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上坐着老医生，还有两位探望鲁迅先生的客人。许先生一看了他们就自己低了头不好意思地笑了，她不敢到鲁迅先生的面前去，背转着身问鲁迅先生要什么呢，而后又是慌忙地把毛线缕挂在手上缠了起来。
一直到送老医生下楼，许先生都是把背向着鲁迅先生而站着的。
每次老医生走，许先生都是替老医生提着皮提包送到前门外的。许先生愉快地、沉静地带着笑容打开铁门闩，很恭敬地把皮包交给老医生，眼看着老医生走了才进来关了门。
这老医生出入在鲁迅先生的家里，连老娘姨对他都是尊敬的，医生从楼上下来时，娘姨若在楼梯的半道，赶快下来躲开，站到楼梯的旁边。有一天老娘姨端着一个杯子上楼，楼上医生和许先生一道下来了，那老娘姨躲闪不灵，急得把杯里的茶都颠出来了。等医生走过去，已经走出了前门，老娘姨还在那里呆呆地望着。
“周先生好了点吧？”
有一天许先生不在家，我问着老娘姨。她说：
“谁晓得，医生天天看过了不声不响地就走了。”
可见老娘姨对医生每天是怀着期望的眼光看着他的。
许先生很镇静，没有紊乱的神色，虽然说那天当着人哭过一次，但该做什么，仍是做什么，毛线该洗的已经洗了，晒的已经晒起，晒干了的随手就把它团起团子。
“海婴的毛线衣，每年拆一次，洗过之后再重打起，人一年一年地长，衣裳一年穿过，一年就小了。”
在楼下陪着熟的客人，一边谈着，一边开始手里动着竹针。
这种事情许先生是偷空就做的，夏天就开始预备着冬天的，冬天就做夏天的。
许先生自己常常说：
“我是无事忙。”
这话很客气，但忙是真的，每一餐饭，都好像没有安静地吃过。海婴一会要这个，要那个；若一有客人，上街临时买菜，下厨房煎炒还不说，就是摆到桌子上来，还要从菜碗里为着客人选好地夹过去。饭后又是吃水果，若吃苹果还要把皮削掉，若吃荸荠看客人削得慢而不好也要削了送给客人吃，那时鲁迅先生还没有生病。
许先生除了打毛线衣之外，还用机器缝衣裳，剪裁了许多件海婴的内衫裤在窗下缝。
因此许先生对自己忽略了，每天上下楼跑着，所穿的衣裳都是旧的，次数洗得太多，钮扣都洗脱了，也磨破了，都是几年前的旧衣裳，春天时许先生穿了一个紫红宁绸袍子，那料子是海婴在婴孩时候别人送给海婴做被子的礼物。做被子，许先生说很可惜，就拣起来做一件袍子。正说着，海婴来了，许先生使眼神，且不要提到，若提到海婴又要麻烦起来了，一要说是他的，他就要要。
许先生冬天穿一双大棉鞋，是她自己做的。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时还穿着。
有一次我和许先生在小花园里拍一张照片，许先生说她的钮扣掉了，还拉着我站在她前边遮着她。
许先生买东西也总是到便宜的店铺去买，再不然，到减价的地方去买。
处处俭省，把俭省下来的钱，都印了书和印了画。
现在许先生在窗下缝着衣裳，机器声格哒格哒的，震着玻璃门有些颤抖。
窗外的黄昏，窗内许先生低着的头，楼上鲁迅先生的咳嗽声，都搅混在一起了，重续着、埋藏着力量。在痛苦中，在悲哀中，一种对于生的强烈的愿望站得和强烈的火焰那样坚定。
许先生的手指把捉了在缝的那张布片，头有时随着机器的力量低沉了一两下。
许先生的面容是宁静的、庄严的、没有恐惧的，她坦荡地在使用着机器。
海婴在玩着一大堆黄色的小药瓶，用一个纸盒子盛着，端起来楼上楼下地跑。向着阳光照是金色的，平放着是咖啡色的，他召集了小朋友来，他向他们展览，向他们夸耀，这种玩艺只有他有而别人不能有。他说：
“这是爸爸打药针的药瓶，你们有吗？”
别人不能有，于是他拍着手骄傲地呼叫起来。
许先生一边招呼着他，不叫他喊，一边下楼来了。
“周先生好了些？”
见了许先生大家都是这样问的。
“还是那样子，”许先生说，随手抓起一个海婴的药瓶来：“这不是么，这许多瓶子，每天打针，药瓶也积了一大堆。”
许先生一拿起那药瓶，海婴上来就要过去，很宝贵地赶快把那小瓶摆到纸盒里。
在长桌上摆着许先生自己亲手做的蒙着茶壶的棉罩子，从那蓝缎子的花罩下拿着茶壶倒着茶。
楼上楼下都是静的了，只有海婴快活地和小朋友们地吵嚷躲在太阳里跳荡。
海婴每晚临睡时必向爸爸妈妈说：“明朝会！”
有一天他站在上三楼去的楼梯口上喊着：
“爸爸，明朝会！”
鲁迅先生那时正病得沉重，喉咙里边似乎有痰，那回答的声音很小，海婴没有听到，于是他又喊：
“爸爸，明朝会！”他等一等，听不到回答的声音，他就大声地连串地喊起来：
“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
他的保姆在前边往楼上拖他，说是爸爸睡下了，不要喊了。可是他怎么能够听呢，仍旧喊。
这时鲁迅先生说“明朝会”，还没有说出来喉咙里边就像有东西在那里堵塞着，声音无论如何放不大。到后来，鲁迅先生挣扎着把头抬起来才很大声地说出：
“明朝会，明朝会。”
说完了就咳嗽起来。
许先生被惊动得从楼下跑来了，不住地训斥着海婴。
海婴一边哭着一边上楼去了，嘴里唠叨着：
“爸爸是个聋人哪！”
鲁迅先生没有听到海婴的话，还在那里咳嗽着。
鲁迅先生在4月里，曾经好了一点，有一天下楼去赶一个约会，把衣裳穿得整整齐齐，手下夹着黑花布包袱，戴起帽子来，出门就走。
许先生在楼下正陪客人，看鲁迅先生下来了，赶快说：
“走不得吧，还是坐车子去吧。”
鲁迅先生说：“不要紧，走得动的。”
许先生再加以劝说，又去拿零钱给鲁迅先生带着。
鲁迅先生说不要不要，坚决地走了。
“鲁迅先生的脾气很刚强。”
许先生无可奈何的，只说了这一句。
鲁迅先生晚上回来，热度增高了。
鲁迅先生说：
“坐车子实在麻烦，没有几步路，一走就到。还有，好久不出去，愿意走走……动一动就出毛病……还是动不得……”
病压服着鲁迅先生又躺下了。
7月里，鲁迅先生又好些。
药每天吃，记温度的表格照例每天好几次在那里面，老医生还是照常地来，说鲁迅先生就要好起来了。说肺部的菌已经停止了一大半，肋膜也好了。
客人来差不多都要到楼上来拜望拜望。鲁迅先生带着久病初愈的心情，又谈起话来，披了一张毛巾子坐在躺椅上，纸烟又拿在手里了，又谈翻译，又谈某刊物。
一个月没有上楼去，忽然上楼还有些心不安，我一进卧室的门，觉得站也没地方站，坐也不知坐在哪里。
许先生让我吃茶，我就依着桌子边站着。好像没有看见那茶杯似的。
鲁迅先生大概看出我的不安来了，便说：
“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
鲁迅先生又在说玩笑话了。
“多吃就胖了，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
鲁迅先生听了这话就笑了，笑声是明朗的。
从7月以后鲁迅先生一天天地好起来了，牛奶，鸡汤之类，为了医生所嘱也隔三差五地吃着，人虽是瘦了，但精神是好的。
鲁迅先生说自己体质的本质是好的，若差一点的，就让病打倒了。
这一次鲁迅先生保持了很久时间，没有下楼更没有到外边去过。
在病中，鲁迅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
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的花朵。
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
许先生告诉我的，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
有人来问他这样那样的，他说：
“你们自己学着做，若没有我呢！”
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
还有一样不同的，觉得做事要多做……
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
准备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30年。
又过了三个月。
1936年10月17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
17日，一夜未眠。
18日，终日喘着。
19日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1939.10
为了纪念鲁迅逝世3周年，1939年萧红应报刊杂志的邀请，写了《记我们的导师》（刊于1939年10月《中学生——战时半月刊》第10期）、《记忆中的鲁迅先生》（刊于1939年10月18至28日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第427至432号）、《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刊于1939年10月14至20日新加坡《星洲日报》副刊《晨钟》与11月1日武汉出版的《文艺阵地》第4卷第1期）、《回忆鲁迅先生》（刊于1939年10月1日《中苏文化》第4卷第3期）、《鲁迅先生生活忆略》（刊于1939年12月《文学集林》第二辑）《望——》等，《回忆鲁迅先生》就是萧红综合以上各篇内容而写成的。
悼许地山先生
郑振铎
许地山先生在抗战中逝世于香港。我那时正在上海蛰居，竟不能说什么话哀悼他。——但心里是那么沉痛凄楚着。我没有一天忘记了这位风趣横逸的好友。他是我学生时代的好友之一，真挚而有益的友谊，继续了二十四五年，直到他的死为止。
人到中年便哀多而乐少。想起半生以来的许多友人们的遭遇与死亡，往往悲从中来，怅惆无已。有如雪夜山中，孤寺纸窗，卧听狂风大吼，出世之感，油然而生。而最不能忘的，是许地山先生和谢六逸先生，六逸先生也是在抗战中逝去的。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住在宝兴西里，他们俩都和我同住着，我那时还没有结婚，过着刻板似的编辑生活，六逸在教书，地山则新从北方来。每到傍晚，便相聚而谈，或外出喝酒。我那时心绪很恶劣，每每借酒浇愁，酒杯到手便干。常常买了一瓶葡萄酒来，去了瓶塞，一口气咕嘟嘟的全都灌下去。有一天，在外面小餐店里喝得大醉归来，他们俩好不容易的把我扶上电车，扶进家门口。一到门口，我见有一张藤的躺椅放在小院子里，便不由自主的躺了下去，沉沉入睡。第二天醒来，却睡在床上。原来他们俩好不容易的又设法把我抬上楼，替我脱了衣服鞋子。我自己是一点知觉也没有了。一想起这两位挚友都已辞世，再见不到他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语声，心里便凄楚欲绝。为什么“悲哀”这东西老跟着人跑呢？为什么跑到后来，竟越跟越紧呢？
地山在北平燕京大学念书。他家境不见得好，他的费用是由闽南某一个教会负担的。他曾经在南洋教过几年书，他在我们这一群未经世故人情磨炼的年轻人里，天然是一个老大哥。他对我们说了许多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他有好些书，西文的，中文的，满满的排了两个书架。这是我所最为羡慕的。我那时还在省下车钱来买杂志的时代，书是一本也买不起的。我要看书，总是向人借。有一天傍晚，太阳光还晒在西墙，我到地山宿舍里去。在书架上翻出了一本日本翻版的《太戈尔诗集》，读得很高兴。站在窗边，外面还亮着。窗外是一个水池，池里有些翠绿欲滴的水草，人工的流泉，在淙淙的响着。
“你喜欢太戈尔的诗么？”
我点点头，这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诗，也是第一次读到。
他便和我谈起太戈尔的生平和他的诗来。他说道：“我正在译他的《青檀迦利》呢。”随在抽屉里把他的译稿给我看。他是用古诗译的，很晦涩。
“你喜欢的还是《新月集》吧。”便在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来。“这便是《新月集》。”他道，“送给你，你可以选着几首来译。”
我喜悦的带了这本书回家。这是我译太戈尔诗的开始。后来，我虽然把英文本的《太戈尔集》，陆续的全都买了来，可是得书时的喜悦，却总没有那时候所感到的深切。
我到了上海，他介绍他的二哥敦谷给我。敦谷是在日本学画的。一位孤芳自赏的画家，与人落落寡合，所以，不很得意。我编《儿童世界》时，便请他为我作插图。第一年的《儿童世界》，所有的插图全出于他的手。后来，我不编这周刊了，他便也辞职不干。他受不住别的人的指挥什么的，他只是为了友情而工作着。
地山有五个兄弟，都是真实的君子人。他曾经告诉过我，他的父亲在台湾做官，在那里有很多的地产。当台湾被日本占去时，曾经宣告过，留在台湾的，仍可以保全财产；但离开了的，却要把财产全部没收。他父亲召集了五个兄弟们来，问他们谁愿意留在台湾，承受那些财产，但他们全都不愿意。他们一家便这样的舍弃了全部资产，回到了大陆。因此，他们变得很穷，兄弟们都不能不很早的各谋生计。
他父亲是丘逢甲的好友。一位仁人志士，在台湾被占时代，尽了很多的力量，写着不少慷慨激昂的诗。地山后来在北平印出了一本诗集。他有一次游台湾，带了几十本诗集去，预备送给他的好些父执，但在海关上，被日本人全部没收了。他们不允许这诗集流入台湾。
地山结婚得很早。生有一个女孩子后，他的夫人便亡故，她葬在静安寺的坟场里。地山常常一清早便出去，独自到了那坟地上，在她坟前，默默的站着，不时的带着鲜花去。过了很久，他方才续弦，又生了几个儿女。
他在燕大毕业后，他们要叫他到美国去留学，但他却到了牛津。他学的是比较宗教学。在牛津毕业后，他便回到燕大教书。他写了不少关于宗教的著作；他写着一部《道教史》，可惜不曾全部完成。他编过一部《大藏经引得》。这些，都是扛鼎之作，别的人不肯费大力从事的。
茅盾和我编《小说月报》的时候，他写了好些小说，像《换巢鸾凤》之类，风格异常的别致。他又写了一本《无从投递的邮件》，那是真实的一部伟大的书，可惜知道的人不多。
最后，他到香港大学教书，在那里住了好几年，直到他死。他在港大，主持中文讲座，地位很高，是在“绅士”之列的。在法律上有什么中文解释上的争执，都要由他来下判断。他在这时期，帮助了很多朋友们。他提倡中文拉丁化运动，他写了好些论文，这些，都是他从前所不曾从事过的。他得到广大的青年们的拥护。他常常参加座谈会，常常出去讲演。他素来有心脏病，但病状并不显著，他自己也并不留意静养。
有一天，他开会后回家，觉得很疲倦，汗出得很多，体力支持不住，使移到山中休养着。便在午夜，病情太坏，没等到天亮，他便死了。正当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正当他为祖国努力奋斗的时候，病魔却夺了他去。这损失是属于国家民族的，这悲伤是属于全国国民们的。
他在香港，我个人也受过他不少帮助。我为国家买了很多的善本书，为了上海不安全，便寄到香港去；曾经和别的人商量过，他们都不肯负这责任，不肯收受，但和地山一通信，他却立刻答应了下来。所以，三千多部的元明本书，抄校本书，都是寄到港大图书馆，由他收下的。这些书，是国家的无价之宝，虽然在日本人陷香港时曾被他们全部取走，而现在又在日本发现，全部要取回来，但那时如果仍放在上海，其命运恐怕要更劣于此。——也许要散失了，被抢得无影无踪了。这种勇敢负责的行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绩，不仅我个人感激他而已！
他名赞堃，写小说的时候，常用落花生的笔名。“不见落花生么？花不美丽，但结的实却用处很大，很有益。”当我问他取这笔名之意时，他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