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
一 “匈牙利事件”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心理冲击
1950年代初期，法国不少已加入法共或作为法共的“同路人”的左翼知识分子随着与法共和苏联的日益接近与了解，逐渐对后者感到失望。当时，有两起事件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影响。
其一是所谓的“医生谋杀案”。1953年1月1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关于“医生谋杀案”官方公报。公报披露有9名医学教授已被揭露出来是美英间谍机关的特务，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有害的治疗来缩短苏联积极的活动家的生命”。他们被指控按照美英间谍机关的命令，谋害了党的两位领导人日丹诺夫和谢尔巴科夫，并进一步打算谋害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戈沃罗夫元帅、什捷缅科大将、列夫钦科海军上将等其他军队领导人，以削弱国家的防务。这些医生有几位是犹太人，他们被控通过犹太人慈善组织“联谊会”与总部设在美国的一个国际犹太组织取得联系，然后在它们的唆使下行动；而另一个英国机构则“招募”了几位俄罗斯族的医生为它卖命。事发后，法共也亦步亦趋，随声附和。在法共在知识界的大本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支部会议上，法共领导人也大讲特讲这个“阴谋”。但是，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苏联立刻为此事平反。大批受此事牵连的知识分子与干部亦很快被恢复了名誉。有关消息传到法国后，法国共产党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支部要求法共领导对此事做出解释，然而，法共领导层却对这一要求置若罔闻。
其二是所谓的“斯大林肖像事件”。作为法共成员的著名画家毕加索应由法共控制的刊物《法兰西文学》（Les Lettres Fran？aises）的负责人阿拉贡的要求，为该刊在悼念斯大林时配一幅画。毕加索没有按照苏联方面定的正式的斯大林像来画，而是把斯大林画成了一个普通人。按照贝尔纳-亨利·列维的描述，“这幅著名的半虚幻、半立体的斯大林肖像，重笔画嘴，两颊丰满，一对过大的眼睛占去了面庞的剩余部分，一缕黑发像是用劣质木炭匆忙涂抹而成，这肖像更像是《亚威农的少女们》中的一个人物，而不是最高和天才的领袖”【1】。这一切引起了法共中央委员会领导人的极度不满，同时也导致在党内出现了要求“声讨阿拉贡！声讨毕加索！”的声音，于是，阿拉贡因其缺乏“警惕性”受到了通报批评，并作了自我检查。【2】此事昭示了在曾盛行一时的日丹诺夫主义（le Jdanovisme）的影响下，法共在文化艺术方面施行的“意识形态恐怖”与一些知识分子对斯大林主义的依附。
1956年是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受到更大冲击、幻想进一步破灭的一年。这年6月，《世界报》以连载的方式发表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3】那些此前只是得到非正式承认的斯大林的“罪行”，竟然由苏共头号领导人突然揭露出来，这使得已加入法共或成为共产党的“同路人”的知识分子非常震惊。因为，此前党的宣传已把斯大林塑造成一个何等伟大的天才——按照这种宣传，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伟大的人民领袖，斯大林曾在他们的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同年10月，“匈牙利事件”发生。苏联对匈牙利内政的粗暴干涉，尤其是苏联军队对“匈牙利事件”的武装镇压，对法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冲击。事情发生后，包括埃德加·莫兰、让-玛丽·多梅纳克（Jean-Marie Domenach）【4】等人在内的法国知识分子在1956年11月8日的《法国观察家》上发表了《反对苏维埃的干涉》的声明，内称“面对匈牙利局势的悲剧性发展，最近对法、英在埃及进行的军事干预提出抗议的签名者们愤慨地揭露苏维埃军队对匈牙利国家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如此断然地侵犯了人民的权利——他们有权支配自己命运和享有不受任何外国干涉的约束的国家生活——背弃了它自己新近特别通过铁托-赫鲁晓夫声明而许下的诺言，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给和平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因为，社会主义只有在人民群众的赞同下才能得以发展，而不可能建立在外国武力的基础上。我们郑重地呼吁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从匈牙利撤回它的军队，并放弃在它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使用任何武力”【5】。
一时间，法国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红色苏联的热情急剧减退，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斯大林主义深恶痛绝。由此，一大批知识分子党员脱离了法国共产党。与此同时，更多的作为“党的同路人”的知识分子亦与法共分道扬镳（当然，其具体情况因人而异：一些人断然与法共决裂，另一些人则是逐渐地与法共拉大了距离）。而且，人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二战结束以来大批知识分子积极充当共产党的“同路人”的现象至此已基本上画上了句号。
“匈牙利事件”也导致了法国战后左翼知识分子的领袖萨特与法共和苏联的“蜜月”的结束。1956年10月24日，苏军进入匈牙利，11月9日，在前些年与法共和苏联的关系颇为密切、甚至曾考虑过是否加入法共的萨特接受了《快报》周刊（L'Express）记者的采访。萨特在采访中，毫不顾忌自己近年来与法共和苏联的良好关系，毅然决然地谴责苏联行动是对匈牙利的侵略。他说：“我完全地、毫无保留地谴责苏联的入侵行为。我并不认为俄国人民应该为此负责，我重申，是苏联现政府犯下了罪行。苏联领导层中的宗派斗争，将权力交给了一个集团（“冷酷”的军人，原来的斯大林分子）。他们在揭露了斯大林之后，却在今天超过了斯大林。历史上的所有罪恶都被遗忘了；我们已经遗忘了自己国家的罪恶，其他国家也将逐渐遗忘自身的罪恶。如果有一天苏联政府发生了变换，如果新政府在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试图真正奉行平等的原则，苏联的罪恶也可能被忘记。但是，就现在而言，我们除了谴责苏联政府，别无选择。对于那些没有揭露（或者无法揭露）发生在匈牙利的屠杀事件的苏联作家朋友，我非常遗憾地，但是完全坚决地断绝与他们的关系，我们不能再为了维护苏联官僚体系中的宗派主义领导层而维持友谊。在苏联，恐怖统治了一切。”【6】
萨特的这一番话顿时成为法国各大报刊大肆渲染的重大新闻，并在国外被广泛引用。由于法共对苏联武装镇压匈牙利事件予以支持，这就使得萨特亦以更加严厉的态度对法共进行了抨击。萨特声称：“即使我可以说，等过了这段担忧、辛酸、苦涩的岁月，只要苏联完全改变了政治方向，我们有可能恢复与苏联的关系，但是，对于目前领导法共的人们，我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和他们恢复关系了。他们的每句话、每个姿态，都是30年来的撒谎和僵化的结果。他们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是彻头彻尾的不负责任。”【7】萨特与和平运动中的其他非共产党左派知识分子一起，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抗议，并要求它马上从匈牙利撤出自己的军队。同时，他辞去了自己在法苏友好协会担任的副会长职务，并为匈牙利的一位流亡者的著作作序。不仅如此，萨特还在自己主编的《现代》杂志发表了《斯大林的幽灵》。他在这篇分三期连载的长篇论文中断言，苏联武装镇压匈牙利事件的行为是苏联在二战后的一系列恐怖和愚蠢行为的必然结果。【8】
然而，尽管萨特以其上述言行结束了与苏联和法共的“蜜月”，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因此就更倾向于西方。事实上，此时的萨特仍然还是绝意要走出一条独立的“第三条道路”。在这一时期，萨特的社会活动更加频繁。他从同一政治立场出发，既做资本主义世界的“骂娘人”，又做苏联集团的批评者。萨特本人后来在《七十岁自画像》中曾提到：“正是这个时期，我在布达佩斯事件之后与共产党人决裂了。并非全面决裂，但是联系切断了。1968年以前，共产主义运动似乎代表了整个左翼，以至于与共产党决裂就使你处于一处流放境地。一旦人们脱离这个左翼，人们不是向右转，如那些投向社会党的人所做的那样，就是处于某种期待状态，那个时候，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共产党人拒绝人们加以思考的东西一直思考到底。”【9】为此，萨特更加积极地从事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希望以自己的理论探索，更好地解决战后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