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爱道堂落实宗教政策，开始走向正规。隆莲法师创办了四川尼众佛学院，那时办学条件极其艰苦，张耀枢还应邀到那里给学僧讲过课。而时年92岁高龄的邹老夫人，还为此写诗相赠：
冲破冰天寰宇清，繁华迎得大地春。
色香贻我倾筐实，调作甘酸鼎味新。
爱道堂落实政策纪念
辛士时年九十二岁
而隆莲法师对邹老夫人的敬重一如从前，两人多有唱和。上世纪90年代初，法师还写了一首诗给她：
柬邹辛士
问讯熙朝瑞，秋来健饭无？
画梅红雪重，倚仗白云孤。
久有香山梦，难通弱水途。
何当同一笑，宁复畏於菟。
隆莲老法师、后来庄严转身的昌臻老法师，两位高僧都自幼体弱多病，都生长在世代书香、家世信佛的环境，都擅长国学，都曾短期从政；都精通中医，悬壶济世，得以乐享高龄；都曾在晚年大病一场，几濒于死，又都奇迹般地康复；都曾长期学修禅、密二宗，晚年均归心净土……这冥冥中，该是怎样的安排？
念着观音跑警报
张耀枢的大学生活，几乎都是在跑警报中度过。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一方面疯狂占领我国国土，同时也对大后方的许多大中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空中轰炸，成都自然成为日机的轰炸重点。
1938年11月8日，18架日机侵入成都上空，进行了首次试探性轰炸，从此揭开了日机轰炸成都的序幕。现就1940年7月24日这一次的轰炸状况，根据史料予以还原：
1940年7月24日。
日本海军航空队轰炸机由湖北起飞，直袭成都，使成都在之后的几天内遭到连续轰炸，被炸街道多达40条。
这一天，成都万人空巷跑警报。
当敌机一进川境，成都便响起了预行警报，各街口岗哨插上黄旗，数以万计居民纷纷关上店门，跑向城郊避难。而此前，敌机刚飞过宜昌，成都便响起了空袭警报，四门城楼上挂起了红灯笼。这时，各大街道人流汹涌，尘土飞起，各种车轮的隆隆声，人们狂奔的脚步声，呼儿唤女的尖叫声，汇成一幅大难将临的恐怖情景。
当敌机飞近成都外围上空时，紧急警报拉响，过不多久，机声隆隆，由远而近。
午后2时30分，36架日机分两批成菱形，出现在成都城区东方，瞬间形成一片火网。敌机在市区东南角春熙路至芷泉街、纱帽街至拱背桥一带投下炸弹和燃烧弹138枚。但见大街上大片房屋荡然无存，只余断瓦残壁，一片焦土。
四川省档案馆有关资料这样记载着——当天，一位成都市民躲在西门外数里田野中，敌机轰炸时，他刚听到一声巨响，立即震昏过去。不一会儿醒过来，一看周围，万分惊恐，仅几分钟前，还是活生生的一群男女老幼逃难者，竟已东倒西歪，断肢缺腿，血流满地，呻吟号哭之声不绝于耳。
人们从火堆中拖出一具一具尸体，有的头部、面部被烧焦，躯体犹存，有的烧成焦黑的一团，四肢无法辨认。春熙路《新新新闻》报馆后面，被炸死的几位妇女怀中还抱着不满三岁的小孩；外东城墙边数十避难民众，几乎全部被炸飞的砖头、石头、弹片击成重伤或死亡；被炸的春熙路、南新路、上中东大街、城守东大街等16条街道，燃起熊熊大火……
据统计，此次被炸的包括春熙路、南新街、北打金街、天仙顺城街等40条街道，成都被烧毁、炸毁的房屋多达600多间，死亡102人，伤133人！这是一组血泪凝成的数据，它不仅早已载入历史档案，同时也早已铭刻进成都人深深的记忆中。
日机炸毁成都的惨烈，在张耀枢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在其出家后，曾多次讲到日机轰炸成都时的情景。在一段45分钟的录音中，已是昌臻法师的他，向弟子这样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亲身经历了那一幕，成都都有特务汉奸了，所以当时成都人心惶惶。昼夜的轰炸，倒塌了很多房子，死了很多人。当时成都的大德就公开讲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发心，减少消灭灾难。提出大家念观音菩萨名号、诵普门品、大悲咒，希望大家共同发愿就可以免掉灾难。
当时成都有汉奸，就有点凶了。他们到处散发传单一样的东西，叫大家迎日军。当时有一个巧合：成都东门的城门叫“迎晖门”，很少有写成“晖”字的，这种巧合，被汉奸利用了。他们在东门城墙上贴上传单，写成：迎日军门。宣传成是天意，这样一来大家都认为是预兆不好。加上日机轮番的轰炸，死的人很多，一点安全的地方都没有。
中国的空军一发警报就躲了，装备不行，根本不敢应战。日机一来，起码都是几十架，而且是轮番作战。第一批编队飞机低飞，声音大得吓人，我们都经历了的，都爬到地下念观世音菩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念。我们家在成都文庙后街，靠近南门容易出城。但是一发警报就走不动了，人太多，最多走到武侯祠，日机就临空。周围都是田原，大家都在那里躲，都念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
等警报解除后，到处都有尸体，放在不大的街上，街都轧断了，很恐怖。
半夜也炸。他们叫疲劳轰炸。
我们是一大家庭，父亲一代是四房人，我们这一代差不多二十几人。我算大的，二十多岁，小的还小，都伏在地上念观音菩萨。那时候，燃烧起来的烟尘很呛人，有时候没有跑或跑不赢，身上就有很多的尘土。
当时那种状况，只能念观音菩萨。经历了那么长的几年跑警报，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受伤死亡。
其中有一次，我们家院里中了一个炸弹，是我们这一房住的一楼一底楼房。将梁打断，进入地下有两米多深，还冒烟。也不敢去救，也不晓得怎么做。大家就伏在地上一齐念观世音菩萨，结果没有爆炸。
第二天，成都防空司令部派了一队人来。用机械等勘察后，发现是燃烧弹，于是就喊我们和隔壁的赶快撤离。
他们就开始挖，到了要天黑的时候，我跑回去看，挖出来了。他们给我说，这个弹的威力如果爆炸了，其范围是地下两米地上两三米，而且还要燃烧。他们说，你们家运气太好了。
张家在跑警报的过程中，总有一些神奇事情发生。
让我们再来看一篇老法师在其名为《尘缘回忆录》的笔记本里，记录下来的这段经历和他的感悟，全文如下：
日机空袭下全家免难
1940年抗日战争艰苦阶段，国土大部分沦陷。日寇把大后方的重庆、成都当做目标，日机从武汉机场起飞，不分昼夜地进行“疲劳轰炸”。我家住成都市南门文庙后街，每次“发警报”，全家老幼惊惶地向城外跑，人多拥挤，跑到武侯祠附近，“紧急警报”响了，敌机已经临空，只得在田埂地边，坐下或卧下，等“解除警报”后，才敢回家。每经一次轰炸后，都有一些房屋被烧毁，炸倒，一些人被炸死，令人惊心动魄，惨不忍睹。
一次，白天一百多架敌机轰炸成都，由于连日“跑警报”很疲劳，也由于有时虽“发警报”，结果敌机并未来。因此，那天全家人都待在家里。一会儿敌机临空了，我们便在两株大树下匍匐着。因为投有燃烧弹，所以不能留在室内；又因为敌机低飞，如发现地面有人群，就用机枪扫射，只有躲在大树下。都高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小孩吓哭了，但还是在念。这时炸弹爆炸声，房屋倒塌声，受伤者的惨叫声，混成一片，令人万分惊恐。敌机飞过了，赶紧清点一下，老幼一共三十多人，所幸没有一人受伤。
邻居姓王的，是兵工厂总办，他家有钢筋、水泥建成的防空洞，据说当时成都市有这种设施的不到十家。他全家都在里面，结果飞进一块破片，打死一人。我家对门住了一位齐鲁大学教授，姓张的，山东人。他妻子是孕妇，睡在床上，一块破片打在腹部，流血不止。这时交通断绝，无法送医院，结果死亡。
我父亲他们有位朋友，姓吴，在成渝两地都有住宅。他感到在成都太危险，准备全家去重庆居住，那里有地下隧道做防空洞，比较安全。他来约我家去，可以安排三间房间挤着暂住。当时，我父亲他们研究，房间太少，我家人多，孩子们还得上学，不能远离，只好婉言谢绝。吴姓全家搬到重庆去住，后来在“重庆大隧道惨案”中，全家都遇难。
通过这些事件明白，要想消灾免难，首先应止恶行善。同时，至诚恳切地称念佛菩萨名号，才能消业障，保平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讲的都是真实不虚的，只要我们能依教奉行，自然有求必应。
此文法师写于2003年。其中所写到的轰炸时间，据《日军侵华暴行总录》记载，是 1941年7月27日11点45分，当时日机出动108架，投弹43枚，炸死403人，炸伤1368人，毁街道83条，毁房3205间。在日本数次轰炸成都中，就是这一次是上百架飞机，而且是在白天。
也就是在这一天，张家人念着观音跑警报时，离欲上人正在吃午饭，当发警报时，他忽然放下碗筷，说想要到铁脚巷叶青成家。结果在叶家他收了一个取名为昌逃的女弟子，轰炸之后，那一条街遍地瓦砾，唯有他所在的两间房完好无损保留了下来，并留下了“神仙、活佛”的赞誉。求皈依者接踵而至，川军将领邓锡侯、官员冷寅东、范绍增等人，亦先后皈依座下（详见本书引子部分。——笔者注）。
上世纪40年代前后，离欲上人当时正在成都弘法，修建了“离欲念佛堂”，日机频繁轰炸成都时，念佛堂始终没有被炸毁。然而，因为机缘未成熟，张耀枢和他竟同城不相识，无缘见一面。等到机缘成熟时，已是半个世纪以后了。
参加高等文官考试
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张耀枢从朝阳大学毕业了。
那个时候的他踌躇满志，扬名孝亲的思想很重，希望自己在社会上干一番事业。但是，大学毕业后，因为时局的关系，找不到工作，要想做事就只有走当官的路子。在当时，如果想做官，没有特殊背景，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就是到政府办公室当科员都不行。
好在当时政府举行了一个高等文官考试，其全称叫“四川省普通行政人员和高等教育行政人员检定考试”。每年举行一次，在全国录取200名，很不好考。考上的就可以直接进政府部门工作，而且在科员以上。张耀枢就去参加了这样一次考试。
这个考试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他先后规划和公布了有关文官考试的法规法令，使考试院的设立、文官考试的种类、资格、科目、内容和文官的任用制度化。
文官考试的组织机构是“文官考试事务处”，隶属政事堂铨叙局，掌管文官高等考试、文官普通考试、外交官领事官考试、司法官考试、政事堂甄录试验等各项事宜。文官考试事务处于考前三个月成立，考试结束后撤销，所以它不是常设机构。
文官考试给很多没有背景的人以希望，当时的年轻人几乎都想通过这种考试施展自己的才干。年轻的张耀枢也不例外，1940年大学一毕业，他就参加了当年的高等文官考试。
我们来看看晚年的他对这段经历的回顾，仍然是在报国寺内客堂，仍然是一老二小的师徒对话（根据录音记录）：
能慧：师爷，你是哪一年出来工作的？
昌老：大学毕业。20来岁。毕业于朝阳大学，是抗战中内迁的学校。当时北京沦陷，（学校）就内迁了。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只有当官，没有第二条路。一毕业就去参加了高等文官考试，政府每年举办一次，是孙中山先生的政策。他认为（封建社会）只有一样东西好，就是考试。公开竞争，发挥才能，所以国民党搞高等文官考试。大学毕业就可以考，不讲什么关系。去参加考试的时候，我很消极，竞争很厉害。于是我就求菩萨加持。
隆顺：那咋个求的喃？
昌老：佛菩萨要引你入佛智，先以欲勾牵，求富贵得富贵。所以自己就发心，天天祈求。进考场就默念三声：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然后再说，我希望参加高等文官考试，求观世音菩萨加持（我考上），我以后要好好地做官，不贪污不敛财等，然后许愿。
进考场前默念三声佛号是有道理的，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那时候，是省市一起考，我只能算是中等的成绩，当然不是很有把握。我一念菩萨圣号，就轻松，考场上就自如。
那时候考七天，考得很扎实。如果考外交官，要考两个月。如果考起了，就给你兑现。我考的是行政官员，考起了就会分到川、滇、黔三省。后来我果然考起了，分到四川省政府做编译室责任编译。这在当时很不错了，如果大学生毕业去工作，起码要做五年才能做到这个位置。我在那里干了近五年，在我之前又是一个人（隆莲法师原来的同事杨汇川。——笔者注），在这个人之前是隆莲法师。
张耀枢在四川省政府编译室做责任编译，主要负责编写政府公报和官方文书等。那时的他，很是一帆风顺，他的上司江子能，50多岁，对他很赏识，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拿给他做。当时，编译室的人不少，可是事情都堆在了张耀枢那里，别人下班了，他下不了，还在加班。这锻炼了他的工作能力，也遭到了同事的忌妒。因为当时工作出色，所以他把求富贵功名放到了人生的首要地位。对自己现有的位置开始有些不满意了，因此，张耀枢又去参加了四川省“县长考试”。
求功名考县长
张耀枢所参加的“县长考试”，在1936年还在俗家的隆莲法师也参加过，那时她叫游永康。并一举夺得头名状元，一鸣惊人，被誉为“西蜀才女”。
这个被大家称为的“县长考试”，其实叫“县训班”，大家把它叫做“县长考试”。是四川省政府自1934年起举办的，专门培养县长、区长的行政人员培训班。每年办一次，为期三个月。在其三个月当中，要住校学习，还要参加军训。结业后这些学员就被派往各区县任职。
1943年冬，26岁的张耀枢参加了这个考试。
由于当时参考的人多，所以就有明确规定，要30岁以上的人才能报考。当时没有身份证，年轻气盛的张耀枢在填表时，就把年龄填成了32岁。他仍然用了参加高等文官考试的方法，求菩萨加持。
结果，一举考中了。然而却没有能被放去做县长。
我们还是来听听他自己的心声（根据录音记录）：
能慧：师爷你是好久开始做县长的呢？
昌老：我26岁参加县长考试，那时候把求富贵功名放到首要地位，（为了参加考试）就又天天熬夜。这个录取名额就更少了，好像只有10多个，竞争更厉害，我当时填的是32岁。我还是用的考文官的方法，天天求菩萨（加持），结果又考起了。
当时有最好的几个朋友一起去考，结果他们没有考起，他们不服气，就联名写了一封检举信，说我年龄有问题。当时写检举信是要提供保证书的（保证检举内容的真实性），他们气到了，就写了保证。结果考选委员会就做了一个决定：年龄不够，不能马上“榜下生发”，等到年龄到了再分配，不属于考试舞弊。
我们这些人，如果不受大的打击，富贵功名之心不死。通过这件事，虽然认识到官场中争名夺位非常可怕，但是并不悔悟。后来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就辞去了编译室的工作，去当教师，教中学，又去做其他的事。我爱人一家都是“叫（教）咕咕”（“叫咕咕”是成都人对前翅振动能发声的一种昆虫的称呼，同时引申为对教师的别称。——笔者注），她后来给我说，当“叫（教）咕咕”好。
所以我给胡佩迦（法师俗家唯一的一个亲外孙。——笔者注）说，你不要去当啥文秘，我还是叫他当“叫（教）咕咕”。
当新闻记者办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