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虽已底定，然百事不能满意，缘凡事破坏易而建设难，即守成亦不易易，即政府虽立而邦基未巩，尚不能高枕无忧；况目下大局岌岌，除三五报纸外，无一人顾问其事。如此次政府奖赏功位勋章，皆属不应为而为，而窥其用意，仅求表面。今中华民国政策，无非除旧更新，前年革命起义，仿佛推倒一问腐败房屋，此后之事岂不更难？然房屋拆而重修，责在工人，而政治改革，则责在国民也。
前岁九月至今忽焉岁半，其于财政外交国民生计丝毫未有端倪，凡为国民，能不赧然？总之，政策不良，国民以建设政府为入手，建设政府全藉政党才识。若其他政党有建树之能力，则本党乐观成局，倘或放弃，则本党当尽力图维，此皆吾国民党员所应共负。试问国民党党员不救国民，国民尚有噍类乎？愿天下同志同胞时时存责任心也。
国民党宁支部欢迎会演说辞
（一九一三年三月九日）本文录自1913年3月11日《民立报》之《苦口婆心医国手》。这里的标题是编者所加。
民国建设以来，已有二载。其进步与否，改良与否，以良心上判断，必曰：不然。当革命之时，我同盟会诸同志所竭尽心力，为国家破坏者，希望建设之改良也。今建设如是，其责不在政府而在国民，我同盟会所改组之国民党，尤为抱极重要之责任，盖断无破坏之后即放任而不过问之理。现在政府之内政、外交，果能如民意乎？果能较之前清有进步乎？吾愿为诸君决断曰：不如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
今次在浙江杭州晤前教育总长范源濂君，范云，蒙事问题尚未解决，政府每日会议，所有磋商蒙事者，云“与俄开议乎？与俄不开议乎？”二语。夫俄蒙协约，万无听其迁延之理，尚何开议不开议之足云。由此可见，政府迄今并未尝与俄一开谈判也，各报所载，皆粉饰语耳。如此政府，是善食乎？余敢断言，中华民国之基础，极为动摇，皆现之恶政府所造成者也。今试述蒙事之历史。
当民国未统一时，革命纷乱，各国皆无举动。盖庚子前各强皆主分割，庚子后各强皆主保全，即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之主义，此外交方针，各强靡不一致，此证之英日同盟，日美公文，日俄、日法、英俄等协约可明者也。故民国扰攘间，各强并无举动。时吾在北京，见四国银行团代表伊等极愿贷款与中国，且已垫款数百万镑，其条件亦极轻，不意三月间即有北京兵变之事，四国团即致函取消前条件另议。自后，内阁常倾覆，兵变迭起，而外人遂生觊觎之心矣。五月间，俄人致公文外交部，谓库伦独立，有害俄国生命财产，请与贵国合力，取销独立，惟加有此后贵国不设官、不殖民、不增兵三条件。讵外交部置之不答，俄使催之若干次，始终不理。迄十月问，而《俄蒙协约》告成。时日本桂太郎在满洲见俄外相，即关此事之协商。自后，英之于西藏亦发生干涉事件。现袁总统方以与英使朱尔典有私交，欲解决之，此万无效也。盖蒙事为藏事之先决问题，蒙事解决，则藏事将随之解决。若当俄人致公文于外交部时，即与之磋商，必不致协约发现也。此后之外交，宜以机会均等为机括而加以诚意，庶可生好结果。
内政方面尤不堪问，前清之道府制，竟然发现。至财政问题，关于民国基础，当去岁原议为一万万镑，合六万万两，以一万万两支持临时政府及善后诸费，余五万万两充作改良币制，整理交通，扩充中央银行，处理盐政，皆属于生利之事业。及内阁两次改组后而忽变为二千五百万镑，合二万万五千万两，主其议者，盖纯以为行政经费者；其条件尤为酷虐：一、盐政当用外人管理；二、公债当用外人管理，到期不还，盐政即归外人经营，如海关例。盐务为外债之唯一担保品，今欲订为外人管理，则不能再作他项抵押，将来之借款，更陷困难，且用途尽为不生利之事业。幸而未成，万一竟至成立，则国家之根本财政全为所破坏矣。
现正式国会将成立，所纷争之最要点为总统问题、宪法问题、地方问题。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混合、超然诸内阁之弊，既已发露，毋庸赘述。宪法问题，当然属于国会自订，毋庸纷扰。地方问题，则分其权之种类，而为中央、地方之区别，如外交、军政、司法、国家财政、国家产业及工程，自为中央集权，若教育、路政、卫生、地方之财政、工程、产业等，自属于地方分权，若警政等，自属于国家委任地方之权。凡此大纲既定，地方问题自迎刃而解。惟道府制，即观察使等官制，实为最腐败官制，万不能听其存在。
现在国家全体及国民自身，皆有一牢不可破之政见，曰“维持现状”。此语可谓糊涂不通已极。譬如一病人，已将危急，医者不进以疗病药，而仅以停留现在病状之药，可谓医生之责任已尽乎？且维持现状说兴，而前清之腐败官制，荒谬人物，皆一一出现，故维持现状不啻停止血脉之谓。吾人宜力促政府改良进步，方为正当之政见也。余如各项实业、交通、农林诸要政，不遑枚举。现时间已有五时，仅举一愚之言，贡诸同志。
驳某当局者
（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二日）本文原载1913年3月12日《民立报》，题为《宋教仁君之时事谈——驳某当局者》。这里的标题是编者所加。
某当局者谓各国保全政策，实各国互立协约，暗定界线，以免冲突，名为保全，实图侵略云云。此意何人不知之？余亦未尝谓保全为可恃，不过谓各国中实因种种关系，不能遽行侵略，故暂以保全为言，所以防一国之先下手。今吾国正宜利用此机，以修内政，且宜维持之，使多得一日，即多得一日之利，不可将此局自行破坏也。若俄蒙事，则实吾国不能维持此局，使俄人先下手之动机也。
某当局谓库约远在前清辛亥之夏，独立在冬季，宋于去年七八月进言，且仅及险象，并无办法云云。其言亦可笑。余并未尝言库约非前清辛亥夏事，亦未言独立非冬季事。余于去年之秋，只见日本桂太郎将赴俄国，余即往见赵智庵，谓恐有第三次《日俄协约》发生，其约必将以瓜分内外蒙古为目的，宜即时与日本提携，开诚相与，除去日人向来对袁总统之恶感，以免其与俄合，即库事或易解决。未久，余又见袁总统，言及外交事，余亦以此为言，并谓宜速解决库事，即俄人代要求之三款，可让步者，亦宜忍痛让之，否则将来即欲忍痛让步，以求解决，亦恐求之不得。袁总统时深然余言，其后并未见有何布置。日俄果有密约，俄人所代要求三款，且进而为攫库伦为其保护国之《俄库协约》，则实外交当局者因循苟且之咎也。
某当局谓库事实误于国民党，唐、孙、黄等皆以俄人方狡，俯就非计为言，一年来外交悉系该党员主持云云，实为诬陷之词。当唐内阁时代，余与少川屡言须速解决库事，其时以外交总长陆子兴未到任，故拟待其到后为之。及陆到，而唐内阁倒，尔后国民党皆未尝与于政府事。孙、黄等至北京，亦未尝言及库事当如何办法，询之袁总统当自知之。其馀国民党除余一人建言二次袁总统、赵智庵外，亦未尝有一人陈外交上之策略也。某当局者谓外交悉吾党主持，岂非诬陷我国民党耶？
某当局者谓唐绍仪于三月十三日任总理，而京津三月二日、三日兵变，宋乃谓唐之当国先于兵变，故六国要求乃酷云云。某当局亦未知当日实情。当余等偕唐君北上，乃在兵变之先。余等见项城时，唐君即以借款为言，谓已得四国银行团之允许，惟日俄二国加入事，尚待磋商。余当时曾力赞日俄加入。可见当时已有头绪。其后兵变既过，银行团乃忽持异议，唐君乃与比国商借，其后唐君至南京就总理任，乃在比款发生之后，某当局岂不知之耶？
某当局又谓统一后，南京要求三千万，嗣减至千万，其后比款七百万用途暗昧，故致银行团条件严酷云云，亦诬陷之词。当日要求款项，皆南京实在必须之款，未尝总共要求三千万或一千万，其后比款七百万亦非尽归南京支用。其南京所用者，皆有报销可稽，询之财政部档案可知，银行团亦未尝有比款用途暗昧之说帖。余当时在政府，每次说帖皆亲见之，未尝见有此说帖也。某当局又谓银行团所提条件，已经磋商，稍就范围，而国民党忽主张国民捐，议遂中止，及国民捐不成，要挟更甚，亦颇失实。银行团所提条件，初甚严酷，后乃渐渐减轻，遂乃有今日之顾问制度，何尝与国民捐有关系？当日交涉中止，乃因政府更换，又岂可归咎于国民捐乎？
某当局又谓余因争总理未遂，故发此怨愤无稽之言，亦可发噱。余始对于第一次内阁更换时，主张蔡君元培，二次主张黄君克强及赵君智庵，实未有自为之心。非不为也，实因余之资望能力皆不及诸人也。今世人往往有可怪之心理，谓人欲为总统或总理或国务员，即目为有野心，咸非笑之，岂知国家既为民国，则国民自应负责任，有人欲进而为国服务，负责任，乃反以争权利目之，视民国之职务与君主时代官爵相等，致令人人有推让之虚文，视国事如不相关，岂非无识之甚乎？袁总统欲为正式总统，然余最佩服，盖今日政府中有为国服务之责任心者惟一袁，吾人惟论其有此本事与否，不当论其不宜有此心。
其既为之，则只宜责备其为好总统而已。人之欲为总理、国务员者，亦当待以如是，方为合于民国时代之常轨。乃若妄以此语诬人，视为攻击好材料，则更不值一噱矣。至于正式政府之总理，应由国会推出，余更希望黄、唐二公之当选，其理由甚多，不具述。总之，余当日演说，皆平心论事，某当局者语多失实，余虽未见其全文，盖实有意闹党见者之所为也。
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
（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二日）本文原载1913年3月23日《民立报》，署名教仁。徐血儿于文前加按语云：“此篇为宋先生在尚贤堂演说，对于分划中央行政、地方行政之大政见。演说前一日，由先生亲笔草就大纲。记者在侧，特向先生取得原稿，未即发表，而先生忽遭奸徒毒手逝世。兹特捡出原稿，刊登报端，以见先生大政见之一斑焉。”
一、中央与地方之区别
中央者，即中央政府，一国行政之最高机关也。地方者，即一区域内之行政主体，在中央政府之下而处理政务者也。地方行政主体，又因其成立不同，可分为二：一地方自治行政之主体，即地方官由中央委任者；一地方官治行政之主体，即地方自治团体，由地方人民公共组织之者。
地方自治团体，与联邦国之各邦不同。盖联邦国之各邦，虽属于中央之下，然中央政府实由各邦组成之，各邦则不由中央组织，国家主权实操于各邦，各邦同时并有其自主权。地方自治团体反是，其组织及成立全操之中央政府，地方惟有自治权而止，故两者性质不同也。
地方自治团体与其他公共团体不同。盖商会、农会、水利组合、自治会等，虽与地方自治团体同为公共团体，然地方自治团体以地域为要素之一，他团体则不以地域为要素，大抵或以职业或以人或以事相互关系而成者，故两者性质不同也。地方所以同时设地方官与地方自治团体者，盖一国行政，中央必不能无巨细皆直接处理之，不得不有分理之机关。然此分理之机关，苟不悉以属中央指挥，则与地方民意或不合，苟悉以由民意组织，则又与中央政策或难同，故同时设此二制，以必不可不与中央政策相同之事归之地方官，又以必不可不与民意相合之事归之地方自治团体也。
二、中国宜采之制度
中国地土广大，不能不分为数多之地方区域明矣。历代以来，皆无不然。前清分为各省府州厅县，亦系承前代遗意。惟以在今日之状况论之，区域似稍广阔，等级亦颇嫌复杂。民国建设以来，已取其府州厅制废之，只有二级制，实为得宜。惟区域犹未缩小，道制又将复设，官治自治，犹未划分，实为憾事。鄙意谓中国今日宜缩小省域，实行二级制，省下即直承以县，省县皆设地方官，掌官制行政，并同时设为自治团体，置议会、参议会，掌自治行政。县之外，大都市设府，当外国之市，直接于省。县之下设镇乡，即直接于县，皆为纯然之自治团体。此其大较也。至于地方官，则以中央任命为宜，惟目下情形，恐不能实行，当暂用民选也。
三、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之区别
一国政务，何者宜归中央，何者宜归地方，须以其政务之性质与施行便宜为标准。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审择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
行政之权，中央多且大者，谓之中央集权；地方官治多且大者，谓之地方分权；地方分权，或重在官治，或重在自治，本非所关，惟今日一般所谓地方分权者，大抵专指地方官治行政权之多且大者而言）。
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治之地方分权制亦不宜，谓宜折衷，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制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
四、中国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条目
既如上述，则中国中央地方之行政之条目，可以划分矣。
（甲）中央行政。中央行政宜为统括的，兹只列举其重要者，其余除归之地方自治者外，一切中央皆有权施行之，且得委任于地方官，作为地方官治行政也。中央重要行政，中央皆如有立法权。其条目：
一外交；
一军政；
一国家财政；
一司法行政；
一重要产业行政（矿政、渔政、路政、拓植行政）；
一国际商政（如通商、航海、移民行政）；
一国营实业；
一国营交通业；
一国营工程；
一国立学校。
（乙）地方行政，分二种。
（一）地方官治行政。中央以法律、命令委任于地方官施行之，省县皆同。其条目：
一民政（警察、卫生、宗教、礼俗、户口、田土行政）；
一产业行政（除归中央行政者外）；
一教育行政。
（二）地方自治行政。各级地方自治团体大抵相同，皆有立法权，并自施行之。其条目：
一地方财政（但募债须由中央认可）；
一地方实业；
一地方交通业；
一地方工程；
一地方学校；
一地方慈善公益事业。
再，中央行政与地方官治行政，其经费皆宜由国家税支付，地方自治行政，其经费则宜由地方税支付。此原则也。
以上所列，果能见诸实行，则条理既明，系统亦定，一切行政，自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运用自如；复得强有力之政党内阁主持于上，决定国是，极力进行，结好邻国，以维持和平之现状，整理军政、财政，改良币制，开设有力中央银行，兴起实业，奖励输出，振兴国民教育，开发交通事业，不五年间，当有可观，十年以后，则国基确定，富强可期，东亚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体亦受利不浅矣。是在吾国民之自觉之而自为之耳。
在尚贤堂的演说
（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三日）载1913年8月15日《申报》，题《宋钝初之议论》。据《申报》报道，3月13日下午在法租界尚贤堂开第二次宪法研究会，宋教仁应邀作了演说。演说前一天，宋教仁曾撰写演说提纲，后来由徐血儿发表在《民立报》上。本文为迟云飞所辑，收入本书时删去文中“宋君言”、“又言”、“宋君又谓”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