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持一句佛号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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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出仕为官 洁身自好(2)

上世纪80年代初,爱道堂落实宗教政策,开始走向正规。隆莲法师创办了四川尼众佛学院,那时办学条件极其艰苦,张耀枢还应邀到那里给学僧讲过课。而时年92岁高龄的邹老夫人,还为此写诗相赠:

冲破冰天寰宇清,繁华迎得大地春。

色香贻我倾筐实,调作甘酸鼎味新。

爱道堂落实政策纪念

辛士时年九十二岁

而隆莲法师对邹老夫人的敬重一如从前,两人多有唱和。上世纪90年代初,法师还写了一首诗给她:

柬邹辛士

问讯熙朝瑞,秋来健饭无?

画梅红雪重,倚仗白云孤。

久有香山梦,难通弱水途。

何当同一笑,宁复畏於菟。

隆莲老法师、后来庄严转身的昌臻老法师,两位高僧都自幼体弱多病,都生长在世代书香、家世信佛的环境,都擅长国学,都曾短期从政;都精通中医,悬壶济世,得以乐享高龄;都曾在晚年大病一场,几濒于死,又都奇迹般地康复;都曾长期学修禅、密二宗,晚年均归心净土……这冥冥中,该是怎样的安排?

念着观音跑警报

张耀枢的大学生活,几乎都是在跑警报中度过。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一方面疯狂占领我国国土,同时也对大后方的许多大中城市进行大规模的空中轰炸,成都自然成为日机的轰炸重点。

1938年11月8日,18架日机侵入成都上空,进行了首次试探性轰炸,从此揭开了日机轰炸成都的序幕。现就1940年7月24日这一次的轰炸状况,根据史料予以还原:

1940年7月24日。

日本海军航空队轰炸机由湖北起飞,直袭成都,使成都在之后的几天内遭到连续轰炸,被炸街道多达40条。

这一天,成都万人空巷跑警报。

当敌机一进川境,成都便响起了预行警报,各街口岗哨插上黄旗,数以万计居民纷纷关上店门,跑向城郊避难。而此前,敌机刚飞过宜昌,成都便响起了空袭警报,四门城楼上挂起了红灯笼。这时,各大街道人流汹涌,尘土飞起,各种车轮的隆隆声,人们狂奔的脚步声,呼儿唤女的尖叫声,汇成一幅大难将临的恐怖情景。

当敌机飞近成都外围上空时,紧急警报拉响,过不多久,机声隆隆,由远而近。

午后2时30分,36架日机分两批成菱形,出现在成都城区东方,瞬间形成一片火网。敌机在市区东南角春熙路至芷泉街、纱帽街至拱背桥一带投下炸弹和燃烧弹138枚。但见大街上大片房屋荡然无存,只余断瓦残壁,一片焦土。

四川省档案馆有关资料这样记载着——当天,一位成都市民躲在西门外数里田野中,敌机轰炸时,他刚听到一声巨响,立即震昏过去。不一会儿醒过来,一看周围,万分惊恐,仅几分钟前,还是活生生的一群男女老幼逃难者,竟已东倒西歪,断肢缺腿,血流满地,呻吟号哭之声不绝于耳。

人们从火堆中拖出一具一具尸体,有的头部、面部被烧焦,躯体犹存,有的烧成焦黑的一团,四肢无法辨认。春熙路《新新新闻》报馆后面,被炸死的几位妇女怀中还抱着不满三岁的小孩;外东城墙边数十避难民众,几乎全部被炸飞的砖头、石头、弹片击成重伤或死亡;被炸的春熙路、南新路、上中东大街、城守东大街等16条街道,燃起熊熊大火……

据统计,此次被炸的包括春熙路、南新街、北打金街、天仙顺城街等40条街道,成都被烧毁、炸毁的房屋多达600多间,死亡102人,伤133人!这是一组血泪凝成的数据,它不仅早已载入历史档案,同时也早已铭刻进成都人深深的记忆中。

日机炸毁成都的惨烈,在张耀枢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在其出家后,曾多次讲到日机轰炸成都时的情景。在一段45分钟的录音中,已是昌臻法师的他,向弟子这样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

我亲身经历了那一幕,成都都有特务汉奸了,所以当时成都人心惶惶。昼夜的轰炸,倒塌了很多房子,死了很多人。当时成都的大德就公开讲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发心,减少消灭灾难。提出大家念观音菩萨名号、诵普门品、大悲咒,希望大家共同发愿就可以免掉灾难。

当时成都有汉奸,就有点凶了。他们到处散发传单一样的东西,叫大家迎日军。当时有一个巧合:成都东门的城门叫“迎晖门”,很少有写成“晖”字的,这种巧合,被汉奸利用了。他们在东门城墙上贴上传单,写成:迎日军门。宣传成是天意,这样一来大家都认为是预兆不好。加上日机轮番的轰炸,死的人很多,一点安全的地方都没有。

中国的空军一发警报就躲了,装备不行,根本不敢应战。日机一来,起码都是几十架,而且是轮番作战。第一批编队飞机低飞,声音大得吓人,我们都经历了的,都爬到地下念观世音菩萨,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念。我们家在成都文庙后街,靠近南门容易出城。但是一发警报就走不动了,人太多,最多走到武侯祠,日机就临空。周围都是田原,大家都在那里躲,都念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

等警报解除后,到处都有尸体,放在不大的街上,街都轧断了,很恐怖。

半夜也炸。他们叫疲劳轰炸。

我们是一大家庭,父亲一代是四房人,我们这一代差不多二十几人。我算大的,二十多岁,小的还小,都伏在地上念观音菩萨。那时候,燃烧起来的烟尘很呛人,有时候没有跑或跑不赢,身上就有很多的尘土。

当时那种状况,只能念观音菩萨。经历了那么长的几年跑警报,我们家里没有一个人受伤死亡。

其中有一次,我们家院里中了一个炸弹,是我们这一房住的一楼一底楼房。将梁打断,进入地下有两米多深,还冒烟。也不敢去救,也不晓得怎么做。大家就伏在地上一齐念观世音菩萨,结果没有爆炸。

第二天,成都防空司令部派了一队人来。用机械等勘察后,发现是燃烧弹,于是就喊我们和隔壁的赶快撤离。

他们就开始挖,到了要天黑的时候,我跑回去看,挖出来了。他们给我说,这个弹的威力如果爆炸了,其范围是地下两米地上两三米,而且还要燃烧。他们说,你们家运气太好了。

张家在跑警报的过程中,总有一些神奇事情发生。

让我们再来看一篇老法师在其名为《尘缘回忆录》的笔记本里,记录下来的这段经历和他的感悟,全文如下:

日机空袭下全家免难

1940年抗日战争艰苦阶段,国土大部分沦陷。日寇把大后方的重庆、成都当做目标,日机从武汉机场起飞,不分昼夜地进行“疲劳轰炸”。我家住成都市南门文庙后街,每次“发警报”,全家老幼惊惶地向城外跑,人多拥挤,跑到武侯祠附近,“紧急警报”响了,敌机已经临空,只得在田埂地边,坐下或卧下,等“解除警报”后,才敢回家。每经一次轰炸后,都有一些房屋被烧毁,炸倒,一些人被炸死,令人惊心动魄,惨不忍睹。

一次,白天一百多架敌机轰炸成都,由于连日“跑警报”很疲劳,也由于有时虽“发警报”,结果敌机并未来。因此,那天全家人都待在家里。一会儿敌机临空了,我们便在两株大树下匍匐着。因为投有燃烧弹,所以不能留在室内;又因为敌机低飞,如发现地面有人群,就用机枪扫射,只有躲在大树下。都高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小孩吓哭了,但还是在念。这时炸弹爆炸声,房屋倒塌声,受伤者的惨叫声,混成一片,令人万分惊恐。敌机飞过了,赶紧清点一下,老幼一共三十多人,所幸没有一人受伤。

邻居姓王的,是兵工厂总办,他家有钢筋、水泥建成的防空洞,据说当时成都市有这种设施的不到十家。他全家都在里面,结果飞进一块破片,打死一人。我家对门住了一位齐鲁大学教授,姓张的,山东人。他妻子是孕妇,睡在床上,一块破片打在腹部,流血不止。这时交通断绝,无法送医院,结果死亡。

我父亲他们有位朋友,姓吴,在成渝两地都有住宅。他感到在成都太危险,准备全家去重庆居住,那里有地下隧道做防空洞,比较安全。他来约我家去,可以安排三间房间挤着暂住。当时,我父亲他们研究,房间太少,我家人多,孩子们还得上学,不能远离,只好婉言谢绝。吴姓全家搬到重庆去住,后来在“重庆大隧道惨案”中,全家都遇难。

通过这些事件明白,要想消灾免难,首先应止恶行善。同时,至诚恳切地称念佛菩萨名号,才能消业障,保平安。《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所讲的都是真实不虚的,只要我们能依教奉行,自然有求必应。

此文法师写于2003年。其中所写到的轰炸时间,据《日军侵华暴行总录》记载,是 1941年7月27日11点45分,当时日机出动108架,投弹43枚,炸死403人,炸伤1368人,毁街道83条,毁房3205间。在日本数次轰炸成都中,就是这一次是上百架飞机,而且是在白天。

也就是在这一天,张家人念着观音跑警报时,离欲上人正在吃午饭,当发警报时,他忽然放下碗筷,说想要到铁脚巷叶青成家。结果在叶家他收了一个取名为昌逃的女弟子,轰炸之后,那一条街遍地瓦砾,唯有他所在的两间房完好无损保留了下来,并留下了“神仙、活佛”的赞誉。求皈依者接踵而至,川军将领邓锡侯、官员冷寅东、范绍增等人,亦先后皈依座下(详见本书引子部分。——笔者注)。

上世纪40年代前后,离欲上人当时正在成都弘法,修建了“离欲念佛堂”,日机频繁轰炸成都时,念佛堂始终没有被炸毁。然而,因为机缘未成熟,张耀枢和他竟同城不相识,无缘见一面。等到机缘成熟时,已是半个世纪以后了。

参加高等文官考试

在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张耀枢从朝阳大学毕业了。

那个时候的他踌躇满志,扬名孝亲的思想很重,希望自己在社会上干一番事业。但是,大学毕业后,因为时局的关系,找不到工作,要想做事就只有走当官的路子。在当时,如果想做官,没有特殊背景,也是很难的一件事,就是到政府办公室当科员都不行。

好在当时政府举行了一个高等文官考试,其全称叫“四川省普通行政人员和高等教育行政人员检定考试”。每年举行一次,在全国录取200名,很不好考。考上的就可以直接进政府部门工作,而且在科员以上。张耀枢就去参加了这样一次考试。

这个考试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他先后规划和公布了有关文官考试的法规法令,使考试院的设立、文官考试的种类、资格、科目、内容和文官的任用制度化。

文官考试的组织机构是“文官考试事务处”,隶属政事堂铨叙局,掌管文官高等考试、文官普通考试、外交官领事官考试、司法官考试、政事堂甄录试验等各项事宜。文官考试事务处于考前三个月成立,考试结束后撤销,所以它不是常设机构。

文官考试给很多没有背景的人以希望,当时的年轻人几乎都想通过这种考试施展自己的才干。年轻的张耀枢也不例外,1940年大学一毕业,他就参加了当年的高等文官考试。

我们来看看晚年的他对这段经历的回顾,仍然是在报国寺内客堂,仍然是一老二小的师徒对话(根据录音记录):

能慧:师爷,你是哪一年出来工作的?

昌老:大学毕业。20来岁。毕业于朝阳大学,是抗战中内迁的学校。当时北京沦陷,(学校)就内迁了。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只有当官,没有第二条路。一毕业就去参加了高等文官考试,政府每年举办一次,是孙中山先生的政策。他认为(封建社会)只有一样东西好,就是考试。公开竞争,发挥才能,所以国民党搞高等文官考试。大学毕业就可以考,不讲什么关系。去参加考试的时候,我很消极,竞争很厉害。于是我就求菩萨加持。

隆顺:那咋个求的喃?

昌老:佛菩萨要引你入佛智,先以欲勾牵,求富贵得富贵。所以自己就发心,天天祈求。进考场就默念三声: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然后再说,我希望参加高等文官考试,求观世音菩萨加持(我考上),我以后要好好地做官,不贪污不敛财等,然后许愿。

进考场前默念三声佛号是有道理的,可以让自己平静下来。那时候,是省市一起考,我只能算是中等的成绩,当然不是很有把握。我一念菩萨圣号,就轻松,考场上就自如。

那时候考七天,考得很扎实。如果考外交官,要考两个月。如果考起了,就给你兑现。我考的是行政官员,考起了就会分到川、滇、黔三省。后来我果然考起了,分到四川省政府做编译室责任编译。这在当时很不错了,如果大学生毕业去工作,起码要做五年才能做到这个位置。我在那里干了近五年,在我之前又是一个人(隆莲法师原来的同事杨汇川。——笔者注),在这个人之前是隆莲法师。

张耀枢在四川省政府编译室做责任编译,主要负责编写政府公报和官方文书等。那时的他,很是一帆风顺,他的上司江子能,50多岁,对他很赏识,很多重要的东西都拿给他做。当时,编译室的人不少,可是事情都堆在了张耀枢那里,别人下班了,他下不了,还在加班。这锻炼了他的工作能力,也遭到了同事的忌妒。因为当时工作出色,所以他把求富贵功名放到了人生的首要地位。对自己现有的位置开始有些不满意了,因此,张耀枢又去参加了四川省“县长考试”。

求功名考县长

张耀枢所参加的“县长考试”,在1936年还在俗家的隆莲法师也参加过,那时她叫游永康。并一举夺得头名状元,一鸣惊人,被誉为“西蜀才女”。

这个被大家称为的“县长考试”,其实叫“县训班”,大家把它叫做“县长考试”。是四川省政府自1934年起举办的,专门培养县长、区长的行政人员培训班。每年办一次,为期三个月。在其三个月当中,要住校学习,还要参加军训。结业后这些学员就被派往各区县任职。

1943年冬,26岁的张耀枢参加了这个考试。

由于当时参考的人多,所以就有明确规定,要30岁以上的人才能报考。当时没有身份证,年轻气盛的张耀枢在填表时,就把年龄填成了32岁。他仍然用了参加高等文官考试的方法,求菩萨加持。

结果,一举考中了。然而却没有能被放去做县长。

我们还是来听听他自己的心声(根据录音记录):

能慧:师爷你是好久开始做县长的呢?

昌老:我26岁参加县长考试,那时候把求富贵功名放到首要地位,(为了参加考试)就又天天熬夜。这个录取名额就更少了,好像只有10多个,竞争更厉害,我当时填的是32岁。我还是用的考文官的方法,天天求菩萨(加持),结果又考起了。

当时有最好的几个朋友一起去考,结果他们没有考起,他们不服气,就联名写了一封检举信,说我年龄有问题。当时写检举信是要提供保证书的(保证检举内容的真实性),他们气到了,就写了保证。结果考选委员会就做了一个决定:年龄不够,不能马上“榜下生发”,等到年龄到了再分配,不属于考试舞弊。

我们这些人,如果不受大的打击,富贵功名之心不死。通过这件事,虽然认识到官场中争名夺位非常可怕,但是并不悔悟。后来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就辞去了编译室的工作,去当教师,教中学,又去做其他的事。我爱人一家都是“叫(教)咕咕”(“叫咕咕”是成都人对前翅振动能发声的一种昆虫的称呼,同时引申为对教师的别称。——笔者注),她后来给我说,当“叫(教)咕咕”好。

所以我给胡佩迦(法师俗家唯一的一个亲外孙。——笔者注)说,你不要去当啥文秘,我还是叫他当“叫(教)咕咕”。

当新闻记者办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