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也为我能够搬出合租房并跟马丁娜走到一起感到庆幸和高兴。我和约尔格的房东已经一再纠缠我的父母，不断地往他们耳朵里吹风说：我和约尔格搞在一起不会有好结果，就像我们这样在街上发疯地开车，我们早晚会送命的。后来这个家伙还硬把我们拖到法庭上，因为他想让我们出钱把我们住的房子全部整修一遍。好吧，他不仁我们也不义，我们在所有的房门上都挂上靶子，然后我们用气枪噼噼啪啪地来回地打了一阵。不过他认为，他能够从我们身上捞到老鼻子的钱。他邀请我们到他的小酒馆里喝酒。一次比赛后我们真的去了，我们没完没了地喝着啤酒和烧酒，喝到最后几乎都坐不直了。然后他让我们在垫在啤酒杯下面的纸垫子上的账单签上自己的名字。后来他把我们的签名复印到我们阳他声明让人来整修全部住房的那张纸上。这是明显的伪造。，拿着伪造的东西上法庭他当然一无所获。
幸亏我的父母对这种紧张的状态一无所知。他们马上就跟马丁娜相处得很好。不过一开始我没敢告诉他们，马丁娜已经有了一个孩子，而且她的年龄比我大。我那时候才20岁，我多少有些害怕，不知道他们对这个孩子会有什么反映。可是后来事情还是败露了。
“你身后面到底是什么声音?”有一次打电话时我的母亲问我，“听上去像是个孩子。”
“是的，”我说，“这是娜斯塔霞，马丁娜的小女儿。”
母亲沉默了片刻。我听得出，母亲好不容易才使自己镇静下来。她没有估计到马丁娜有孩子。后来，我们去汉堡看望我父母的时候，我们也带上了娜斯塔霞。这个小姑娘那个时候3岁半，她一点儿都不认生，就好像她认识我的父母已经很久了。埃森一库普费尔德雷军营和祖国’
从1988年4月1日到1989年6月30日，我必须在埃森附近的库普费尔德雷军营服兵役。在这之前我收到过一份公函，通知我必须在18点准时到达我服役的部队报到。当我
开着汽车来到兵营的院子里的时候，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我下车后还不到3秒钟，一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中士或者上士什么的便开始嚷嚷起来：“这是谁的汽车?这辆白色的欧宝卡德特?”“这是我的汽车，”我心平气和地解释道。“您是不是精神不正常啊?这是营房的院子，不是停车场。”中士训斥我说。“您必须把车停到那后面去，再继续往前开-千五百米。”这真是一个棒极了的开端，我心里想，你来这里是在联邦国防军服兵役的，可是这不是你的天地，永远也不是。
幸亏第二天有一场甲级队比赛，我又获准离开了军营。我向教练诉说了自己的痛苦。“教练，我不能够再这样下去了，每天早晨5点钟就得起床，而且还跟95个人合睡在一个房间里。我宁愿服5年民役，也不愿意服1年兵役。”义务兵役对于我来说变成了一种恐怖的精神幻觉。在我看来，即便是一周内进行9场甲级队比赛，也没有兵营里的一天那么难耐。他们对于我们运动员要求特别苛刻，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当基本训练完成之后，我们在联邦国防军服役的时间可以说就结束了。一些士官和军士总利用手中的职权恶意地刁难我，而且还以此取乐。我那时候还不是球星，但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一名成熟老练的职业足球运动员，而且报纸上面已经有一些关于我的报道。每次训练时，我们不但要短途急行军，而且还要匍匐前进，爬过一片森林。这足一种相当没有意义的训练。所有在我前面轮到做这个动作的人，只需要向前爬行八九米就可以站起来。但是当我爬完同样的距离想站起来的时候，我们的上司却扯着嗓子朝我吼起来：“嗨，埃芬博格我说过让你站起来之类的话吗?你继续匍匐前进，一直爬到后面的那棵树为止！”
哼，好极了，我心里想，这个家伙想要给你点颜色看看。于是我爬啊爬啊，40米，50米，直到这个疯子终于乐够了结束他的恶作剧为止。在联邦国防军的军营里，我不断地遇到这类处心积虑捉弄他人的家伙。
有时候我被这种义务兵役折磨得实在是恼火透了，以至于我都想把一切都放弃。我甚至奔向停车场，取出我的汽车想逃跑。其他的人马上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有3个士兵甚至试图封锁道路，想把我给拦住。然而此时此刻一切对于我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即便是明天不让你再当职业运动员了，我对自己说，你也绝对不能再这样任人当猴儿耍笑了，我开着车掠过了那3个士兵，并且把车开出了营房。谢天谢地，门口的栏杆是开着的，不然的话，我还得首先拆除障碍。
第二天，教练沃尔夫-维尔纳和我们的俱乐部尽一切努力调停争端，息事宁人。他们一方面给联邦国防军打电话，一方面劝说我服完剩下的几天义务兵役。作为对我未经许可擅自逃离部队的处罚，我应该在服役结束那一周的周末站岗值勤，而这一天本来所有的人都应该放假的。
好吧，我对自己说，我接受这个惩罚，而且一定要善始善终，把事情做好，尽管我感到很困难。我重新恢复了平静，我不想再给自己增加更多的精神压力。
我在周末准时去站岗值勤。我在卫兵室里看电视，并且到床上躺了片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军士突然出现了，并且开始粗暴地斥责我。这对他来说纯粹是为了解闷儿。因为我躺在床上，这个家伙就把我臭骂了一顿，就好像他足我的父亲、而我不过是一个干了什么蠢事的5岁的孩子似的。在接下来的一天，体育运动促进委员会的电话终于来了。一位比较友好的上士告诉我，我不需要再呆到星期天晚上了，我可以跟他们换班。于是我的义务兵役就此结束了。
值得一提的是，我在联邦国防军的服役期限结束得有声有色。最后我们同体育运动促进委员会的人一起到菲森附近作了一次为期5天的旅行。在那里我们应该跟联邦国防军国家队一一居然有这样的事!——进行两场比赛。此外还通知我们说有一个愉快的聚会。换句话说，是一次不愉快的娱乐活动。节目单上的节目无聊透顶。
幸亏约尔格·诺伊恩也在场。两天之后我们就已经感到厌倦了。
“过来，约尔格，咱们溜走吧!”我对他说。
“那还用说!，斯特凡。”约尔格马上同意了。对于他向来不需要进行长时间的劝说。
凌晨4点钟我们花了差不多180马克雇了一辆出租车从菲森驶往慕尼黑机场。在那里我们每人购买了一张机票，然后飞往杜塞尔多夫。马丁娜到机场接我们。
“出了什么事啦?”马丁娜问，“你们怎么现在就回来了?”
“我们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回答说，然后我把这个问题放到了一边。不过，我们获得自山的时间没能持续多久。中午，我们接到一个从菲森打过来的紧急电话。
“你们有整整12个钟头的时间重新返回到这里的饭店，否则的话，我们会出动维持军纪的纠察部队把你们给带回来。”
“喂，”我对约尔格说，“我相信，我们有麻烦了。”
在这期间，我向马丁娜说明了我们是偷着跑回来的，因为在非森我们觉得憋得慌。再说我们的义务兵役反正还有3天就结束了。联邦国防军要求给予我们惩处，以儆效尤，同时再一次向我们证明它的威力。
如果我们想避免更大的麻烦，除了坐进汽车在当天返回菲森以外，我和约尔格别无选择。我们规规矩矩地在我们的上司面前道了歉，并且度过了在橄榄绿军营里的最后两天半。
恐怕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当我终于可以离开联邦国防军的时候，我有多么兴高采烈。对于我来说，那是一段异常艰难的时期。作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我必须在第二个赛季为门兴格拉德巴赫队尽职尽力，而与此同时我还必须得服兵役。虽然肯定可以得到体育运动促进委员会的照顾，但最终这只意味着完成一台无聊透顶的节目。除此之外，让我一直感到难以接受的就是某些人随意向我发号施令，随意差遣我，这些人很可能是老婆不准他们靠近，于是就向他们的部下发泄。这种行为我足绝刈。不能够容忍的。凭什么一个人就可以把另外一个人臭骂一顿，难道仅仅因为他的肩章上多了一道杠或者是多了一颗星，就可以这样趾高气扬，不把别人当人看?这样的危机我经历过不止一次。
几年后，我收到过联邦国防军的一封信函，我一拿到这封信，便把它撕得粉碎，然后扔到字纸篓里。在这期间我已经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那些橄榄绿们反正不能拿我怎么样了。要是我早些知道，当了父亲的人不需要再去联邦国防军服役的话，那么我15岁的时候就会痛下功夫去寻找一位新娘。那样的话我肯定不需要再去偷看《花花公子》了。
后来，联邦国防军再也没有跟我联系过。第三个赛季以及乌和·赫内斯从慕尼黑打来的电话1989／1990年赛季对于俱乐部来说是一个十分…难的时期。为了不被降级，我们必须长久地拼搏。尽管我还很年轻，然而我却承担起了越来越多的责任，比如1990年3月17日跟杜塞尔多夫富图纳队的比赛，这是一场真正的对抗赛。
一个判罚点球的机会。可是没有人愿意去射门。于是我对自己说：好吧，就由我来踢吧。我踢了一个下沉球，球进了，我们以1：0获胜。由此，我们在保级的比赛中终于可以稍微喘口气了。我把这粒进球献给我的儿子埃蒂纳，他是在几天前、即1990年3月6日出生的。
这时候乌利·赫内斯开始试探我，是否可以考虑为我转会。有一天晚上他给我打来了电话。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因为我终于有机会跟拜仁俱乐部的这位大经理人本人交谈了。
“斯特凡，我们很愿意聘用你，”他对我说，“对于我们来说你是真正恰当的人选。”
真令人惊讶，我心里想，我巴不得马上就来呢。自从我懂得思考以来，到拜仁俱乐部踢球就一直是我的梦想。
为了使我能够提前摆脱跟门兴格拉德巴赫的合同，乌利·赫内斯同时为我准备了一套特别的策略。而且他也已经在考虑转会费和转会的具体办法，这方面的事宜会由他亲自出面跟门兴格拉德巴赫队进行协调。就我这方面而言，他让我每隔两三天就去找一趟我们的俱乐部经理赫尔穆特·格拉斯霍夫，向他诉说我如何对目前的状况不满意，并且向他表示，我无论如何都要离开这个俱乐部，以寻求在别的地方能够继续发展。我到格拉斯霍夫的办公室找过他大约10次以后，他依旧表示拒绝，并且说：“小伙子，别烦我了。”
当转会费上升到450万马克的时候，门兴格拉德巴赫俱乐部最终软了下来。这笔巨款使俱乐部第一次把腰包填得满满的。
我十分自豪，我的足球生涯中的又一次飞跃即将来临，不过在这之前我还得规规矩矩地为门兴格拉德巴赫队效力，以确保我们不被降级。跚天谢地，这样的事后来终究没有发生。尽管如此，对于球迷来说我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叛徒，成了“伯克尔贝格的犹大”。不过所有的嘘声和攻击对我一概不起作用。对于我个人而言，只有一件事最重要，那就是：我必须走我自己的路，凡是我决定要做的事情，我一定会坚持做到底，而且转会到拜仁足球俱乐部并不是我要走的最后一步。
与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的合同是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饭店里签订的。当然，我在经济方面也得到了巨大的改善。那时候在门兴格拉德巴赫俱乐部效力的顶尖级球员是乌韦拉恩，克里斯蒂安·霍赫施泰特，或者是约尔格·克里恩斯，他们个人的总收入大概在30万到40万马克。这是相当可观的一大笔钱，但是我现在有可能与这个数目齐平了。合同的有效期是4年多。我每个月可以得到l万马克的基本工资，奖金根据比赛情况而定。几次谈判的大部分情况我都没怎么听说，因为全部有关的事务都由我当时的顾问诺贝特·普夫利彭处理。据普夫利彭说，我每年总共能够得到一笔50万马克的收入。不过他忘记告诉我了，我拿这笔钱是有条件的，即我必须要协同拜仁慕尼黑俱乐部夺取冠军，另外在两届优胜杯比赛中至少也必须要进入半决赛．。后来，我得到的报酬充其量也只有他所说的数额的一半，所以我的收入根本没能和拉恩、克里恩斯以及霍赫施塔特持平。事后我不想说，是诺贝特-普夫利彭把我们拉到一起的，但是我可以说，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把一切都非常详尽地向我们解释清楚，他没有设法让我和马丁娜了解一切。 当然，即便是只能得到一半的钱，我也愿意在拜仁俱乐部踢球，光是为了自己的前途就值得，因为在这里能够成为国家队的运动员。后来我知道，在这里通过成绩证明自己的实力要比别处容易10倍。我将会参加欧洲杯比赛，除此之外，拜仁俱乐部跟德国足球协会的关系也比门兴格拉德巴赫要好得多。一个球员在门兴格拉德巴赫俱乐部也许只能参加一次国际比赛，但是在拜仁慕尼黑，则可以轻轻松松地穿上国家队队服参加50场比赛。而这正是我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