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会稽山的大禹陵墓，司马迁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到了今湖南南部、湘江上游的九疑山（宁远县之南六十里）。这里是大舜陵墓的所在地。《史记·五帝本纪》这样写道：“（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从湘江顺流北上就可以到达洞庭湖畔的长沙。长沙的北面，在今湘阴县北边，就是楚国屈原怀石自沉的汩罗江，《水经注》称它为“汩罗洲”，又叫做“屈潭”，它是汩水和罗水合流之处。这是一个令人容易伤感掉泪的地方。司马迁后来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这样写道：“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
在前面已经说过，司马迁对弱小者和失败者充满了同情之心。这主要源于他丰富的感情，而这感情经常可以在他书中体现出来。整部《史记》常常可以看到“余每……未尝不流涕也！”“观……未尝不垂涕。”“未尝不废书而叹也！”之类的话。或许，丰富的感情和对弱小的同情心，也是一个史家应该具备的条件吧！丰富的感情，使他爱人类、关心人类，而后去注意人类的活动，并细心地观察加以记录；对弱小的同情心，则使他的注意力不被炫耀眼目的成功的人与事所强占，而让视角扩大到弱者、失败者一群，使这些弱者、失败者能被人们所知道。
这篇列传除了写屈原之外，司马迁把贾谊也写了进去，变成了屈原贾谊两人的合传。在转接处，他这样写道：“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为什么把两个相隔一百四五十年的人合并在一篇传里呢？
根据近代人的研究，屈原大约生于公元前343年，他是南方富于浪漫气息的楚国的贵族及诗人。司马迁说他早年“入则与国王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而这时他的年龄只有二十五六岁，由于少年得志，引来了一些人的妒忌。这些人在楚怀王面前说他气焰太猖，并多方加以陷害，终于使楚怀王渐渐地疏远他了。
当时距秦始皇一统天下不过半个世纪左右，战国群雄中以秦、楚、齐最强，正是张仪、苏秦的合纵连横策略在各国之间风行的时候。楚国内部有亲秦派和亲齐派，以屈原的浪漫诗人个性来说，自然与爱谈神仙的齐国文明较能契合。他是个亲齐派，把强大的秦国当做虎狼一样看待。他的被排挤、陷害，也可以显示出亲秦派占了上风。于是他由于被疏远而最终丢弃了官职。
在这期间，楚怀王这个没有见识的昏君，竟然闹出了一个大笑话。秦惠王想攻打齐国，打算先说服楚国，使它不至于和齐国联合。秦国不动兵刃，只派了张仪来对楚怀王说，只要楚与齐断绝关系，不要打扰他秦国的大事，秦国愿意献六百里的土地给楚国。楚怀王竟然相信了，痛痛快快地与齐国断绝了关系，然后欢天喜地地派使臣去向秦国索取六百里的土地。没想到，张仪却不慌不忙地说：“仪与王约六里，不关六百里。”于是“楚使怒去”。
六百里变成六里，秦、楚关系马上又变僵了。亲秦派当然脸上无光，屈原也因此有机会再次回到朝中。这时他大约三十二岁。他这次被复用，获得了楚怀王的几年信任，还曾经被任命为使者到齐国去。但亲秦派并未因此沉寂下来，他们又促成了秦、楚联姻。秦惠王之后的秦昭王特来邀请他的亲家楚怀王到秦国去会面，屈原劝说“秦，虎狼之国，不如毋行！”楚怀王不听，浩浩荡荡地北入虎口。屈原因为这件事也被流放到汉北，不久就传来了楚怀王“死于秦而归葬”的消息。这时屈原大约四十五岁。
秦、楚绝交，屈原又有机会回朝。可是不到三年，亲秦派又恢复了影响力，楚怀王之后的楚顷襄王又与秦修好，可怜的屈原被二度流放到外面去了！
又过了七八年，屈原大约近五十五岁的时候，司马迁说他“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地来到汩罗江旁“披发行吟”。他感慨地对渔翁说：“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并表示他看破一切，“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然后他作《怀沙之赋》（怀着沙石，增加重量，准备自沉江底，所以叫怀沙），跳进汩罗江自杀了。
这个投江的场面，司马迁写来凄切动人，文中渔翁劝屈原说，既然是举世混浊，干脆就“随其流而扬其波”算了。屈原说：“吾闻之，新沐者（刚洗完头发的人）必弹其冠（把帽子弹干净再戴）；新浴者（刚洗完澡的人），必振衣（把衣服抖干净再穿）。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谁又能让自己干净的身子，去接触肮脏的东西呢）？”读来确实令人心酸！而这一段，很可能就是司马迁在这次旅行到汩罗江畔时所听到的，对他讲述的人也很可能就是江边的渔夫。
在这里思屈原、吊屈原，使他想起只比他早三四十年站在同一个地方、望着江水长叹并写《吊屈原赋》的洛阳少年贾谊。他也是少年得志，后来却被谗言所排挤，也是擅长写辞赋。他的吊屈原，好比是对自己心灵的呼唤，是对共同体验的抒发。
贾谊，洛阳人，出生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他十八岁就已经很出名最得意的时候是在二十岁出头的那几年。最先起用他的是河南郡太守吴公（名字失传），后来吴公因为治绩优良被升为廷尉（掌管司法刑狱），顺便把贾谊这个“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的青年，推荐给了汉文帝。汉文帝挺识人的，马上任命他为博士。博士这个职位在汉文帝时代仍是等于执牌的顾问，各家各派都有，而能当上博士的，可以想像大部分都是些中老年学者。贾谊是最年轻的一个，可是却出尽了风头。
司马迁说他“诸老先生未能言，谊尽为之对”，汉文帝非常欣赏他，一年之内就让他跳级升到了中大夫（汉朝的爵位分公、卿、大夫、士，大夫又分上、中、下三等），后来甚至要把他提升到公卿的地位，结果引来了汉初那批保守的元老集团的嫉妒，骂他“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是洛阳来的小流氓小混混！汉文帝之所以能当上皇帝，正是那批元老功臣集团，在铲除吕后势力后协议安排的，汉文帝又怎么敢得罪他们？他只好把贾谊调离中央，外放去做长沙王的太傅（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师，地位尊贵但无实权，是皇帝的顾问，位在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之上，所以又称上公。太傅是吕后时才开始设置的。贾谊担任的是诸侯王国的太傅）。大约四五年后，汉文帝曾经把他召回长安相见，但仍然不敢把他安置在自己身边，而是派他为梁怀王的太傅。
又过了几年，梁怀王骑马不慎掉下来摔死了，贾谊为这件事哭泣了一年多，也跟着死了，当时他只有三十三岁。从他初见汉文帝崭露头角到他郁郁而终，总计共十年左右。在这十年当中，他为后世留下有五十多篇政论文章，最著名的就是那篇掷地有声的《治安策》。这篇文章一开头就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他所说的时事中，坏到令人痛哭的，就是“封建诸侯”的问题。当年汉高祖为了顾及社会普遍憎恶秦朝的恶梦式生活而怀念战国时代的形势，从而承认封建诸侯，与郡县制并行。贾谊则认为这必定是个乱源，他主张“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温和改革办法。其余的问题包括匈奴问题，他主张去除“恐匈”的心理，改变为强硬政策；又主张要注重太子教育，因为太子是将来治理天下的主人；主张要礼遇大臣，不可让大臣任意受到刑戮，大臣若真犯了大罪，也只可命他北面而拜，跪而自杀，不可让他受狱吏的凌辱；还主张要纠正秦朝重法所遗留下的风俗，恢复华夏传统的文化形态。
贾谊的这一套治国理想，被认为是“开国之盛音，创建之灵魂，汉代精神之源泉”，将他与汉高祖刘邦并列，说刘邦是材质上的开国（材质的含义，是说以力取、以气制胜），而贾谊则是精神或理想上的开国。
考察贾谊死后的汉代政治情形，可以说无一不符合他所说的理想和方针。汉朝因危机四伏的封建郡县并行制度而爆发七国之乱，可以说是因为没有采用他的众建诸侯的温和办法而采用“削地”政策所导致的后果。不过，他说的“少其力”的目标仍然在七国之乱后达成；他的对匈奴强硬主张在汉武帝时代得到贯彻；他的重视太子教育，到汉武帝时代演进成除了太子教育外，还设立博士弟子员，普遍重视全国青年教育的政策；他的移风易俗呼声，演变成董仲舒的文化复古运动。
这样一位才气横溢的青年政论家，对于身处盛世，而处在正是当年贾谊初露头角年龄的司马迁来说，自是一心地对他尊崇。司马迁是爱才、惜才的，或许他的容易伤感也是来自这种“爱”和这种“惜”。他把贾谊、屈原这两位同样有才能，而遭遇同样命运的天才，打破时空距离而排放在同一篇列传内，似乎唯有这样才足够显示出他们的悲怆，也唯有这样才足够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感慨！
与屈原的《怀沙之赋》相对的是，司马迁录入了贾谊的《鵩鸟赋》。鵩鸟是一种无法远飞的鸟，当时长沙人传说这种鸟是凶物，飞入哪家，哪家人就要死。贾谊被排挤到长沙后，有一天飞来一双鵩鸟，于是“自以为寿不得长”，而作《鵩鸟赋》以作为看破生死荣辱的自我安慰。他引用老子的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说“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化为异物（死而化为鬼）兮，又何足患？”果然，没几年，贾谊就死在“怀王太傅”任期内，真是命中注定的吗？
如果说，这篇《屈原贾生列传》与日后司马迁遭受残酷刑罚的心境有关的话，那这就是发泄司马迁对人世苍凉的感慨。此外，也许就是学贾谊，拿《鵩鸟赋》来表明自己对人世沧桑的态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