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在我16岁那一年，我转换到拉尔夫所在的那个俱乐部，即布拉姆费尔德足球俱乐部。这意味着，不管是什么天气，我都得驾着摩托车，不是跑12公里路、而是跑24公里路去训练，那种滋味真是糟糕透了。那时候布拉姆费尔德俱乐部有汉堡最好的青年队，甚至比汉堡足球俱乐部或者圣保利俱乐部还要好。许多特别棒的足球运动员在这里踢过球，他们很多都是青年国家队的球员，比如瓦尔特·劳宾格，他后来成为了汉堡足球俱乐部的职业足球运动员。然而在这里我没有取得任何突破，而是几乎坐了一年的冷板凳。在30场比赛中，我从一开始算起，大概只参加过3场比赛。我觉得其他球员在各个方面都胜过我一筹，不管是在身体素质方面，还是在技术方面。在布拉姆费尔德俱乐部我没有获得任何机会，虽然教练员一再鼓励我要鼓起勇气来，虽然教练这个人还可以，一年之后我还是重新取回了自己的球员证，我又回到了汉堡维多利亚俱乐部。当时我失望到了极点，不过后来我对我自己说：“好吧，这不算什么。有朝一日你一定能够成功。”
在1986年春季杜伊斯堡联邦杯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我被准许随同汉堡代表队的队友上场，这时候我的年龄还不算太大，我看到我最后的机遇来了。在这之前，汉堡队已经同其他几个联邦州的代表队进行了比赛，比如巴伐利亚州、下萨克森州、以及石勒苏益格一菏尔斯泰因州，但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对手狠狠地揍一顿了。在对下莱茵队的决赛中，我们终于以3比2的成绩获胜，这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比赛结束后，我们的教练京特·格罗特科普把我们召集到一起，他准备通知我们，谁将被邀请参加国家青年队集训。我们汉堡队有5个人可以参加，人数比以往多了很多。
机会终于到啦，我暗暗地想，你终于也要成为主力队员了，就跟拉尔夫·耶斯特尔一样。然而万万想不到的是，又没有找到我的名字。这回是由贝尔蒂·福格茨和他的那些球探们负责青年代表队的挑选工作，他提出的名单里没有我。我跟贝尔蒂·福格茨的第一次接触就叫人大失所望，这是一次没有任何交往的接触，它以失败而告终。
当时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尽管我们取得了胜利，可是我高兴不起来。我觉得，我在球场上的表现确实很出色，我对我的成绩深信不疑。福格茨和他那些球探们到底是怎么同事?难道他们的眼睛被西红柿挡住了吧?我的计划——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已经全部成为了泡影，而我还没有真正地迈出一步。我必须得认清形势，另寻出路。在汉堡，一场比赛只有124名观众，他们之中肯定不会有人发现我。我曾经3次参加杜伊斯堡联邦杯赛，试图借此冲击出去，可是3次都徒劳无功。这样一个舞台，我今后大概不会冉一次得到了。
我的父母试图帮助我摆脱掉失望的情绪。“你们赢得了这场比赛”，他们说，“这可是汉堡第一次获胜啊。”
“当然，”我说，“一件了不起的事，可是尽管如此……”
在杜伊斯堡比赛后的第四天晚上，我的母亲叫我接电话：“斯特凡，你下来一下。有人打电话想找你谈谈!”
“沃尔夫·维尔纳，门兴格拉德巴赫搏鲁西亚足球俱乐部”，在电话线的另一端一个声音通报说，“我是尤普·海恩科斯的助理教练。斯特凡，我们在杜伊斯堡看到你踢球了，你的表现激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
等一下!我想，这是有人想作弄你吧。
“维尔纳先生，或者随便你姓什么，您能够把您的电话号码给我吗?过后我马上给您打过去。”
维尔纳会心地微微笑了笑，毫不犹豫地把他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不过，你别把它再传给任何人了”，他又补充说道。
门兴格拉德巴赫的助理教练给我打电话，这可能是真的吗?除了拜仁慕尼黑队之外，门兴格拉德巴赫恰恰是我最喜欢的球队。不过，说不定确实有那么一个球探看出我有什么本事了。
我用湿乎乎的手指拨动了电话号码。
我觉得很惊讶。也许这不是在作弄人。维尔纳马上接了电话。
“你多疑了，小伙子”，他说，接着他马上转入了正题，“我们想邀请你参加试用训练，下周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真是不可思议!一个梦想眼看着就要实现了——可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因为这段时间我正在邮局当学徒。这本来意味着我要上职业学校，而现在得甩手不干了。在搭乘火车去门兴格拉德巴赫之前，我必须得花费一个星期的时间设法使自己能够脱身。幸运的是，邮局不但没有给我制造任何麻烦，相反我的老师们甚至还为我能够接到邀请感到骄傲。到了门兴格拉德巴赫以后有人在火车站接我，并且一直把我送到坦嫩霍夫饭店，该饭店离伯克尔贝格体育场只有一箭之遥。门兴格拉德巴赫队一共邀请了4名青年球员参加试用训练。
如果说我当时的心情十分紧张的话，可能是没有实话实说。当天晚上我在饭店里呆着时，不由自主地、而且满怀着崇敬的心情想到：明天你就可以见到门兴格拉德巴赫队那些顶级球员了，有弗龙采克(Frontzeck)，坎普斯(Kamps)，布伦斯(Bruns)，霍赫施泰特(Hochst?tter)，还有克里恩斯(Criens)。然后我便开始擦我的足球鞋，我把它们擦得锃亮锃亮的。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在一开始给人们留下一个好印象，就算是一名厨师，第一天上班的时候也不能穿着一条脏围裙去吧。刚刚8点钟，我就已经躺在床上了。我睡得特别好。一旦我下定决心=F什么事情以后，我就不会再去多想。后来我也是这样。这就是说：不能光去想，而是要干。
尽管如此，到了星期一早上，我还是胆怯得要命。我站在职业运动员的更衣室里左顾右盼，我该往哪里坐呢?人员还没有全部到齐，而我当然害怕把某个球员的固定位置给占用了。
当时担任门兴格拉德巴赫队左边锋的埃瓦尔德·利嫩(EwaldLienen)很同情我，他帮助我摆脱了困境。
“你就坐在那对面吧，”他对我说，“那里平时没有人坐。”
服装管理员已经为我们试用运动员放好了运动衫和运动裤，可是却没有小腿护套。当我穿自己的球衣时，埃瓦尔德·利嫩又过来帮助我：“那对面有一个箱子，里面有全套护腿。你可以穿。”
在训练时，我拼命地加速跑动，一丝不苟地做着各种动作，尽管整个训练本来就够辛苦了。其他的人一开始都呆呆地看着我。我踢球穿的足球鞋跟其他许多人的都不一样，我脚底下踩的防滑钉不是一个一个的圆疙瘩，我在自己的鞋底上拧上的是世界上最长的防滑钉。我当时想：很明显，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是在草坪上训练，这就是说要用长防滑钉。
晚上，当其他的试用球员都进城去喝啤酒的时候，我却乖乖地留在饭店里。我给我的父母打电话，他们当然想听听我的声音，想知道我的情况怎么样。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上床就寝的时间也都从来不超过9点钟，因为我想让自己第二天依然保持一种良好的竞技状态。我清楚地知道：这5天的时间将决定你的一生，你未来的足球前程就在这里。在其他人的眼睛里，我不跟着他们一起进城简直就是一个傻瓜。可是我自己却暗暗地想：让他们跑到老城区去美美地喝他们的啤酒吧，我可想明天获得好成绩，这对于我来说要重要得多。第二天我有一段亲自跟米夏埃尔·弗龙采克(Michael"Frontzeck)在一起的经历，他在那个时候是个不折不扣的球星，担任国家队的左后卫。当时我正在去体育场的路上，他突然在路边刹住车，然后把我带到了训练场。对于他的友好我感到非常惊讶。总而言之，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所有的球员绝对都不错。特别是老队员，很关心我们年轻人。有时候乌韦·拉恩(UweRahn)走到我跟前，问我：“怎么样，你喜欢我们这里吗?你准备来吗?”这让我很开心。我常常不由自主地会想起这段经历。在今天，我也总是这样尝试着帮助年轻的新球员，以使他们在走向职业足球运动员生涯的开始阶段变得轻松一一些。
星期五我们进行了最后一次训练，训练结束之后，将近两点钟的时候，我们4名试用队员被召集到办公室，决定性的时刻到了!赫尔穆特·格拉斯霍夫(HelmutGrashoff)——一位总是叼着一个烟斗的经理——尤普·海恩科斯主教练、还有助理教练沃尔夫·维尔纳一起坐在那里，他们把我们几个试用球员一个一个地叫了进去。就像病人到医生那里看病一样，我们蹲在门前等候。第一个被叫进去的人耷拉着脑袋出来了，说：“我没能被这里聘用。”第二个和第三个被准许第二年再来试一次。该轮到我这最后一名了。当我走进房间的时候，我的双膝直发软，两只手也都汗湿了。
尤普·海恩科斯第一个开口说话：“我们对你感到十分满意。你在这5天里干得好极了。我们想给你一份职业足球运动员的合同。”
我高兴得真想跳起来。太棒了，我想，一份职业足球运动
员的合同!
“夏天你来门兴格拉德巴赫，先跟着那些职业运动员一起训练，再到A一青年队踢一年的球，同时完成你在邮局的培训，”赫尔穆特·格拉斯霍夫说。这位经理无论如何都要求我完成我的学业。“我们签一个为期4年的合同。对于之前你在A一青年队这一年，你会得到一个5000马克的银行储蓄存折。这之后，你作为职业球员每个月可以得到3000马克的基本工资和25000马克的年度奖金。”
我惊讶地望着他。我成功了，这是我接下来的想法，我终于有钱啦。作为A一青年队的球员就有5000马克，这可是相当于我必须得送3年之久的《汉堡晚报》才能够挣到的钱。而且当了职业球员后还有25000马克的奖金!当然，在合同里没有拟定加薪的事，不过这在当时一点儿也没有让我感到不舒服。钱对于我来说无所谓。重中之重是我想踢球。
我就如同获得了一个奥斯卡金像奖似的，无比自豪地乘车回到了家里。我的第一个目标达到了。还要等上一年，然后我就要成为联邦甲级队俱乐部的一名职业球员了。我立即飞快地跑到职业学校，幸福地大声喊叫着：“你们在这里再也不会见到我啦!我要当职业足球运动员了!”
毫无疑问，我立刻成为了英雄。本来还有一节课，也不上了；这一天一切都是我说了算。我跟谁握过手，教练是哪种类型的人，那些运动员们都有什么本事——所有这一切，我都必须统统讲给他们听。
因为我得到了这份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合同，作为某种程度的奖赏，汉堡维多利亚俱乐部的那些人，让我在男子体育运动项目联合会的足球赛中，踢我在汉堡的最后几场球。虽然我只是个替补队员，但是对于一个17岁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件大事。 跟门兴格拉德巴赫的合同是在我们家里签订的。签合同之前，我的母亲花了好几个钟头把房子彻底打扫了一遍，并且还特意跑到城里去购买了最好的蛋糕，就连过生日我们都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蛋糕。本身就是汉堡人的赫尔穆特·格拉斯霍夫提着他的小箱子乘飞机来到了我们家。过去人们只能够从电视里、或者从门兴格拉德巴赫队的教练席上看到他，而此时此刻，他就坐在我们家里的桌子旁。我的父亲也相当自豪。我们一边喝着咖啡闲聊，我一边在合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我还必须双手拿着合同、站到我们家的平台上拍照。第二天，这张照片出现在《汉堡晚报》上，这恰好是我送了好几年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