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观与《知识分子的鸦片》
当战后初期法国左派知识分子被共产主义神话所迷惑时，萨特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读时的同窗好友雷蒙·阿隆首先揭露了苏联的共产主义的真实面目，首先对斯大林的独裁危险提出了警告，并对马克思主义严加斥责。换言之，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中，雷蒙·阿隆坚定地选择了西方阵营的立场。这一切，使随着冷战局势的发展日益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的萨特大为不满。从此，这两位分别成为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领袖与右派知识分子盟主的知识界巨星开始了持续数十年的对垒，或曰“30年的战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之间的争论、他们生前一荣一冷的际遇以及死后戏剧性的逆转就是一部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史的生动写照。因此，有人把这场争论称之为“世纪之争”。
萨特与阿隆这两位法国知识界的风云人物均在1905年出生于巴黎，又都在1924年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由于两人的社会背景相似，学术志趣相同，都酷爱哲学，所以两位同窗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保持着极为融洽的关系。在巴黎高师求学期间，有一个人对阿隆的影响十分深远，那就是20年代那一代顺利地从文科预备班考入巴黎高师者的“启发者”和精神导师阿兰。当年深受阿兰和平主义思想影响的阿隆自称自己曾是一名“模糊的社会主义者”和“狂热的和平主义者”【85】。
1930年，刚服完两年兵役的阿隆作为交换学者到德国科隆大学和柏林的法兰西学院访学3年。德国对阿隆思想的转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知识方面，他发现了现象学，阅读了马克思和韦伯的著作；在实践方面，他对纳粹主义的兴起有了最直接的体验。正是在德国，阿隆发现了政治，代替了学校里的社会主义与和平主义。韦伯的现实主义也对阿隆产生了重要影响，阿隆逐渐悟出了自己的两个任务：“尽可能老老实实地理解和认识我们的时代，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知识的局限性；从现实中超脱出来，但又不能满足于当旁观者。”【86】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阿隆的介绍，萨特才第一次接触到胡塞尔的哲学。在阿隆访学期间，一次他趁假日回到巴黎并和老朋友们聚会于蒙帕纳斯夜总会。当侍者端上了杏黄色的鸡尾酒时，一时兴致所至的雷蒙·阿隆指着酒杯对大家说：“这只杯子，这张桌子——所有这类简单的东西，在胡塞尔这样的现象学家看来都是哲学的原料。”【87】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据波伏瓦回忆，当时“萨特激动得脸色发白，这正是他许多年来一直渴望得到的东西”【88】。因为，许久以来，萨特一直在苦苦地寻求着一种思想：能按我们看到和摸到的对象（客体）那样来描述它们，并从这一过程中引出哲学。阿隆的这一句话使萨特萌生了赴德国求学的愿望。通过雷蒙·阿隆帮助联系求学事宜，萨特踏上了赴柏林求学的旅程。他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克尔恺郭尔的现象学存在主义学说中，找到了从人的内部世界，即从人的意识出发去研究人、研究人的存在、研究世界的方法。而这种方法同时也是一种哲学世界观，因为它昭示出，人所生活的世界正是由于人的存在，也就是人的主观意识的活动才具有意义和价值的。因此，人的主观意识的存在应当是一切存在的根本，也是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可以说，萨特正是由此开始他的哲学-文学创作活动的。
二战结束之后，阿隆开始从事新闻记者的职业。他的记者生涯从1946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83年逝世，【89】逐渐成为法国著名的政治评论家和理论家。同时，从1955年进入巴黎大学讲授社会学开始，阿隆也开始其辉煌的学术生涯，成为“《费加罗》报的教授、法兰西学院的记者”。战后初期，法国知识界几乎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一统天下。由于对苏联的看法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有分歧，雷蒙·阿隆毅然决然地同左翼知识界决裂，并成为自由派知识界的代言人。
当时，雷蒙·阿隆在国内问题上，有保留地支持政府，特别是传统右派政府。在国际问题上，他积极主张与美国结盟，同西德修好并加强合作，激烈地反对苏联，成为一位坚定的北大西洋主义者。这一切，当然为已成为法国左翼知识界领袖的萨特所不容。由此，两人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对垒。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氛围，使萨特、阿隆的“世纪之争”在法国知识界呈现出几乎是一边倒的局面。具体而言，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萨特有如众星所捧的明月，而阿隆就像是一位孤独的斗士。
雷蒙·阿隆与萨特的分歧与争论，很大程度上与他们各自的知识分子观不同有关。鉴此，有必要对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观以及最为集中地反映其相关观点的《知识分子的鸦片》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
国外社会学界一般认为，“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成为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始于20世纪20年代，而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这是知识分子理论的核心。【90】
然而，在阿隆看来，并不存在抽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分子概念：“知识分子一词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它很少是完全封闭的。”【91】在阿隆看来，知识分子这个概念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
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的抄写员，他们充斥于公共管理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曾有自己的作家或艺术家，他们传递或丰富文化遗产；都曾有自己的各类专家，如依照王公和富人的意图安排文本知识分子和辩论艺术的法学家，探索自然界奥秘，教授人们去克服疾病或是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学者。这三类人中并非只是属于现代文明，同时，现代文明也表现出一些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对知识分子的数量和地位产生影响。【92】
其次，阿隆指出，知识分子群体的突出特征在于这个阶层的开放性，而这种开放性随着各个国家具体国情的不同而具有多样性：“知识分子的招募形式根据社会的不同而不同。”【93】阿隆举例指出：在中国，科举制度为农家子弟提供了升迁的机会，而在南美或近东的某些国家中，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军官学校和军队提供了类似的晋升机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之后，知识分子这个精英阶层的开放性比传统社会表现得更加突出，根据知识或是智力确定的整个特权阶级，准许更有才能者地位的上升。尽管这可能是违背这个特权阶级的本意的，其主要原因在于，知识急速发展，伴随着技术的民主化，导致社会分层出现新的变化。从社会角度来看，知识分子总是比领导阶级更广泛和更开放。这种民主化趋势不断得到增强，因为工业社会需要越来越多的干部和技术人员。
因而，阿隆认为，知识分子在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在欠发达国家，不管取得何种文凭都会被看作是知识分子。在现代工业社会的条件下，有的人可能认为工业社会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拥有大量的专家。由此他们把知识分子定义为已在大学、技术专科学校获得了职业活动所必需的素质的那些个体的总和，也有人可能会把作家、学者和有创造力的艺术家置于首位，教授或批评家位列次席，文化的普及者或记者名列第三。那些实践者，如法学家或工程师，则随着他们日渐沉迷于追求效率和丧失了对文化的关注而不再属于知识分子这一类别了。在苏联，人们倾向于前一种定义，技术型知识分子被看作是代表，而作家也成了灵魂工程师。在西方，人们往往倾向于后一种定义，而且把范围缩小至仅限于那些主要职业是写作、教育、宣传、戏剧表演或从事艺术、文学活动的人。所以，很难说知识分子能够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
不过，依阿隆所见，以上几种判断知识分子的标准都是有其各自的合理性的，可以进行综合，提取它们的共同之处，而这个共同之处主要是拥有知识。“有史以来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还是艺术”【94】。当然，从职业的角度来看，有些知识分子是运用知识，而另一些是创造知识，“在我们看来，教授之所以更像知识分子，是因为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保存、传递或扩展知识”【95】。但是都能够被称作是知识分子：“身为作家和艺术家的知识分子是‘理念人’（l'Hommes des idées），而作为学者或是工程师的知识分子是‘科学人’（l'Hommes des sciences），他们信仰人和理性。”【96】
不过，在我们看来，阿隆的知识分子理论中最有创见的部分，是他对知识分子社会功能的深入分析。阿隆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在于社会批判。他将这种批判功能分成三类，首先是“技术批判”（critiquetechnique）：
他们设身处地地为那些统治者或管理者着想；通过建言献策，以减轻那些他们揭示出的罪恶；接受行为上的束缚和古已有之的集体结构，有时甚至是那些现有的制度的法律。他们并不援引美好未来的某种理想组织，而是以那些更符合常识和更有希望实现的结果作为参考。【97】
其次是“道德批判”（critique morale）：
以事物本来应该如何来反对事物的现状。人们不仅拒绝接受殖民主义的残酷，资本主义的异化，而且拒绝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对立，以及贫困与奢华相并存的丑行。即使不考虑这些拒绝所产生的结果和将它们转化为行动的方式，在面对自卑的不相称的人性之时，人们也觉得不可能不发出宣言或号召。【98】
最后是“意识形态或历史批判”（critique idéologique ou historique）：
以未来社会名义指责现有社会，将有违良知的不公正现象归咎于现实社会的原则，如资本主义，带有剥削的必然性的私有制，帝国主义和战争，并描绘出一个全新社会的蓝图，在那里，人们完成自己的使命。【99】
阿隆关于这三种批判的划分，尤其是第三种批判，有其特殊的历史语境。他所谓的“意识形态或历史批判”，主要指的是在二战之后被法国知识界庸俗化、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有了“意识形态或者历史批判”这一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出，阿隆所说的“意识形态或者历史批判”和“道德批判”，在内容上具有很大程度的契合度，其实质仍然是一种“道德批判”。
对于这三种批判功能，阿隆这样评价道：“每一种这样的批判都有其功能和高尚之处，同时又都受到堕落的威胁。技术论者常常受到保守主义的影响：人是长久不变的，共同生活的令人不快的必要性也并没有改变。”【100】而道德论者“在事实上的放弃和口头上的不妥协之间摇摆：否定一切，也就是最终接受一切”【101】。至于意识形态批判，它“常常脚踏两只船，对于世界的一半人来说，它是道德论的，尽管它对革命运动采取了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宽容。在法庭设在美国时，对罪行的取证从未使人满意过。而当镇压落到反革命头上时，它从未没有被看作是过分的，行为是与激情的逻辑相符的”【102】。
应该说，阿隆对前两种批判的不足之处的分析是中肯的。技术批判如果完全剔除道德的维度，会导致人性化关怀的缺失，而道德批判如果不伴随着有效的现实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也会导致虚无，缺乏建设性。对于意识形态或历史批判，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阿隆的评价带有冷战的明显烙印，他对马克思主义存在偏见，其评价是偏颇的，缺乏客观性。但是，二战之后的法国知识界，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为斯大林苏联时期的大清洗辩护，为苏联入侵其他东欧国家辩护，从这个角度上说，阿隆的批判揭示了这种批判的弊端。
在以有限的篇幅梳理、概括了阿隆的知识分子观之后，有必要对著作等身的阿隆在自己的众多著述中自己最为看重的著作《知识分子的鸦片》全面地予以审视。
事实上，萨特与阿隆的正式争论是从后者在1955年出版《知识分子的鸦片》开始的。这是一部以传统上由左派知识分子占优势的法国知识界为对立面，尖锐地批判自二战结束以来支配着法国和西欧左翼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的一部著作，同时又是一名知识分子为知识分子的处境而写的许多书中的一部。该书最初是1955年发表的《论战》文集的序，后来扩大为一部篇幅不小的著作。
全书由序言、第一编“政治的神话”、第二编“历史的偶像崇拜”、第三编“知识分子的异化”构成。而结束语的标题则是“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阿隆在卷首分别引述了马克思和西蒙娜·韦依（Simone Weil）【103】的话。前者是：“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后者是：“如果取宗教这个名词的最低级的意思来说，马克思主义纯粹是一种宗教。就如宗教生活的任何低等形式，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本人借取机巧的词汇，不断成为人民的鸦片。”【104】
第一编“政治的神话”主要针对大部分知识分子所感兴趣的要害问题展开，并对“左派”、“革命”、“无产阶级”这三个神话进行了剖析。
在题为“左派的神话”的第一章中，阿隆围绕着所谓的“左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关于“左派”，阿隆在书中并不否认人们在议会里可以分出“左派”和“右派”，但他否认有一成不变的、贯穿不同历史阶段的、受同样的价值观念鼓舞的、为同样的愿望而团结在一起的“左派”。他指出：“在自命为左派的不同群体之间，从未有过深刻的统一性。一代又一代的左派，其口号和纲领也在变化。而且，昔日为宪政而战斗的左派与当今在人民民主政体中表现出来的左派难道仍有某些共同之处吗？”【105】
在第二章“革命的神话”中，阿隆分别就“革命的含义”、“革命的威望”、“反叛与革命”等进行剖析。关于“革命”，阿隆首先区分了革命、政变、革命现象、准革命、反革命等各种成分，一一阐明其概念和实际事例，继而指出，为了赋予革命以光荣的地位，有两点基本的考虑：其一，只要顺应人道的、自由的、平等的思想，就属于神圣的革命之例；其二，只有推翻旧的所有制，革命的目的才能完成，革命才是正义的。阿隆还强调，革命既非命中注定，也非上帝恩赐，不过是一种手段。他指出，革命往往需要暴力，永久的革命思想以无产阶级政党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实现为目标，而把最后的冲突延迟到无限的未来。不幸的是，迄今尚未发生过为实现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言或人道主义所希望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式的革命实际上并没有实现过，这是因为它的思想是神话般的。阿隆还指出：与左派的概念一样，革命的概念也不会过时。它也表达了一种怀旧情绪，只要社会仍旧不够完善，人们渴望改造它，这种情绪就会继续存在……如果拿所有已知的制度与平等或自由的抽象理想相比照，这些制度都应该遭到谴责。只有革命——因为它是一种冒险——或革命制度——因为它同意经常使用暴力——似乎能达到崇高的目的。革命神话是乌托邦思想的避难地，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充当神秘莫测、难以预料的说情者。【106】
在第三章“无产阶级的神话”中，阿隆首先指出“‘阶级’也许是政治学语言中最为流行的概念，但对于它的界定，却往往引起情绪化的争论。在此，我们不打算卷入这种争论，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争论不可能有任何结果。我们根本无法了解这个应当被冠以‘阶级’之名的现实事物在未被冠以此名之前究竟是何物。这种争论没有必要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人不知道，在现代社会中，哪些人可以被称为无产阶级分子：在工厂里用其双手干活的被雇佣的人。”【107】阿隆还指出，所谓“无产阶级”（靠薪金过活的工人所属的阶级）的本质并不存在，真正存在的只是其中心可用特征或特点来显示，但其外延却难以区分的范畴。【108】在这一章中，阿隆还对工人阶级是否能成为领导阶级，如何算得到了解放提出了质问，指出，当一个政党用工人阶级的名义实行专制，但却剥夺了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争取到的、相对的和局部的解放，特别是剥夺了保障这种解放的手段时，工人阶级还能算得到了解放吗？【109】
第二编“历史的偶像崇拜”由第四章“圣职人员与信徒”、第五章“历史的意义”、第六章“必然性的幻觉”以及单独列出的“论历史的控制”组成。
在“圣职人员与信徒”这一章中，阿隆分析了“教士”和“信徒”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共产党人和亲共人士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两者之间存在的三大差别。共产党人接受党的正统观念。亲共人士则同意共产党的基本信条（如无产者的使命、由无产者自己拯救自己），但不是字字句句都赞成党的正统观念。不过，他们一般拒绝批评共产党，梅洛-庞蒂及其《人道主义与恐怖》即是例证。【110】
在本编的其余章节中，阿隆还在《历史哲学导言》的启发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进行了讨论。阿隆以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为例，指出视个人的政治、军事的命运只能由作为总体的社会结构来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是错误的。【111】
第三编“知识分子的异化”由第七章“知识分子及其祖国”、第八章“知识分子及其意识形态”、第九章“寻求一种宗教的知识分子”以及单独成篇的“知识分子的命运”组成。在这一部分中，阿隆对英、法、美三国的知识分子的特征作了极为精辟的概括：
英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把往往是意识形态的冲突简化为一些术语。美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把与其说与目的，不如说与手段有关的争论变成道德方面的争吵。法国知识分子的艺术，是胸怀为全人类思索的宏愿，无视而且经常加剧民族特有的问题。另外阿隆还在书中把法国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天堂”，把美国称之为“知识分子的地狱”。不过，他同时又揭示了这样一种现象：法国抬高其知识分子的地位，但知识分子却排斥与藐视法国；美国对于知识分子永不让步，但是美国的知识分子却尊崇他们的国家。【112】此外，阿隆还强调指出，共产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它试图到作为国家正宗的意识形态中去寻找宗教的代用品。马克思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教会恶习难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不是使人改恶从善，而是支持怂恿其信徒漠视世俗的事情，热衷于彼岸的幸福，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只要被国家换上一块正宗的招牌，就立刻同样地变为批判的对象。基督教的鸦片把人变得消极了，而共产主义的鸦片则把人们引向暴力。【113】
最后，阿隆在结束语“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中指出：那些既不指望革命能带来奇迹性的变化，也不指望经济计划能带来奇迹性变化的人却不甘心接受不能自圆其说的东西。他并不把他的灵魂交给抽象的人道，交给一个暴虐专制的政党、一种荒诞无稽的经院哲学，因为他热爱活生生的人，参加活跃的团体，尊重真理。他最后强调说：“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或许当知识分子认识到政治的局限后，将会对政治不感兴趣。我们将会高兴地接受这一尚不确定的前景。我们并没有受到冷漠的威胁，人类并非即将失去自相残杀的机会和动机。如果宽容来源于怀疑，那么我们将教育人们怀疑一切模式和乌托邦，拒绝一切拯救和灾难的预言者。如果怀疑主义能平息狂热，那么就让我们真心呼唤它们的到来吧！”【114】
《知识分子的鸦片》出版后，在法国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尽管这部书被阿隆的传记作者尼古拉·巴维雷兹（Nicolas Baverez）称为“擦亮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眼睛”【115】，一些人甚至把它与朱利安·班达在1927年出版的巨著《知识分子的背叛》相提并论，赞赏不已，但事实上在当时它却遭到了更多左翼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
那么，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呢？笔者管见，首先是因为阿隆在书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以萨特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而当时却恰恰处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辉煌的30年”。对于20世纪中期占据法国统治地位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阿隆是一个另类，是一个让他们头痛的人物，因为后者总是在和左翼作对，总是在左翼出现的地方泼一盆冷水。毫不夸张地说，阿隆成了左翼知识分子的眼中钉，在左翼看来他似乎一直在某些地方发表不合时宜的看法。这与冷战的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东西方冷战的状态，也不能避免对意识形态发表自己的评论，法国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在夹缝中选择自己的阵营。如果你选择了站在苏联阵营的对立面，那么就意味着你与众多的左翼知识分子为敌，阿隆就是这样受到排挤的。
总之，由于当时特殊的时代氛围，使萨特、阿隆的“世纪之争”在法国知识界呈现出几乎是一边倒的局面。学术界一般认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萨特是众星所捧的明月，而阿隆则是一位孤胆斗士。不过，在笔者看来，关于阿隆在此期的处境，早年曾在法国知识分子史研究方面用力甚勤、后以《战后欧洲史》【116】等力作蜚声国际史坛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117】的下述评论或许更为全面和到位：
毋庸置疑，阿隆在大部分成人岁月里都是法国知识界里一个孤独的背影，直到生命之火燃尽前夕翻身，又成了毫无鉴别力的赞誉和敬意的投放对象。但我们不应夸大他的孤独。布兰科·拉兹齐（Branko Lazitch）认为：“说他在巴黎知识界不受欢迎，这还是轻的。整个社会都把他给流放了”；而那种毫不妥协的反共倾向令他从1947年起，一直到70年代早期都被正统知识分子和学术圈所排挤，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另外还有一些领域完全接受他，他在那里备受尊崇。1950年他参与创办了文化自由学院，经常给《证据》及其他有名望的刊物供稿，他还作为贵宾定期参加国外学术和思想聚会，他的许多荣誉和头衔都是从那里得来的。【118】
注释：
【1】皮埃尔·米盖尔（Pierre Miquel，1930-2007），法国著名历史学家。
【2】Pierre Miquel，Histoire de lAFrance，Paris：Fayard，1976，p556.
【3】著名作家马丹·杜加尔当时在其日记中所写的下述文字，颇能反映当时不少法国知识分子在这一问题上的想法：“如果宽恕那些从1939年以来始终对希特勒的征服和侵略政策熟视无睹的人，那些对纳粹政权惨无人道的行径、对他们在波兰的屠杀、对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令人发指的枪杀、对盖世太保在他们所到之处干的那些卑鄙行径、对一大批忠心耿耿而奴性十足的纳粹官员非常冷静地犯下罄竹难书的罪恶心里丝毫不感到愤怒的人，那将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而追查、谴责、批驳，甚至清除那些不顾上述确凿事实，在占领期间希望法国和欧洲屈从于德国的统治，并公然为德国的胜利而效力的人，无疑是一件有利于公共健康的好事。”参见R.MartiNdu Gard，JournaLIII，Paris，Gallimard，1993，p.684.
【4】MicheLWinock，Le siècledes intellectuels，p.504.
【5】AlberTCamus，Essais，Paris：Gallimard，1965，p.287.
【6】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ois Mauriac，1885-1970），法国著名作家，195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7】克洛德·莫里亚克（Claude Mauriac，1914-1996），法国作家，记者。
【8】AlberTCamus，“Au noMdes Résistants torturés”，le Combat，30 ao？t1944.
【9】Fran？ois Mauriac，“Contre l'hypocrisie”，le Figaro，26juilleT1945.
【10】Fran？ois Mauriac，“Le mépris de lAcharité”，le Figaro，7-8，janvier，1945.
【11】AlberTCamus，Actuelles I，Gallimard，《Pléiade》，1965，p.287.
【12】参见“Le manifeste des écrivains fran？ais”，Les lettres f ran？aises；9 septembre，1944.
【13】Les lettres f ran？aises，16，septembre，1944.
【14】该提案提出应对下述文人采取措施：1.“附敌”派成员和隶属于德国支持的政治派别或军事化部队的作家；2.曾经同意出席1940年6月以来在德国召开的各种大会的作家；3.所有因为他们的服务而直接或间接接受过敌人报酬的人；4.曾经利用自己的文字、行动或声望帮助、鼓励和支持过希特勒的宣传与压迫的人。而且，全国作家委员会将全力协助政府执行惩罚措施。参见 le Figaro，le9，septembre，1945.
【15】让·波朗从1944年9月4日起开始为作家“犯错误的权利”辩护。9月30日，他在给莫里亚克的信中写道：“难道，我们真的要揭发那些尚未被捕的同仁吗？”他还在给莫里亚克的另一封信中呼唤“一种作家的尊严……在特定时刻，这种尊严会出来说话——就像我们处于地下状态时它曾提醒我们的那样，既不要法官，也不要告密者。”JeaNPaulhan，Choix de lettres I I，1937-1945，Paris：Gallimard，1992.p.376.
【16】Olivier WieviorkAeTChristophe Prochasson（ed.），LaFrance du X X siècle，Docu-ments d'histoire，Paris：Seuil，2004，p.406.
【17】参见雷威：《自由的冒险历程》，第125页。
【18】P.Ory eTJean-Fran？ois.Sirinelli，Les intellectuels eNFrance，de l'aff aire Drey-f us ànos jours，pp.223-224.
【19】吕西安·勒巴泰（LucieNRebatet，1903-1972），法国作家，记者。
【20】Jean-PauLSartre，L'Etre eTle Neant，Pairis：Gallimard，1943.
【21】克尔恺郭尔（S？reNKierkegaard），又译祁克果，1813-1855，丹麦著名哲学家。
【22】Annie Cohen-Solal，Sartre，Paris：Gallimard，1985，pp.251-252.
【23】Jean-PauLSartre，L'existentialisme esTuNhumanisme，Pairs，Galliard，1996，p.14.
【24】Jean-PauLSartre，L'existentialisme esTuNhumanisme，Pairs，Galliard，1996，p.18.
【25】Jean-PauLSartre，L'existentialisme esTuNhumanisme，Pairs，Galliard，1996，p.20.
【26】Jean-PauLSartre，L'existentialisme esTuNhumanisme，Pairs，Galliard，1996，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