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长也不愿和三大亨结下冤仇，他便借着杜月笙向他道歉的这个台阶，讪讪地说：“好吧，我便看杜先生的金面，不再追究张某的无礼！”
一场天大的风波总算过去。不过，张啸林当众闯了穷，又被羞辱一通，心情极度懊恼。他觉得这个台坍得太大了。同时，这件事情也让张啸林感到，时代已经不同了。民国十七年（1928年），杨虎和陈群因为肆意扩大清党的范围，收受巨额贿赂等问题被国民党内的反蒋派揪住不放。蒋介石不得不亲自下令，让他们宣布辞职。自从杨虎和陈群辞职之后，张啸林便失去了与高层接触的机会。杜月笙因为有蒋介石这座靠山，反倒越来越风生水起。
想到这里，张啸林深感惶恐。从此以后，他便努力于收敛自己的锋芒。
六、法租界换了新领事
黄、杜、张三大亨虽然已经分道扬镳了，但遇到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仍不免聚一聚。1931年下半年的一天，他们又聚在了一起。黄金荣作为三人中名誉上的老大，首先打开了话匣，他说：“我们的老朋友，法租界总领事范尔迪最近身体不大好，法国外交部特准了他两个月的病假。我估摸着，这两天他就要回巴黎去了。”
张啸林拍手称快，他大喇喇地说：“这样不是更好，他每月18万的‘俸禄’正好可以省下来了。现在烟土和赌场的生意都不灵了，兄弟们出生入死，赚来的几个钱，几乎都送给洋人了。范尔迪请两个月的病假，我们可以省下36万大洋，就让兄弟们多赚一点吧。”
杜月笙非常看重面子，他曾说过：“人有三碗难吃的面：情面、体面和场面。”这句话尽管道出了他的大彻大悟，但一到应酬之时，他又挣不脱吃292这三碗“面”的苦恼。因此，他对张啸林的计划不置可否。黄金荣在法租界的巡捕房干了一辈子，他宁愿自己吃点亏，也不敢得罪了法国人。因此极力反对张啸林的办法，冷笑着说：“还传来消息，巡捕房总巡费沃里也要辞职回巴黎了，你是否连他代收的12万也要一齐免掉呢？”
张啸林一向对黄金荣忌惮几分，他一听黄金荣故意拿费沃里经手的12万借题发挥，便知他不同意自己的办法。张啸林陪着笑脸，对黄金荣说：“金荣哥，费沃里经手的那12万当然不能免掉。这笔钱又不是费沃里一个人拿的，法租界当局上上下下都有份的嘛！一只铜板也不给他们的话，法国人要翻脸了呀。”
黄金荣和张啸林在那里唇枪舌剑，针锋相对，弄得杜月笙在一旁极不自在。他暂且不管二人的争论，只是很巧妙地问黄金荣：“金荣哥，范尔迪和费沃里都回巴黎了，法国政府总归是要派代理的人来上海吧！”
黄金荣点了点头，回答说：“代理人总归要派来的。我听说暂时代理总领事的是一个叫甘格林的，代理总巡似乎还没有决定。”
张啸林爆了句粗口，大声说道：“那就更加不必送了。我们对代理总领事甘格林的性格、脾气一无所知，送了钱，万一弄巧成拙呢？况且，这个甘格林只是代理两个月，两个月后，他拍拍屁股走人，我们送钱也等于白送。与其这样，我看不如不送！”
黄金荣和杜月笙对烟土和赌场的生意已经没有多大的兴趣了。一来，由于层层盘剥，烟土和赌场的利润已经非常微薄。二来黄金荣和杜月笙都各有打算。黄金荣已经家财万贯，一心想着颐养天年，不想再去招惹那么麻烦。杜月笙则正努力朝着金融和工商业进军。因而，除了张啸林之外，黄、杜二人都不想为这些事情操心。
事实上，早在三位大亨齐聚一堂，秘密商议计策的时候，杜月笙已经知道范尔迪和费沃里要回法国了。范尔迪行前，杜月笙曾多次和他见面，为这位法国朋友践行。费沃里临走之前，也曾与杜月笙多次接触，几度密谈，还为他未来的发展提出了不少建议。他甚至建议杜月笙和他一起到法国去养老。杜月笙正值年富力强的年龄，他对费沃里笑了笑，很委婉地拒绝了他的邀请。费沃里只好作罢，但他承诺说：“杜先生，不管你什么时候愿意到法国来，只要事先通知我一声，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为你盖一幢大房子，奉送293给你。”
杜月笙被费沃里的真诚所动，握着他的手说：“你的盛意，我非常感激。”
费沃里深情地说：“我在中国这么多年，你是我唯一敬重的朋友。”
范尔迪和费沃里相继返回了法国，甘格林匆匆赶到上海，接手了他们的工作。张啸林果然不再付每月18万大洋的“俸禄”，而且公开宣称从此以后要废除这一陋规。甘格林在来上海之前就已经将三大亨每个月要奉送总领事18万大洋的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了。但他一到上海，张啸林便公开宣称废除陋规，甘格林当下便大发雷霆。但是由于他是代替范尔迪暂时担任总领事一职，也不便和张啸林计较。万一坏了范尔迪的财源，将来他也不好交代。
不曾想，范尔迪回国后病情逐渐加重，不足两个月便一命呜呼了。法国外交部遂发来电报，正式任命甘格林为驻沪总领事。甘格林一朝大权在握，便下定决心，要整一整不识时务的张啸林。于是，甘格林命人堂而皇之地贴出了布告，下令在租界内全面禁烟、禁赌。
法租界的巡捕房倾巢出动，三天下来，法租界的大小赌场、烟土行和大烟馆便全部关张了。杜月笙和黄金荣倒是无所谓，他们本来就没有再把心思放在烟土和赌场上。但张啸林却慌了手脚。他开在福煦路181号的赌场在全国首屈一指，大小烟土行也大多在他的掌控之下。张啸林本以为甘格林不过是在和自己叫板，根本不必理会。没想到甘格林铁了心要和他斗一斗，始终不肯放过烟土和赌场这两个行当。
张啸林走投无路，只好请黄金荣和杜月笙出面，为他调停。和军阀们打交道，杜月笙和黄金荣比不上张啸林，但是和洋人打交道，张啸林却是一窍不通。甘格林在租界内大肆禁烟、禁赌，虽然和黄、杜二人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但他们尚有许多门生从事这两个行当，如果不管，他们将颜面尽失。
黄金荣和杜月笙决定出山。黄、杜、张三人一起到了法国领事馆，去见甘格林。甘格林见三位大亨一齐出面，觉得自己赚足了面子，终于开了开金口：“烟土行和赌场想要重新开张，这很容易。你们从前每月给总领事18万，现在我要50万！”
“50万？”张啸林苦笑道：“这分明是‘狮子大开口’，没有丝毫的诚意。”黄金荣也在一旁说：“这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我们把自己的那部分全部贴进去，只怕还不够这个数目。”杜月笙接过话茬说：“如果总领事有心打开这个僵局，我们希望你的要求能限定在我们能够负担的范围之内。”
禁烟、禁赌对甘格林并没有好处，他不过想借此逞逞威风，让张啸林知道他现在是法租界的老大，给他的“俸禄”不但不能免，还要比以前多。甘格林听完三位大亨的话，很干脆地回答说：“每月40万。不然的话，那就一切免谈。”
甘格林不知烟土和赌场的利润有多大，他以为黄、杜、张三位不过是想少分一点给他，因此他便一口咬定，非得40万不可。但黄、杜、张三位每月从这两个行当中所得不过每人十万大洋而已，即使全部给甘格林，离他的要求还差十万。谈判陷入了僵局，张啸林愤愤地说：“宁愿不开张了，也不让这个洋赤佬得逞。”从此以后，张啸林开在福煦路181号的赌场便由往昔的车水马龙变成了今日的门可罗雀。杜月笙愈发对烟土和赌场这两个行当失去了信心。
七、张大帅出走东北
1932年1月7日，国民党元老级人物吴铁城就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吴铁城在国民党内资格极老，早年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后又追随蒋介石。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吴铁城曾奉命前往东北，斡旋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成功促使东北易帜。因此，国民党人当中几乎无人敢直呼吴铁城的名讳，多尊之为“铁老”。
上海市政府里的国民党新锐们大多瞧不起三大亨，认为他们是上海滩的毒瘤。杜月笙对此也心知肚明，张啸林则懵然不知，而黄金荣则一副无所谓295的样子。但吴铁城却非常赏识三大亨，尤其是杜月笙，认为他年轻有为，堪当大任。更为重要的是，他看中了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势力，这对他管理偌大个上海有百利而无一害。于是，吴铁城经常和杜月笙见面，两人甚至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当时，国民党内部有人公开批评吴铁城，说他不该和杜月笙过往甚密。
吴铁城当即回答他说：“政通首重人和，杜月笙是上海地方上有势力的人士。我既奉命担任上海市长，跟地方有势力人士保持友谊，以重人和，有什么不对吗？”
正是因为有了吴铁城被背后撑腰，杜月笙又干出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彻底扳倒了法租界的总领事甘格林，但也让张啸林吃了大亏。当时，国民政府碍于舆论，每天都在喊禁绝烟毒。国民党一方面舍不得鸦片这块“大肥肉”，一方面也不得不顾忌舆论，于是便堂而皇之地宣布逐步戒烟，先实行“寓禁于征”政策，即公开一切与鸦片有关的行当，但要课以重税。很明显，这不过是国民政府敛财的一种手段而已。
自从三大亨与甘格林的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杜月笙就一直在想办法报复。杜月笙研究了国民政府所谓的“寓禁于征”政策之后，忽生一计。他找到吴铁城，把他们与甘格林的谈判之事如实说了出来。吴铁城说：“法国驻沪总领事和烟赌两界相持不下，这对双方来说都是很大的损失。”
杜月笙点了点头，笑着说：“我想借铁老之力，收容收容我在法租界那帮靠鸦片生意为生的朋友。我也好趁机给甘格林来一记‘断魂枪’。”
吴铁城是何等聪明之人，马上明白了杜月笙的意思。他暗暗在心中盘算了一下，如果杜月笙在法租界那帮开烟土行和大烟馆的朋友全部迁到华界上来，上海市的财政收入肯定会增加一大截，而杜月笙等人也不用再给法租界当局所谓的吴铁城“俸禄”了。此举可谓是两全之策。吴铁城当即回答杜月笙说：“这件事情好办，你去告诉你的那帮朋友，让他们把烟土行和大烟馆都迁到南市、闸北，每月照章纳税就行了。”
杜月笙心下大喜，甘格林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来一招“断魂枪”。闸北和南市的的房租和地价都比法租界要便宜得多，而且距离租界并不算远，瘾君子们走两步就到了。各大烟土行和大烟馆的老板们很快就按照杜月笙的部署，将烟馆、土行全部迁了过去。
一时间，南市和闸北的里弄之中，土行和大烟馆密布，街巷两侧挂满了招徕顾客的招牌。有些烟馆为了赶时髦，甚至挂起了霓虹灯。赚到钱的老板们此后逐渐在两地大肆建设。南市和闸北这两处上海滩著名的贫民窟也渐现繁华。
甘格林本以为自己大权在握，一口咬定每月40万的“俸禄”不放，仍在那里等着杜月笙等人俯首归顺。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杜月笙的一记“断魂枪”掩杀过来，土行和烟馆纷纷搬出了租界，他那40万的“俸禄”也成了泡影。
张啸林也急得大骂杜月笙。土行和烟馆迁出租界，单凭租界内的几家赌场，要想满足甘格林每月40万和其他大小头目每月12万的“俸禄”，无论如何也是办不到的。他在福煦路181号的豪华赌场仍有巡捕房的人在监守，不但开不了张，就连里面里面的豪华设备也无法拍卖。
福煦路181号地豪华大宅每月的房租便要4000大洋，再加上一时遣散不了的员工，张啸林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就在这时，张宗昌派了一名代表到上海来，当面向张啸林提出邀请，让他大连去发展。当时，辽东半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之下，张宗昌等大军阀兵败后便纷纷避难大连，希望借助日本人的势力东山再起。
张宗昌派人来邀，张啸林受宠若惊，大为兴奋。但张宗昌毕竟与蒋介石等人有仇，他不敢将这桩机密大事在公开场合说出来，就连杜月笙他也瞒了297起来。不久，张啸林便带着几位老朋友，如翁左青、金少山等人，瞒着杜月笙，悄悄去了天津，准备和张宗昌会和。
杜月笙事后得到了消息，他急忙派人火速去追赶张啸林等人。但此时，张啸林已在天津。杜月笙深知张宗昌已经没有机会东山再起了，国民党虽然派系林立，各军阀之间尔虞我诈，但要打败这个已然成气候的国民党，也是没有希望的。从此，杜月笙与张啸林已经不仅仅是分道扬镳那么简单了，他们简直成了仇人。张啸林的出走天津也为日后杜月笙暗中派人取他性命埋下了隐患。
杜月笙派来的人在天津拦住了张啸林一行。张啸林大发雷霆，当众对着来人吼道：“你回去转告月笙，从今以后，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早就该来个井水不犯河水了，好在今朝也不算晚。你告诉他，从今以后，我和他一刀两断。”
骂过来人之后，张啸林领着一帮人来到大连。张宗昌举行的所谓“北洋军阀集会”无论如何也无法让张啸林兴奋起来。所谓的“北洋军阀聚会”怎么看怎么像是一帮战败沙场的过气军阀聚到一起凭吊过去，远没有与国民党军队抗争的实力。张啸林依靠张宗昌做官的愿望破灭了。不久之后，他又领着一帮人灰溜溜地回到了上海。
就在张啸林屡屡碰壁之时，杜月笙与国民党高层的来往却日益密切了。吴铁城对杜月笙的这记“断魂枪”非常欣赏，此后两人的合作日益紧密。吴铁城在晚年时曾在台北公开吹捧杜月笙道：“在我任上海市长的五年中，于私，我甚为感谢杜月笙先生友谊的匡扶襄助，于公，我更佩服杜先生努力地方建设和政府设施。像杜先生这种爱国家爱乡土的热情和赤忱，求之于社会贤达之中，实在是凤毛麟角！”
八、博士儿子，一官难求
张啸林从大连回到上海之后，消停了很多，心境也不像从前那样豁达了。他不但对杜月笙耿耿于怀，甚至对翁左青也冷眼相待起来。一天，他一个电话把翁左青从杜公馆叫过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通数落。
翁左青十分了解张啸林的脾气，他这段时间心气不顺，不能顶撞，最好老老实实地给他当个出气筒。张啸林数落累了，才缓和一下语气，淡淡地说：“当初两家同好的辰光，让你到隔壁头当个总秘书，今朝两家闹到这个地步，我看你还是回来好了。”
翁左青听了这话，心里很不是滋味。当年，翁左青陪张啸林到上海打天下，是图兄弟几个在一起相互有个照应。后来，张啸林出人头地了，对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却谈不上什么照顾，最起码的开支用度都无法和杜公馆相比，更不消说什么提携了。倒是在杜公馆，不仅吃着一份固定俸禄，逢年过节各种赏银也不在少数。杜月笙还经常把他介绍给各路上层朋友，使他也有了一些上层的关系。如今，他岂会乐意回来呢？再说了，他并不属于张啸林个人的什么物件，哪能想送人就送人，想要回来就要回来呢？
见翁左青迟迟不肯作答，张啸林的脸陡然沉了下来，气势汹汹地说：“看来，你是舍不得离开隔壁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