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他参加的甲级队联赛的第一场比赛之后，我和布赖恩．劳德鲁普在晚上带着我们的妻子又开车去了一趟海恩克斯家。我们带去了两瓶红葡萄酒，我们想感谢他准许我们在他手下训练。海恩克斯看上去非常高兴。在我们打开酒瓶之前，他对我们说：“我清楚地知道，如果球队里还有哪一个人肯顺便到我这里来坐坐的话，那就是你们两个人。”这是一个开怀畅饮、愉快的夜晚……
尤普．海恩克斯后来去了西班牙，后来每当我们重逢的时候，我们都会像老朋友一样瓦相问候。他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的新教练是泽伦·莱尔比。他曾经是丹麦国家队的队员，并且在拜仁慕尼黑队长期踢过中场。他是一个出色的足球运动员，这一点绝对不成问题，可是作为教练他却完全不能胜任。他不知道应该怎样着手训练这支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的球队，他没有这方面的计划，他在队员中间也没有地位。每个球员都跑去找赫内斯，因为这次调换教练是由他一手操纵的。球员们纷纷对着他的耳朵大喊大叫，发泄着对泽伦·莱尔比的不满。一名出色的足球运动员绝对不意味着他一定就是一名出色的教练——赫内斯好像这时候才明白这个道理我在拜仁慕尼黑队第一次被停赛碰巧是在难以言状的莱尔比时期发生的。
围绕在普夫吕格勒和副教练周围的几名老队员再一次对我发表的意见大为光火，他们找到教练发泄对我的不满。教练做出的反应就像是受到了他们的遥控似的——他责令我停赛两场。
“这绝对不是您个人的意见，”我对莱尔比说，“您本人肯定不认为这种处罚是正确的。”他只是沉默不语。虽然他对我这样，我仍然祝愿他在与罗斯托克对阵的那场比赛中多多交好运。结果我们队以1比2的比分输了。一些年轻的球员纷纷跑去找教练，对他说，必须得让我重新返队。在接下来的对杜塞尔多夫的那场比赛中，我又重新出现在球队里。那场比赛我们以3比1获胜。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补偿，因为我向所有的人展示了我的球艺。
我也是惟一一名敢于对弗兰茨·贝肯鲍尔发几句牢骚话的队员。在赢得1990年第十四届世界杯大赛冠军称号之后，他作为德国足球的光辉形象从意大利凯旋而归。没过多久，即在他把主教练的位置传给贝尔蒂·福格茨以后，他当上了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的主席，同时他还兼任Premiere电视台的足球评论员，一种他从来没有担任过的双重角色。在评述我们跟凯泽斯劳滕的比赛时——我们队以O比4的比分彻底输了这场比赛——，他居然开始痛骂自己的队员劳德鲁普和罗兰德·沃尔法特。后来我通过报纸质问他：作为一名俱乐部主席，是不是更应该在公众面前维护自己队员的形象。这种举动虽然使我在队员内部获得极大的赞赏，但是在外界，我却再一次被视为存心捣蛋的家伙，而且还惹起了拜仁俱乐部的老板们对我的不满。
在冬季歇赛期间，我们仍然随同教练员莱尔比前往法国的波尔多，为第二个回合的比赛做准备。可是没过多久他也被解除了职务。当时的情况真是糟糕透了。球队正处于转折时期。一些老队员对已有的成就沾沾自喜，不思进取。从这个阶段的情况看上去，就像是一向在俱乐部里说一不二的赫内斯突然间失去了总揽全局的能力。于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产生了。乌利·赫内斯竭尽全力试图战胜危机，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又制造了下一个危机。
在波尔多，俱乐部想要球员们知道：这里没有甜点，只有皮鞭；没有奢侈品，只有简单的生活用品。我们下榻的地方设施极其简单，比如说只有惟一的一个电话间供全体运动员使用；这在人们还不知道手机为何物的那个时代绝对是一场噩梦。我相信，没有一个球员真正觉得舒服，每个人都感到浑身憋气，人人都在想如何逃命，想要尽可能快地离开这里。
在莱尔比离去以后，埃里希·里贝克作为下一届教练来球队试试自己的运气了。我本人跟里贝克相处得很融洽。跟在海恩克斯和莱尔比手下踢球时一样，我仍然是主力队员，而且里贝克一再向我表明，我对球队来说有多么重要。他是一位十足的绅士，一向穿着得体，头发吹得一丝不苟。他精力非常充沛，他的皮肤看上去总是晒成棕褐色，就好像在我们比赛期间的业余时间他也全都是在特内里发岛上度过的似的。转会热和故伎重演
即便是里贝克，也丝毫改变不了我想离开拜仁慕尼黑俱乐部的决心。不错，我在慕尼黑当上了国脚，可是除此之外我在这里没有更多的收获：我没有得到过任何有重大意义的称号，既没有国家级的，也没有世界级的。在令人败兴的赛季接近尾声时，我开始加紧活动，我把赫内斯教给我的对付门兴格拉德巴赫俱乐部的策略又搬来对付他。换句话说：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跑到他那里给他找事，我向他诉苦，发牢骚，并且说：“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走，我对自己目前的处境极其不满意。”我想，赫内斯的耳朵恐怕都快要磨出茧子了。当然，赫内斯很善于控制局势。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他和蔼可亲，也很正直，是一个一流的经理，即使是在联邦甲级队里，他也绝对是最好的。而最重要的还在于，他善于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比如像雇用莱尔比做教练这样的事，后来在他身上再也没有发生过。乌利·赫内斯也曾经向我暗示过，一旦遇到有人给我提供更好的机会，他一定会放我走。
1992年3月，当拜仁慕尼黑队跟斯图加特队进行比赛时，几个来自佛罗伦萨的球探也坐在观众席上。我的顾问普夫利彭偷偷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多加把油，”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他悄悄对我说，“你的机遄来了!”
那一年由克里斯托夫·道姆·迈斯特教练执掌斯图加特队。还是在准备阶段，所有的报纸上都报道了这场充满火药味的埃芬博格和萨默尔之间的决战。我干劲十足，我要用实际行动证明我的能力。在比赛时我一个人单独带球突破60多米，然后射进一个金球。我们以l比0获胜。这应该已经足够了，我想，这样一个精彩的射门即便是在佛罗伦萨人们也不一定天天能够看到。每当我给我自己施加一定的压力时，我的球总踢得特别好。
普夫利彭在比赛过后彻底松了一口气。佛罗伦萨队的球探们非常兴奋。我知道，有了这个成绩以后，拜仁慕尼黑队已经没有可能再留住我参加第三个赛季的比赛了。转会以及为什么普夫和彭必须去美国
我随同拜仁慕尼黑队到下莱茵河畔的一个地方去参加比赛。马丁娜和我乘机在杜塞尔多夫的一家宾馆同来自佛罗伦萨的代表团会了面，代表团由4名意大利人组成。引人注目的是我的顾问诺贝特·普夫利彭没有到场，他仅仅派来一名律师。我跟普夫利彭起初相处得非常好，他甚至还是我儿子埃蒂纳的教父。但是就在我在报纸上变成了“坏小孩”的那个时期，我本来很需要他的帮助，可是我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普夫利彭的心已经在为另外一名足球运动员跳动，他就是洛塔尔．马特乌斯——世界冠军，世界级球星。后来他的名单上很长时间没有再出现任何其他人，直到有一天出现了“埃芬博格”这个名字。当我转会去佛罗伦萨之事变得日趋紧迫的时候，普夫利彭也不在我们身边，他在美国他的洛塔尔那里。因为马特乌斯正在科罗拉多州理查德·斯特德曼博士那里接受十字韧带的手术。他肯定需要有一个人站在他的病床旁亲热地握住他的手，并且照看他，以防他在手术后醒过来的时候大喊大叫。看样子普夫利彭认为我的转会还不够重要。
尽管他没有来，转会的谈判仍然进行得很顺利。我带去了我的成绩，意大利人不容置疑地认为，他们一定要得到我。倒是普夫利彭为我们提供的那位律师有些麻烦。当马丁娜问他：“搬家的事怎么办?在意大利是否能够得到一辆汽车一座房子?这方面的费用也必须由意大利人承担。”这时候律师翻了翻眼睛反驳说；“这不可能。他们是南欧国家的人，南欧国家的人都很顽固。这样一些条件他们是不会接受的!”
马丁娜并没有泄气。那时候在慕尼黑，每个运动员都能够得到一辆由欧宝公司提供的汽车。她请求那位只能结结巴巴说一些意大利语的律师，把我们的要求翻译过去。没想到意大利人只考虑3秒钟便同意了。
“行，没有问题。我们承担搬家的费用。您可以得到一辆汽车，而且可以租用一座房子，房租由我们来支付。”
这可不行，说什么南欧国家的人都很顽固。这表明律师对这方面的事明明一窍不通，却还想在这里充大头。也许普夫利彭更应该跟我们一起坐在桌旁谈判，而不是跑到美国去亲切地拉洛塔尔·马特乌斯的手。
佛罗伦萨把给我的薪金提得很高，以至于让我都有点晕头转向了。我在我的第一个净收入合同上签了字，合同期限为4年，我第一年的年收入是750000马克，没有奖金。不过，通常在大的比赛时，比如跟Ac米兰队或者跟都灵尤文图斯队比赛时，还会提供一笔特殊的奖金。当然，这样的奖金后来我都有份。第二年我应该得到850000马克，第三年为100万马克，第网年为120万马克。整个谈判就犹如是一场梦。真是不可思议，我想，现在你要发大财了。佛罗伦萨和慕尼黑有着天壤之别，而我在门兴格拉德巴赫的起始阶段就更加不值一提了。百分之百的信赖以及一个女经纪人的诞生
在跟佛罗伦萨进行谈判时，马丁娜的表现让我十分钦佩。当然，我不是二流球队的球员，意大利人看过我踢球，而且非得要我不可，但是尽管如此，我必须要首先同俱乐部的大老板签一份合同。
“从现在起，你马上为我处理好这方面的事，”我对马丁娜说，“如果一个顾问像普夫利彭这样，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反倒来不了，那么我们可以完全放弃他。”
我向普夫利彭出示了红牌，我直言不讳地当面告诉他，我不再需要他了。一个顾问平均可以收取他的运动员15—20％的转会费，为此他必须要干的事情远比普夫利彭近期实际上千的事要多得多。我们之间的合同立即解除了。这真是一件幸事!在我之后还有许多其他的球员也跟普夫利彭解除了合同，比如奥利弗·卡恩。这期间普夫利彭正住在西班牙的马略卡岛上画画。他所代理的运动员只剩下寥寥几个人了一最好就是这样。
当然，有一些人不喜欢由一个女人作我的代理人，尤其是由我的妻子。在足球这个男人的领地里，女人依然被瞧不起。不过在马丁娜之前，嘉比-舒斯特和安格拉·哈斯勒已经向人们证明了，她们能够跟最强硬的谈判对手较量，并且能够成为自己丈夫的一流代理人。跟普夫利彭相比，或者跟市场上其他的顾问相比，我始终能够百分之百地信赖马丁娜，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再跑去找公证人或者律师了。马丁娜作我的代理人，我们之间也不需要签合同。我知道，马丁娜在任何场合下都会代表家庭的利益。我们共同商定我们的要求，然后再由马丁娜跟俱乐部谈判时付诸实施。后来一直是这样，不管是跟门兴格拉德巴赫俱乐部谈判还是拜仁慕尼黑谈判，或者是跟其他什么人谈判，都由马丁娜出面。 马丁娜很快就被人接受了，并且获得了应有的尊敬。每个人都喜欢她，尊敬她，欣赏她那种诚实坦率的作风。比如对于乌利·赫内斯来说，马丁娜就是他最喜欢的谈判伙伴之一，这是他后来亲口告诉我的。当很多报纸上都在散布我跟萨默尔以及默勒一起突破了500万马克的界限时，诸如亚历克斯·奇克勒等一些其他的球员纷纷跑来询问我，马丁娜是否也可以当他们的代理人。因为马丁娜没有获得从事运动员顾问的职业许可证，这件事后来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