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忘记了自己是文学硕士，或者在努力忘记，如果外单位有人来报社小坐，偶然问起：“听说马老师是研究生？”我竭力否认，好像研究生是一种罪恶，谁要往我身上栽——按北京人的说法，我就跟谁急。
总编对我越来越满意了。有一次，他还破天荒跟我开了两句一点也不幽默的玩笑。他是一个认真的人——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他不会开玩笑。
但是，报社提主任的事却没有丝毫动静，总编也从来没给我透露半点风声，倒是常常把一个姓高的编辑请进他的办公室，高编辑从总编室出来之后，胖嘟嘟的脸上红晕许久不退，眼角洋溢着进取的光彩。
不知不觉，两个月过去了。我就像一个诚心诚意改过自新的坏人，下定决心做了几件好事，却仅仅博得总编一次表扬，此外就是两句玩笑，由于高编辑的得宠，那次表扬和两句玩笑就显得格外的黯淡无光了。我的决心松弛下来，恶劣的习性又控制了我。
正在我焦躁不安的情绪刚刚产生的时候，报社宣布了新提的主任。不是我，而是那个姓高的人。
如果我在积极进取的时候得到这一噩耗，一定会感到悲伤，现在是我自己首先打了退堂鼓，就没有悲伤的理由。回家的路上，我甚至觉得出奇的轻松，因为堵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尽管这块石头击中了我，可毕竟落下来了，我再也没有必要顶着它度着惶恐不安的日子。
只有看到文风系着围腰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我才感到难受。几年来，我没有给她的生活带来任何一点亮色，我以前错误地认为她习惯于平铺直叙的日子，习惯于在我的高谈阔论中静静地打发时光，现在知道她不是这样，她宁静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拨动波涛的心，可我却不能充当从海面上升起的太阳或者能带动潮汐的月亮……我自觉地进了厨房，帮助她洗菜。我尽量做出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免得引起她的猜疑，致使她一百遍地询问报社的动静。
可是，我刚刚拧开水笼头，她就发话了：“还没消息？”
“没有。”我说。我把水开得很响，哗哗哗哗地，使小小的厨房像一个水电站。
“你们总编也怪，既然需要一个主任，就宣布了么，自己多年的部下，未必还不了解？吊啥胃口呢！”文风一边麻利地切菜一边说。
我看了她一眼，只能看到她的侧面。不知是光线的原因，还是事实本来如此，我发现文风再不像以前那么白了，甚至不像昨天那么白了。几根发丝在她脸上若隐若现地颤动着，像风雨欲来时对命运担忧的蛛丝。
为了让她有个心理准备，我故作镇定地说：“据说总编在酝酿……不知道他会看中谁。”
文风停了刀，盯住我说：“除了你还能有谁？琼儿说你们总编有一次在她店里喝酒，话都挑明了。”
“你什么时候见到她的？”
“前天。”
“琼儿说总编要让我当主任？”
文风大概读出我问话时脸上的讽刺和否定，大声道：“她是这么说的呀！”
我勉强笑了笑，淡淡地说：“其实琼儿的话也不必过于相信，她毕竟不是我们总编。”接着，我补充道：“当然也说不定……”
说过这句，我后悔死了。只有软弱无能的男人，才会把已成定局的事实弱化为“说不定”。
文风又继续切菜。很显然，我的那句“说不定”，在她听来其实是吃了一颗定心丸。
吃完了饭，文风说，好久没去看妈了，我们利用中午的时间去看看她吧。
我懂得她的意思。文风越来越沉不住气了，她是想把我即将当主任的事情告诉她妈，让她妈也跟着快乐快乐。当初我跟文风恋爱的时候，她妈坚决反对，她妈文化不高，但是，她妈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岳父，是大教授，四十岁后就成为博导，因此，我这个硕士，在她妈的眼里，就类同于中学生。她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中学生。后来，我不幸沦落到一家小报里，她妈就更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好坏也是个硕士吧，怎么会去一家小报当一个小编辑？可见这硕士也是混的。我跟岳母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过，她不欢迎我去她家，岳父去世后，我也就不想去；通常情况下，文风也不强迫我去。
现在不同了，我马上就要当主任了，虽然还是那份小报，但主任和小编辑传达给别人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世界上的伟人或者富豪，大多数都是从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登上了天梯；最怕的是原地不动，多少杰出的天才，都是在原地不动当中虚掷了青春年华，最终一事无成，更何况芸芸众生！我马盛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可我没有原地踏步，我马上就由一个小编辑升为主任了，当然可喜可贺，当然应该把这喜讯报告给每一个亲人。
多么可怕的“喜讯”！
我当然可以拒绝文风，可在这敏感时期，拒绝就是缠不清，就是自讨苦吃。我说：“好吧，是该去看看她老人家了。”
岳父去世后，岳母变得沉默了许多，不像岳父在生时那样，家里人的一举一动，她也不放过，也要严格地盘点，比如你正往卫生间走去，她会问：“你干啥？”如果我和岳父坐下来讨论一些学术问题或者形而上的人生观念，她本来不懂，可偏爱插话。通常情况下，岳父对她的插言不加理睬，只有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才会暴起一声：“你掺和啥嘛！”许多时候，岳母对岳父很不满意，特别是提到她过去的某某同学当了大官，她的脸往往就阴沉得化不开；但更多的时候，她对岳父表现出绝对的依赖和顺从——正因为如此，我与文风的婚事才顺利地过了关。岳父一死，她的依赖和顺从就失去了方向，便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沉默是最可靠的。我以前跟文风去看她，她除了简短地回答外孙的提问，就一言不发。
这一次却很不相同，我们刚进屋，她就忙着对我说：“盛国，好好干，虽然是一份小报，干好了，照样是有前途的，你看江市长的秘书，不就是从一份小报调去的么。但是小编辑人家不会要，至少是主任。好好努力，不要辜负了你爸（指我岳父）的希望。”
看来，文风早就把消息透露给她了。
我痛苦地笑着，不知该作何回答。
见我这样子，岳母谨惕地问道：“文件下来了么？”
我说：“……下来了。”
文风本来一直在笑微微地听我和她母亲说话，此时猛地蹦起来，搂住我的脖子，欢天喜地地说：“你个家伙！为什么骗我？”
我木讷地说：“我没骗你。”那一时刻，我真的像一个死人。
可是激动之中的文风根本看不出我的情绪，更不会猜想到文件虽然下来了，可文件上却是别人的名字。她破天荒当着她母亲的面，在我脸上响亮地亲了一口，就去厨房里忙碌了。岳母也进了厨房，坐在一张竹凳上理菜。儿子也进去了。
客厅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像独自出海的标枪手，海岸上的人都对我抱着莫大的期望，谁知我沉入了大海，卷进了巨鲸的嘴里。
饭快熟的时候，文风满面通红地从厨房里出来，对沉思中的我说：“我去买点你喜欢吃的烤鸭。”在门边换鞋的时候，又娇声娇气地说：“现在，我可要巴结我们的大主任了，要不然，他也像别人那样，去包个二奶养个情妇什么的，我不是空欢喜一场么。”我对她龇牙咧嘴地笑了笑。文风朝我扮了个鬼脸，叮叮当当地下了楼。
那顿饭，除了我，大家都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包括我那不更世事的儿子，也被外婆和妈妈的喜悦感染了，像谷物黄熟时节的家雀，叽叽喳喳地闹个不休。
回到家，我准备跟文风一道出门上班，她却不慌不忙，进卧室开始化妆了！在我的印象中，她从来没化过妆，她那一套像擦鞋匠一样齐全的工具是从哪里弄来的？文风说，琼儿告诉她我主任当定了的消息后，她就偷偷买了一套，等任命我的文件下来的那一天，她就要化妆。“不管怎样，”文风一边勾着唇线一边斜斜地看着自己镜子里的面孔说，“我们的日子有了新的起色，我要对得起生活中这份来之不易的阳光。”
我很心酸。不知为她，还是为我自己。
整个下午，我都处于梦游状态。很显然，事情已经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痛悔没有一开始就把真相向文风挑明。可是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我只有立即着手，把可能扩散开来的恶劣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从文风出门的样子看来，她是会把我“当了主任”的消息告诉她的同事的；即使不主动说，文风破例涂了口红，拉了眉毛，同事也会惊讶，进而询问她遇到了什么喜事。文风一定会矫情地说：“没喜事就不许化妆啊？”她甚至还会说：“古代皇帝那些后宫佳丽，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愁死了，闷死了，还天天化妆呢。”我猜想她有这一手。她这一手是怎么学来的，我一点也说不上来。她以前不是这样的，除了说她是马盛国用二十三块三角钱娶来的老婆，难得有一句俏皮话，现在她不仅会说俏皮话，还能用手势和神态加以配合，使她的俏皮话更具有民间的智慧。老实说，我第一次听她在她同事面前说俏皮话时，心里很难过，因为我觉得她是在以那种方式掩盖自己的无助，把俏皮话当成了抵挡生活中意外打击的盾牌。
——可今天她要说，就是真正的俏皮话了！文风的那些同事，个个不是省油的灯，尤其是那个把一半的上班时间用来打嗝的大胖子，一定不会轻易放过，听了文风的话，他会说：“快三十岁的女人了，只有靠化学药品的帮助，才能拽住青春的尾巴。”至此，文风会变得更加矫情，也更加放肆，“三十岁的女人一枝花，三十岁的男人变地瓜。女人三十春花盛开，男人三十母猪怀胎——没听说过？”天啦，她一定会这样说的。那胖子并不以为奚落，而是张开嘴巴大笑。不过，他的笑声很快被滚动而出的嗝声淹没了。嗝声一停，他会这样反击：“是不是你老公找了外遇，你有危机感了？”终于把话题引到我的身上了。对此，文风会笑而不答。傻子也看得出来，如果我当真找了外遇，文风决不会这么笑的！正是在这一点上，她的同事沉默了，个个表情严肃，过了一阵，才有人酸溜溜地提起：“文风，你老公发达了吧？”文风脸一沉，嘴一撇，不屑地说：“发达什么呀，不过就是当了个小报的主任！”——如果是这样，事情就不可收拾了！
我快速跑进厕所，掏出手机，拨了文风办公室的号码。
“哟，盛国呀，我正准备给你打电话呢。”我刚“喂”了一声，电话那头的文风就像中了大奖的彩民，欢快得语音模糊，近乎狂喜。
我一听她口气就知道坏事了，忙道：“你听我说……”
“不嘛！”文风撒起娇来，“有什么话下班再说，我是想让你准备一下，马大姐他们非让我们请客不可，你定个地方吧，到时候我们去等你，或者你去等我们。”
电话里有了一片声的嘈杂，那个胖子的声音最大：“我们帮他定了，就去贾家楼，贾家楼的卤兔是天下一绝。”
文风的声音：“嚯，你真会选地方，贾家楼贵得死人，想把我两口子吃穷啊？”
胖子的声音：“只有越吃越富的，哪有越吃越穷的？你看我——”电话里发出一串嘹亮的嗝声。
马大姐的声音：“我们一个办公室的都是烂兄烂弟，没出过一个当官的，也没有一个官太太，眼下好不容易出了一个主任太太，我们也要沾沾光！”
文风的声音：“好好好，贾家楼就贾家楼！”接着对我说：“盛国，他们要吃贾家楼。”
我气得浑身发抖，冲着电话吼道：“你疯了！你说说，我们为什么要请客？我们有什么资格请客？”
文风显然被镇住了，嗫嚅着说：“他们刚才的话，你大概也听到了……”
“混帐！谁说你是主任太太啦？你乱讲什么！”
“……啥？文件不是已经下来了么？”
“文件是下来了，可那上面的名字是别人？！”
我啪地关了手机。
是的，我爱我的女人，虽然这个女人……我该怎么说呢……变化是那样剧烈，与我马盛国对幸福的体验是那样不同，但我还是爱她，因此我愿意去理解她的痛苦。她的痛苦是我造成的，我给予她的打击是沉重的，对一个越来越走向虚荣的女人而言，或者不如说——对一个越来越发现自己男人无能因而缺乏起码安全感的女人而言，这种打击有可能是致命的。
还差十分钟才下班，我就锁了我的剪刀、浆糊、尺子和划版的彩笔，垂头夹尾地往家里走去。
文风还没回来。我希望她快回来，让我把事情说清楚，同时又怕她回来，因为我不知道我给予她的打击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这种矛盾的心理是一种残酷的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