗歇尔30年代中期在经阿贝茨的安排，两度赴德出席纳粹代表大会后，摇身一变为纳粹德国的崇拜者。他在谈及自己出席纳粹代表大会并目睹成千上万的人向希特勒欢呼的场面的感想时说道：“周围到处漂浮着一种雄劲的快乐，虽不是性欲的，却是令人陶醉的。”他甚至还表示：“我的心在颤栗，疯狂……啊！今晚，我快乐至极，我激动得要死。”【14】在德方人士安排他参观设在达豪的集中营后，他竟然如此写道：“参观集中营是令人吃惊的。我相信他们没对我隐藏什么。”他甚至还认为，达豪集中营的“主调是令人赞赏的舒适和不加掩饰的严厉”【15】。从德国回到巴黎后，德里厄·拉罗歇尔迅速地成为法国法西斯主义运动中的头面人物，并在宣扬、传播法西斯主义理论方面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拉罗歇尔发表于1938年10月28日的《民族解放报》上的一篇文章，充分体现了其法西斯主义分子的面目：“总之，法西斯主义是什么呢？法西斯主义是永恒的人类在本世纪需要的名字。为了抵御战后欧洲文明的突然解体，欧洲许多民族已经站立起来——这些民族不仅仅只是意大利和德国，而且是其他所有接受专制或半专制政体的民族。这些民族从这种复兴中发现了一种令他们陶醉、向往和惊讶的突发性力量。他们身上的这种创造与扩张力量即将震动、撞击着他们的邻国，并使得这些邻国下决心做出最后决定。这些邻国不得不决定自己是汇入新的生命乐章，还是拒绝这样去做。”【16】
如同后来所公布的法国警方的调查报告所显示的那样，纳粹德国此期主要是通过奥托·阿贝茨的渠道对法国报纸、新闻记者进行利诱和收买的。例如，与法共闹翻后蜕变为法西斯分子的多里奥所创办的《自由报》几乎全部靠的是来自纳粹德国方面的津贴。又如，大战爆发前夕，原在巴黎新闻界颇有影响的《时代报》新闻部编辑主任卢瓦·奥班（Louvoir Aubin）因与“某个外国势力”有“不清白的关系”而被捕。在审讯中，奥班承认他曾从德国方面获得了数以百万计的巨款。相对而言，阿贝茨之类的德国代理人在此期更多地是收买新闻记者个人，而不是整家报刊。因为正如法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皮埃尔·库默特后来在议会调查委员会上作证时所说的那样：“这样做不仅更便宜，而且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