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领导人物，作为一个事业家，他们的预约支票是能够兑现的。至少必须经常在某些方面，做一些兑现的信用生意，在大方面，做大方面的延期。群众百姓最恼火的是尽开空头支票的领导，所以对百姓的预示，最好的方法是兑现。为了使他们有所作为，可以预示重名厚利奖励他们；为了不使他们胆大妄勺，可以预示严刑峻法去禁止他们；使他们的行动合乎公理，合乎正义，出于自然，丝毫不用强求。
至于个人内心的欲望，最好能分别审视人们的情性与等差，才能预示满足他们。千万不可违逆人们的感情，违逆人们的欲望。违逆了人们的感情，怨就会涉及自己；违逆了人们的欲望，祸就会累及自身。掌握人、使用人的秘诀，首先在于使人们“皆大欢喜”。
想富贵的人，我能做到的，就使他富贵；想功名的人，我能做到的，就让他求功名；想免除饥寒困窘的人，我能做到的，就免除他的饥寒困窘；想解救水火灾难的人，我能做到的，就解救他的水火灾难。总之，凡是有求于我必有响应，凡是有所想我必助他成功。能做到这些，有不甘心为我使用者，有不甘心为我下属嚣，自占少见。
这样做，就要依靠民心所向，就要懂得民意所趋，就得明了时代背景，以及他们内心欲望所寄。如果人民苦于政法松弛，我就加以严谨；如果人民苦于刑罚严酷，我就加以宽恕；如果人民苦于盗贼蜂起，兵乱频繁，我就加以休生养息；如果人民苦于贪污横行，苛征暴敛，我就加以肃贪减税。总之，英明的领导在于他能惩治当代的弊病，不断革新，事事从人民的愿望、利益出发。
商汤王、周文王、武王的征伐，他们之所以能易如反掌，就是能做到这些。商鞅治理秦国，严刑峻法，使秦国富强，秦始皇继承了商鞅的变法革新，就能统一天下。汉高祖接受了秦代暴政的教训，知道人民苦于秦代的苛政，律令密于蛛网，法令多于牛毛，君主肆意暴虐，官员肆意贪赃苛敛。汉高祖于是废弃秦法，变残暴为宽柔，进入关中，便约法三章：“杀人的人死罪，伤人与盗窃一律判罪，废除秦法。”既简便，又使民心大悦，天下尽归于他了。这样一面预示，一面兑现，可以说是这个原则应用的最高境界。
人才是成就大业之基
知识就像源泉。掌握了知识可以表现在礼仪上的人，可以说是人们的老师。智慧可以磨砺，有了智慧并辅助、警示人们的人，可以说是人们的朋友。依据法度严守职责而不乱为的人，可以做地方的官员。只图眼前的快意，一呼百应的人，是下等的奴隶。所以说最明智的君王以师为辅佐；中等的君王，以朋友为辅佐；下等的君王以官吏为辅佐；危亡之君，以下等的奴隶为辅佐。
事业乃是人才创造的，人才又有大小、高下之分，智慧又有愚笨、贤能、不肖的分别。所用的人不同，所取得的成就也不相同。所以，用人不仅要以天下大才、大贤的人委以重任，而且贵在能选用胜于自己的人而委以重任。能选持守道德不愿受人用的人为己所用，就更见自己的广大而无所不包容。这样不仅朝中没有靠侥幸升官的人，而且没有遗弃的人才；不仅能使朝中没有小人，而且没有野外的遗贤。这才能说尽了天下的人才，尽了天下的贤能。若只凭一己之见，只凭身边人的举荐，容易使钻营竞逐的人捷足先登，真才实学的人就停滞不前，这就不能说用尽天下的贤才了。
身怀大德大贤的人，常是轻视天子、薄对王侯、鄙视爵禄的人。愚笨不肖的人，常是自足其足、不愿有所作为、有所求取的人。所以曾子说：“晋国楚国的富裕，我是赶不上的。他把持着他的富有，我保持着我的仁德；你把持着你的爵位，我保持着我的道义，我有什么遗憾的？”
孟子告诉齐宣王说：“有大作为的君王，必然有不可随便召唤的大臣。想要商讨重大的策略，就下驾到他那里去。自己若不尊重德行，喜爱道义，所以商汤王对待伊尹，先请教他而后任用他作大臣，因而不费多大的操劳就能称霸天下。齐桓公对待管仲，先请教他而后任用他作大臣，因而不费多大的操劳就能称霸诸侯。现在各国的地盘都差不多，君王的德行也相似，谁也占不了上风，这无别因，就是喜爱以顺从他们的人做大臣，而不高兴指责他们的人做大臣。这样商汤王对伊尹，齐桓公对管仲，就不敢召唤了，何况还有不想做管仲式的人呢？”
天下不想做管仲式的人多着呢！怎么可能都以富贵爵禄而囊括天下的人才？诸葛亮如果没有刘备的三顾茅庐，又怎么愿意为了功名而迈出南阳一步呢？所以魏环溪说：“伊尹一律不取，才能三聘而幡然大悟；柳下惠三公不易，就可以三黜不去。所以说：人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作为。”古代圣人说：“以人为师就可以称王天下，以人为友就可以一国称帝，以自己称霸注定要败亡。”这是不可改变的真理。用人需要周详考察
在招聘、提拔干部时，我们不仅要以“听他说话，再观察他的行为”，作为求取将来事业上的证明，而且还要倾听他的言谈，以求证过去的事实，并测度出他在言论上的效果。不能只抓住了一只角，而一概认为是整条牛。这一点，从有子的一段故事就可以证明这方面的重要性。
从前有子询问曾子是否向老师问过有关丧的事情。曾子用“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来回答有子。有子对过去孔子的一切行事曾经作过很仔细的周详考查，孔子言行已深深地印入脑海。所以乍听之下，有子便认为不是孔子说的话。曾子却证实说是他亲耳听到的，有子仍然坚持不相信，他去询问子游，问曾子说的是不是真的。有子还认为，孔子的话必然是有所目的才说。后来曾子又问子游，孔子果然说过这样的话。大概前面的话是孔子居住在鲁国时，知道南宫敬叔因事失职离开鲁国，以后有机会再回来，用珠宝行贿鲁王身边的大臣，求得复位而说的。后面的话是孔子住在宋国时，看到恒司马自道石棺，三年都不成功而说的。于是曾子便甘拜下风，并请教有子所知道的东西。有子告诉曾子说：“从前老师制定在中都，以四寸厚的棺，五寸厚的椁，以为这样不会马上腐烂。老师失去鲁国司寇的职位，准备到楚国去，大概先派子夏去，随后又派了冉有，以为这样不会马上贫贱。”所以，我们对于一个人过去的言论、行为、思想等等，都要作详细的考察。
不管什么人，在稍有不慎的情况下，是不能保证他不会失言的，何况在政治、社交的场合下，多有激进的言论而误之人。有很多领导人物，有些时候在需要的情况下，经常故意散发烟幕弹，用来迷惑世人的耳目。例如袁世凯称帝时，蔡锷将军故意以迷恋名妓为烟幕，从而逃脱了袁世凯掌握的计谋，最后成就了云南起义。如果袁世凯掌握了当时蔡锷的实情，以他过去的行为必然会有预防的。
每一个有才能的人，都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短处，如果样样都要求全才用他，那么天下就没有可用的人了。了解人的长短方法，阎循观说得最精辟，他说，“了解人有四点，知道人的短处，知道人的长处，知道人短处中的长处，知道人长处中的短处；和人有两点，用人的长处，避开他的短处；教育人有丽点，成就他的长处，除去他的短处。”能做到这样，天下可用的人才就举不胜举。
知人之术，不外乎是：知道人的心性，知道人的气质，知道人的品德，知道人的才学，知道人的好恶，知道人的长短。还要了解人的环境，了解人的欲望，了解人的历史，了解人的交往。在此基础上进行周详的考察，以掌握运用，大概这样不至于有大失了。
考察下级工作的原则
考察下级工作得失，是领导者的一项基本工作。识别下级人才是否可用，首先是看他的德，其次是看他的才。古代人通过反复的实践，总结出下列四种考察下属的原则，对今天的人也有帮助。
一、授以人权，观其公正
明朝王翱任吏部尚书，掌握选拔官员的人事大权。他为人廉洁、忠厚，能坚持原则，办事不徇私，谢绝私事会见。每次选拔官员，如因皇帝召见，便交副职代理，他回来虽晚，也抽空认真审阅，惟恐选择不当。他选拔官员不使人知，说：“吏部岂快恩怨地耶。”女婿贾杰在京附近任职，王翱夫人数次派人去迎接女婿回家，贾杰对妻子发牢骚说：“若翁典铨，移我官京师，反手尔，何来不惮烦也。”夫人听了女儿的转告，便向翱说情，翱气得推翻台案，伤及夫人脸部。他始终没有将女婿调到京城。
王翱掌握全国人事大权，他日夜操心的是如何选择人才得宜，深恐用错人。他选择了官员也保密，这说明他选拔官员是出于公心，不希望得到被选择者的感恩戴德。本来调回女婿，是举手之劳的事，虽有夫人求情，他也坚持拒绝。这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很值得人事工作者学习。只有如此，才能杜绝在人事工作中的以权谋私的弊端。
二、识人决策，知其才能
北魏世祖拓跋焘将征伐凉州，议者都认为凉州无水草，难于行军，故都进谏，不同意征伐，伊香友说：“若凉州无水草，何得为国？议者不可用也”。拓跋焘认为他说得对。凡人所居之处，必有水草，没有水草，人何以活，也就无人居了。既然凉州能建国，必然有水草，这是一般常理。诸臣认为无水草，只是听传闻，人言亦言，因而盲目反对，可见他们的智力远不及伊香友。伊香友既有武勇，又有智计，是有文武全才的将领，故拓跋焘认为他前途远大，后来伊香友果然为人忠谨，屡建战功，以功赐爵魏安侯，加冠军将军。
三、识人于危，可以知忠厚
汉代时，班超出使外国，而小人李邑上书朝廷，中伤班超只顾在外享福，拥妻抱子，不思中原，还说班超联络乌孙，牵制龟兹的计划根本行不通。但汉章帝相信班超的忠诚，下诏责备李邑说：“即使班超拥妻抱子，不思中原，难道跟随他的一千多人都不想回家吗？”诏书命令李邑与班超会合，并受班超的节制。汉章帝又诏令班超收留李邑，与他共事，使班超出色完成使命。
四、识人于困，可以知气度
班超出使时，李邑从中作梗。有人对班超说：“过去李邑诽谤将军，破坏将军的名誉。今日正可奉诏把他留下，您怎么反倒放他回去呢？”班超说：“如果把李邑扣下，那就显得气量太小了。正因为他曾经说过我的坏话，所以让他回去。这才是忠诚的行为。”
李邑知道后，对班超十分感激，从此再不诽谤别人了。俗话说，“宰相肚子能行船”，如果一个人有接纳庸俗的气度和宽恕他人的雅量，不自命清高，那么就能团结天下朋友。
不拘一格用人才
孟子说：“国君选拔贤人，如果迫不得已要用薪进，就要把卑贱者提拔到尊贵者之上，把疏远的人提拔在亲近的人之上，对这种事能不慎重吗？因此，左右亲近之人都说某人好，不可轻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好，也不可轻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好，然后去了解；发现他真有才干，再任用他。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不好，不要听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不好，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说某人不好，然后去了解；发现他真不好，再罢免他。，左右亲近的人都说某人可杀，不要听信；众位大夫都说某人可杀，也不要听信；全国的人都听说某人可杀，然后去了解，发现他该杀，再杀他。这样，才可以做百姓的父母。”所以古人认为对下属的贤能要能够体察而使用，这是强国利民的关键。
精明的领导能够不拘一格地使用人才，而不拘泥于出身。商代时，武丁继位，将国家大事委任给大臣处理，留心寻访辅佐之才。发现奴隶傅说颇有才能，想任他为相治理国家，但怕朝中显宦不同意。于是，他终于想出借天命之法。
一天晚上，武丁入睡以后，故意大笑不止，手下人连忙向他道贺，武丁微笑着说：“振兴商朝大有希望。刚才我梦见先王商汤给我推荐了一个大贤人，名叫傅说。”文武百官又听说傅说是商汤介绍的大贤人，谁都不敢不相信。武丁故意把眼前的人看了一遍，摇摇头说：“诸位没有一个像。”文武百官只好跪在武丁面前，向他讨教：“请问君王，你梦见的那位大贤的相貌如何？”
武丁便把傅说的长相、特征，活灵活现地讲了出来。不久，寻访傅说的人告诉商王武丁说，在傅岩有个奴隶叫傅说。武丁忙派自己的侍从去察看，果然，傅说的长相和武丁所描述的一模一样。
武丁早已等候在宫前，一见傅说来了，急忙迎上前去，大声喊道：“不错！不错！此人正是先王在梦中推荐的那位大贤人。”于是叫傅说赶快脱掉奴隶的衣服，换上一身崭新的贵族服装，并当即宣布解除他的奴隶身分，拜他为相，辅佐治国。
傅说果然极富治国才干，仅仅三年时间就帮助武丁将商朝治理得很好，使商朝再次兴盛起来。武丁能够深入观察自己的部下并大胆使用，所以，赢得了商朝的大好江山。
考察干部要用正当方法
从现代的角度说，领导与下属的关系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任何有违于合作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特别是有一定地位的领导者，对下属不宜采取令人自危考察术，而必须考察有度。例如，唐太宗有一次为了考察手下的文官中是否有贪官污吏，竟悄悄地叫心腹拿了国库绢去试贿。有一个管宫门的官吏不知，受了一匹，立即被太宗抓起说要处死。于是裴矩就对太宗说，这种考察人的方法，是陷人于法。明明是你叫人去送给他的，反过来又说人家受贿，这不是用计害人吗？这样下去，将来谁还会有敢上朝作官呢？太宗听了无言以对，于是召集文武百官，宣布自己的过错，以安抚人心。
这就给领导识别下属提出了一个难题：怎样利用自己的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去辨别真伪，而不是用其它不光彩的方法去考察。这就要求领导要有很高的考察素质。
有一次，海关检查人员从一名英国水手的皮箱里，发现一瓶可疑的牙痛粉，经鉴定是超级毒品，公安人员立即传讯了这名水手。
“你知道这是违禁毒品吗？”
“哦，对不起！这不是我的，是一名华侨旅客托我带的。”
“他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交给你的？”
“前天晚上，我正在甲板上观看升国旗，忽然发现旗帜挂倒了，正在重挂的时候，这位旅客走上来交给我的……”
“你升的是中国国旗？”
“我们是英国商船，当然升的是英国国旗。”
审讯人员说：“够了，先生，你编造的故事太离奇了。”因为按常规，轮船上早上升旗，晚上降旗，水手说晚上升旗，显然是谎言；升的是英国国旗，而英国的米字旗又是无所谓正倒的。
审讯人员以高超的素质一举道破对方的漏洞，而使对方哑口无言。这种素质正是现代领导们所应具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