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崇绮之女被选为皇后，阿鲁特氏整个家族都受益匪浅。
她原本所属的蒙古同治与皇后成婚时的洞房（坤宁宫）大婚被、褥、枕头图案正蓝旗是属于下五旗，因为与皇家联姻，被抬为属于上三旗的“镶黄旗”，她的父亲崇绮也因此被封为三等承恩公，从此官运亨通，先后任内阁学士、户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
婚礼定于同治十一年九月十四日举行，在大婚之前，皇家需向皇后家“大征”，意即下聘礼。
日子定在八月十八，礼部尚书灵桂为“大征礼”的正使，侍郎徐桐为“大征礼”的副使，取意“桂子桐孙”，希望这位新皇后能够为大清王朝带来更多子嗣。
阿鲁特氏悄悄看过聘礼，礼单包括200两黄金，1万两白银；金银茶筒、银杯；1千匹贡缎；另外是20匹配备了鞍辔的骏马。
崇绮更是激动万分，他为女儿准备了丰厚的嫁妆——女儿能够成为一国之皇后，这是怎样的荣耀。大婚典礼极其繁琐而隆重。
九月十三日，恭亲王和醇郡王的福晋——同治皇帝的两位婶母，将阿鲁特氏大婚所需的红盖头和宝瓶放入坤宁宫，宝瓶内装满金银米谷，以示吉祥如意。
婚礼当日，两位福晋便带领各位女官戴凤钿、穿蟒袍、挂朝珠至皇后家迎接新皇后。
九月十五日子时一到，钦天监的官员立即向外报吉时，四位福晋率内务府的女官开始为马上就要成为皇后的阿鲁特氏改换装束：梳双髻、戴双喜如意、身穿大红的龙凤同和袍，一手握玉如意、一手握苹果（象征如意、平安），坐进16人抬的婚轿进宫。
阿鲁特氏坐在轿中，听到沿街有阵阵掌声，据说是事先安排了宫中太监在凤驾通过时以掌声迎接。
从午门到皇后家的街道上都悬挂着亮晶晶的宫灯，更不要说前来看热闹的民间老百姓，人山人海将通往乾清门的御道挤得水泄不通。
阿鲁特氏在婚轿中虽然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但是从喧嚣的锣鼓声中也能揣测到热闹的场景。
后来，她听人说，两宫皇太后还特意在这一天下谕：皇帝大婚，为显示皇家恩典，凡是穿花衣的人都可以到午门观看皇后的仪仗。
只有在即位前没有结婚的皇帝才能举行大婚典礼，算起来也就是顺治爷、康熙爷举行过这样规模的典礼。
这隆重而又喜庆的场面至少有200多年没见过了，一时之间全城的花衣几乎都销售一空。
老百姓情急之下，不少人将质地坚韧的花纸做成彩衣穿在身上。
不仅北京城内的百姓争相到午门来观看，就是很多外地居民，为了目睹皇帝大婚，也专程赶往午门来观看这一盛况。
一时间，锣鼓喧天，花团锦簇。
由于多年没有操办皇帝大婚，宫廷侍卫也没有经验，居然有不少小偷混进了午门，浑水摸鱼，偷走了宫中不少值钱的东西……过了不少时间，坐在轿中的阿鲁特氏突然听到钟鼓齐鸣，外面隐隐约约有人说：“进大清门了！”不一会，凤舆停了下来，阿鲁特氏已经到了乾清门。
她在两位福晋的帮助下跨出轿门，同时接过醇王福晋递过来的，已经准备好的“宝瓶”，小心翼翼地跨过意为“平平安安”的苹果和马鞍，被福晋引导站定。
皇帝也到了，他和阿鲁特氏一起下拜。
九叩礼毕后，两人在坤宁宫举行了合卺礼（喝交杯酒），吃了名为“子孙饽饽”的饺子。
接下来一位福晋还为阿鲁特氏重新梳头，将双凤髻梳为扁平后垂的“燕尾”。
也不知道完成了多少道程序，阿鲁特氏终于完成了所有的礼节，她不由得一阵激动，从此，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女子，而是大清国的皇后，要母仪天下，管理六宫，当然最主要的就是给皇帝生育子嗣。
这一场豪华的婚礼，一共花了1130万两白银，相当于清王朝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
阿鲁特氏毕竟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得知这个天文数字以后感到非常不安。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把这笔钱花在军备和民生上，岂不是更值得？不久她还得知，有她这种想法的并不止她一人，不少朝廷官员都在她与同治大婚前上过奏折，希望在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能够节俭办理婚事。
大臣谢维藩就说，皇上这样大肆铺张，只怕给下面的臣子树立了不好的榜样，将来奢靡之事恐怕不止大婚一桩，感到非常忧虑。
大学士倭仁还特地上了《大婚典礼宜崇俭疏》，这个奏折更是在朝廷内外引起不小的震动。
倭仁认为国家的经费是一定的，如果宫廷用得多，军备势必就会少。
时局艰难，实在应该可省则省，可裁则裁。
总以时事艰虞为念，无以粉饰靡丽为工，劝慈禧放弃奢靡，考虑节俭。
慈禧的严厉和爱好奢靡是众所周知的，阿鲁特氏固然有其他的想法，但是看看连重臣的劝谏，慈禧都可以不予理会，她心中的想法也只能憋在心里。
尤其是父亲在她出嫁时谆谆告诫过她，伴君如伴虎，不仅在皇帝面前要小心，在两宫太后面前更加要小心。
一言不慎，不仅会改变自己的命运，还会连累皇宫外面的娘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