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旅游地图季羡林美文60篇
11228500000005

第5章 人物篇 (3)

胡先生却是处之泰然。我们阅世未深,对此完全是麻木的。胡先生是有社会经历的人,他应该知道其中的利害,可是他也毫不在乎。只见他那清瘦的小个子,在校内课堂上,在那座大花园中,迈着轻盈细碎的步子,上身有点向前倾斜,匆匆忙忙,仓仓促促,满面春风,忙得不亦乐乎。他照样在课堂上宣传他的“现代文艺”,侃侃而谈,视敌人如草芥,宛如走入没有敌人的敌阵中。

他不但在课堂上宣传,还在课外进行组织活动。他号召组织了一个现代文艺研究会,由几个学生积极分子带头参加,公然在学生宿舍的走廊上,摆上桌子,贴出布告,昭告全校,踊跃参加。当场报名、填表,一时热闹得像是过节一样。时隔60年,一直到今天,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如在眼前,当时的笑语声还在我耳畔回荡,留给我的印象之深,概可想见了。

有了这样一个组织,胡先生还没有满足,他准备出一个刊物,名称我现在忘记了。第一期的稿子中有我的一篇文章,名叫《现代文艺的使命》。内容现在完全忘记了,无非是革命,革命,革命之类。以我当时的水平之低,恐怕都是从“天书”中生吞活剥地抄来了一些词句,杂凑成篇而已,决不会是什么像样的文章。

正在这时候,当时蜚声文坛的革命女作家、胡先生的夫人丁玲女士到了济南省立高中,看样子是来探亲的。她是从上海来的。当时上海是全国最时髦的城市,领导全国服饰的新潮流。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记得丁玲那时候比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济南比不了上海,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内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况是高跟鞋。看来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难”的问题。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看了这情景,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就窃窃私议,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们其实不但毫无恶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的。我们心中真觉得胡先生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对丁玲我们同样也是尊敬的。

不管胡先生怎样处之泰然,国民党却并没有睡觉。他们的统治机器当时运转得还是比较灵的。国民党对抗大清帝国和反动军阀有过丰富的斗争经验,老谋深算,手法颇多。相比之下,胡先生这个才不过二十多岁的真正的革命家,却没有多少斗争经验,专凭一股革命锐气,革命斗志超过革命经验,宛如初生的犊子不怕虎一样,头顶青天,脚踏大地,把活动都摆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确实值得尊敬。但是,勇则勇矣,面对强大的掌握大权的国民党,是注定要失败的。这一点,我始终不知道胡先生是否意识到了。这个谜将永远成为一个谜了。

事情果然急转直下,有一天,国文课堂上见到的不再是胡先生那瘦小的身影,而是一位完全陌生的老师。全班学生都为之愕然。小道消息说,胡先生被国民党通缉,连夜逃到上海去了。到了第二年,1931年,他就同柔石等四人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秘密杀害,身中十几枪。当时他只有28岁。

鲁迅先生当时住在上海,听到这消息以后,他怒发冲冠,拿起如椽巨笔,写了这样一段话:“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二心集》)这一段话在当时真能掷地作金石声。

胡先生牺牲到现在已经60年了。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也不过八十七八岁,在今天还不算是太老,正是“余霞尚满天”的年龄,还是大有可为的。而我呢,在这一段极其漫长的时间内,经历了极其曲折复杂的行程,天南海北,神州内外,高山大川,茫茫巨浸;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在“空前的十年”中,几乎走到穷途。到了今天,我已由一个不到20岁的中学生变成了皤然一翁,心里面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胡先生的身影忽然又出现在眼前,我有点困惑。我真愿意看到这个身影,同时却又害怕看到这个身影,我真有点诚惶诚恐了。我又担心,等到我这一辈人同这个世界告别以后,脑海中还能保留胡先生身影者,大概也就要完全彻底地从地球上消逝了。对某一些人来说,那将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在这里,我又有点欣慰:看样子,我还不会在短期中同地球“拜拜”。只要我在一天,胡先生的身影就能保留一天。愿这一颗流星的光芒尽可能长久地闪耀下去。

1990年2月9日

回忆梁实秋先生

我认识梁实秋先生,同他来往,前后也不过两三年,时间是很短的。但是,他留给我的回忆却是很长很长的。分别之后,到现在已经40年了。我仍然时常想到他。

1946年夏天,我在离开了祖国11年之后,受尽了千辛万苦,又回到了祖国怀抱,到了南京。当时刚刚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国民党的“劫收”大员正在全国满天飞,搜刮金银财宝,兴高采烈。我这一介书生,“无条无理”,手里没有几个钱,北京大学还没有开学,拿不到工资,住不起旅馆,只好借住在我小学同学李长之在国立编译馆的办公室内。他们白天办公,我就出去游荡,晚上回来,睡在办公桌上。早晨一起床,赶快离开。国立编译馆地处台城下面,我多半在台城上云游。什么鸡鸣寺、胭脂井,我几乎天天都到。再走远一点,出城就到了玄武湖。山光水色,风物怡人。但是我并没有多少闲情逸致,观赏风景。我的处境颇像旧戏中的秦琼,我心里琢磨的是怎样卖掉黄骠马。

我这样天天游荡,梦想有朝一日自己能安定下来,有一间房子,有一张书桌。别的奢望,一点没有。我在台城上面看到郁郁葱葱的古柳,心头不由地涌出了古人的诗:

江雨霏霏江草齐,

六朝如梦鸟空啼。

无情最是台城柳,

依旧烟笼十里堤。

这里讲的仅仅是六朝。从六朝到现在,又不知道有多少朝多少代过去了。古柳依然是葱茏繁茂,改朝换代并没有影响它们的情绪。今天我站在古柳面前,一点也没有觉得它们“无情”,我觉得它们有情得很。我天天在六月的炎阳下奔波游荡,只有在台城古柳的浓荫下才能获得片刻的清凉,让我能够坐下来稍憩一会儿。我难道不该感激这些古柳而还说三道四吗?

又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长之告诉我,梁实秋先生全家从重庆复员回到南京了。梁先生也在国立编译馆工作。我听了喜出望外。我不认识梁先生,论资排辈,他大我十几岁,应该算是我的老师。他的文章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读过不少,很欣赏他的文才,对他潜怀崇敬之情。万万没有想到竟在南京能够见到他。见面之后,立刻对他的人品和谈吐十分倾倒。没有经过什么繁文缛节,我们成了朋友。我记得,他曾在一家大饭店里宴请过我。梁夫人和三个孩子:文茜、文蔷、文骐,都见到了。那天饭菜十分精美,交谈更是异常愉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忆念难忘。我自谓尚非馋嘴之辈,可为什么独独对酒宴记得这样清楚呢?难道自己也属于饕餮大王之列吗?这真叫做没有法子。

解放前夕,实秋先生离开了北平,到了台湾,文茜和文骐留下没有走。在那极左的时代,有人把这一件事看得大得不得了。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一个人相信马克思主义,这当然很好,这说明他进步。一个人不相信,或者暂时不相信,他也完全有自由,这也绝非反革命。我自己过去不是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吗?从来就没有哪一个人一生下就是马克思主义者,连马克思本人也不是,遑论他人。我们今天知人论事,要抱实事求是的态度。

至于说梁实秋同鲁迅有过一些争论,这是事实。是非曲直,暂作别论。我们今天反对对任何人搞“凡是”,对鲁迅也不例外。鲁迅是一个伟大人物,这谁也否认不掉。但不能说凡是鲁迅说的都是正确的。今天,事实已经证明,鲁迅也有一些话是不正确的,是形而上学的,是有偏见的。难道因为他对梁实秋有过批评意见,梁实秋这个人就应该永远打入十八层地狱吗?

实秋先生活到耄耋之年。他的学术文章,功在人民,海峡两岸,有目共睹,谁也不会有什么异辞。我想特别提出一点来说一说。他到了老年,同胡适先生一样,并没有留恋异国,而是回到台湾定居。这充分说明,他是热爱我们祖国大地的。至于他的为人毫无架子,像对我和李长之这样年轻一代的人,竟也平等对待,态度真诚和蔼,更令人难忘。这种作风,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总算是难能可贵。对我们今天已经成为前辈的人,不是很有教育意义吗?

去年,他的女儿文茜和文蔷奉父命专门来看我。我非常感动,知道他还没有忘掉我。这勾引起我回忆往事。回忆虽然如云如烟,但是感情却是非常真实的。我原期望还能在大陆见他一面,不意他竟尔仙逝。我非常悲痛,想写点什么,终未果。去年,他的夫人从台湾来北京举行追思会。我正在南京开会,没能亲临参加,只能眼望台城,临风凭吊。我对他的回忆将永远保留在我的心中,直至我不能回忆为止。我的这一篇短文,他当然无法看到了。但是,我仿佛觉得,而且痴情希望,他能看到。四十年音问未通,这是仅有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通音问了。悲夫!

1988年3月26日

回忆陈寅恪先生

别人奇怪,我自己也奇怪:我写了这样多的回忆师友的文章,独独遗漏了陈寅恪先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对我来说,这是事出有因,查亦有据的。我一直到今天还经常读陈先生的文章,而且协助出版社出先生的全集。我当然会时时想到寅恪先生的。我是一个颇为喜欢舞笔弄墨的人,想写一篇回忆文章,自是意中事。但是,我对先生的回忆,我认为是异常珍贵的,超乎寻常的神圣的。我希望自己的文章不要玷污了这一点神圣性,故而迟迟不敢下笔。到了今天,北大出版社要出版我的《怀旧集》,已经到了非写不行的时候了。

要论我同寅恪先生的关系,应该从65年前的清华大学算起。我于193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改名为外国语文系)。西洋文学系有一套完整的教学计划,必修课规定得有条有理,完完整整。但是给选修课留下的时间却是很富裕的,除了选修课以外,还可以旁听或者偷听,教师不以为忤,学生各得其乐。我曾旁听过朱自清、俞平伯、郑振铎等先生的课,都安然无恙,而且因此同郑振铎先生建立了终生的友谊。但也并不是一切都一帆风顺。我同一群学生去旁听冰心先生的课。她当时极年轻,而名满天下。我们是慕名而去的。冰心先生满脸庄严,不苟言笑,看到课堂上挤满了这样多学生,知道其中有“诈”,于是威仪俨然地下了“逐客令”:“凡非选修此课者,下一堂不许再来!”我们悚然而听,憬然而退,从此不敢再进她讲课的教室。四十多年以后,我同冰心重逢,她已经变成了一个慈祥和蔼的老人,由怒目金刚一变而为慈眉菩萨。我向她谈起她当年“逐客”的事情,她已经完全忘记,我们相视而笑,有会于心。

就在这个时候,我旁听了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参考书用的是《六祖坛经》,我曾到城里一个大庙里去买过此书。寅恪师讲课,同他写文章一样,先把必要的材料写在黑板上,然后再根据材料进行解释、考证、分析、综合,对地名和人名更是特别注意。他的分析细入毫发,如剥蕉叶,愈剥愈细愈剥愈深,然而一本实事求是的精神,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仿佛引导我们走在山阴道上,盘旋曲折,山重水复,柳暗花明,最终豁然开朗,把我们引上阳关大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在中外众多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亨利希·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在国内只有陈师一人,他被海内外学人公推为考证大师,是完全应该的,这种学风,同后来滋害流毒的“以论代史”的学风,相差不可以道里计。然而,茫茫士林,难得解人,一些鼓其如簧之舌惑学人的所谓“学者”,骄纵跋扈,不禁令人浩叹矣。寅恪师这种学风,影响了我的一生。后来到德国,读了吕德斯教授的书,并且受到了他的嫡传弟子瓦尔德施米特(Waldschmidt)教授的教导和熏陶,可谓三生有幸。可惜自己的学殖瘠茫,又限于天赋,虽还不能说无所收获,然而犹如细流比沧海,空怀仰止之心,徒增效颦之恨。这只怪我自己,怪不得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