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秦入齐之后，燕昭王对他产生了怀疑，因为他以时机未到为辞，几次劝阻燕昭王对齐的进攻，于是昭王打算让别人替换苏秦回国。苏秦感到非常委屈，向燕王写信申辩。这封信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一生功过的一个评说。他说：燕和齐仇恨由来已久。我为燕齐的邦交奔走，本来就难以获得各方面的信任。齐是燕国的心腹大患，我在齐国，大可使齐不谋攻燕，小可使齐、赵关系破裂，以此为大王的大事作准备。五国伐秦，燕虽然出兵出粮，但一来免去齐称帝燕称臣的耻辱，二来没有齐、赵攻燕的祸患。后来奉阳君接受齐的封地，将我扣在赵国。大王救臣下出于水火，现在齐、赵都不谋攻燕，燕得以修饬国力，我虽无功，但自以为可以免罪了。我作为燕臣，在齐国活动，本来就会有流言蜚语。我如在齐显贵，燕国大夫就不信任我；我在齐作贱，世人就看不起我。我如受齐王重用，燕大夫就会对我抱有希望，希望达不到又徒增埋怨。齐国如有不利于燕的地方，就把责任都归到我头上，天下人不攻齐，就说我善于为齐谋划，我的处境也可以说是够危险的了。我不畏死报效于大王，大王却怀疑怪罪于臣下，我实在感到恐惧。尽管我自以为可以列于天下公卿之中也无可愧疚，如大王只是重用有才的贤人，我愿在齐与他认真合作；如大王不放心我，我就回燕侍奉大王，以宽解大王的忧虑。燕昭王最终才没有撤换苏秦。
苏秦为了恶化齐、赵邦交，使齐广树仇敌，再劝齐王攻宋。公元前286年，齐灭宋。齐国力也渐渐疲衰。同时由于奉阳君向齐索要封邑，齐、赵关系又出现裂隙。苏秦频繁的活动，终被齐王和齐大夫发觉。齐王将苏秦车裂于市。苏秦死时，年五十余岁。苏秦死后，燕、赵、魏、秦、韩五国联合，在燕将乐毅的带领下大举攻齐，连陷城池七十余座。齐王出逃，被杀。齐国后来虽然又夺回国土，国力却大衰，从此一蹶不振。而燕、赵、魏、秦四国之所以发动这场战争，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苏秦生前活动的缘故。
商鞅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期政治家，著名法家代表人物。卫国国君的后裔，公孙氏，故称为卫鞅，又称公孙鞅，后封于商，后人称之商鞅。在位执政19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
入秦求士
商鞅从小就喜欢“刑名之学”，专研以法治国，受李悝、吴起等人的影响很大。到了青年时期，他已经成为一个有学问有才干的人了。
最初，商鞅在魏惠王的相国公孙痤手下做小官时，就表现出他的才能，深得公孙痤的重视。公孙痤在临死前，他曾把商鞅推荐给魏惠王做相，并说：“如果不用商鞅，就把他杀掉，决不能让他离开魏国。”魏惠王对公孙痤的话根本没放在心上，认为他病重在说胡话，既没有重用商鞅，也没有杀他。
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争雄。秦国比较落后，秦孝公为了使秦国称霸，决心征召有才能的人。他在求贤诏令中说：“谁能想出好办法使秦国强盛，就让他做高官，还封给他土地。”商鞅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到秦国去。
到了秦国以后，商鞅通过秦孝公的亲信景监的介绍，与秦孝公面谈了三次。前两次会面时，商鞅讲行帝王之道，秦孝公不感兴趣，昏昏欲睡。第三次会面时，因为商鞅已经摸清了秦孝公急于称雄于世的心思，大讲富国强兵之道，秦孝公听得非常高兴。由于思想投机，两个人一连谈了几天也不觉得累。于是，商鞅得到秦孝公的赏识，开始受到重用。
商鞅向秦孝公建议，在秦国实行变法。秦国贵族认为侵犯了他们的利益，坚决反对变法，弄得秦孝公犹豫不决。一次，秦孝公召集大臣讨论变法时，商鞅说：“有独到见解、做法高明的人，总会受到世俗常人的讥笑和反对。愚笨的人在事情发生后还不知为什么，而聪明的人却能做出正确的预见。一般人不能和他去商量革新和创造，只能让他们坐享其成。做大事业的人，用不着跟一般人商量。只要能使国富民强，就不必按旧制度去办，也没有必要遵守老规矩。”秦孝公认为商鞅讲得有道理。
可是，贵族甘龙却认为商鞅讲得不对，他说：“圣贤之人是不用改变民众的习俗来推行教化的，明智的人是不改变原来的制度来治理国家的。依据旧制度治理国家，官吏熟悉，百姓安定。不按老规矩办事，天下的人就会议论纷纷。”他要秦孝公仔细考虑，不可轻举妄动。商鞅立即反驳说：“一般的人安于现状，书呆子只会墨守成规。让这两种人做官，只能是照章办事，无所作为。三代不同礼，都成了王业；五霸不同法，也都成了霸业。聪明人立法，愚笨的人只能受法的管制；贤明人根据情况变更礼俗，不贤之人只能受礼俗的约束。”商鞅要秦孝公坚定变法的信心。另一贵族杜挚也反对变法，他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必变法；没有十倍的功效，不用更换旧的东西。遵守旧法没有错，依照旧礼不会出偏差。”希望秦孝公维持现状，不必变法。商鞅毫不妥协地说：“古代的制度多了，应该效法哪一种呢？时代不同了，治理国家不能只按一种办法行事。违反古代制度的，不一定受到非议，因循旧制的也不值得赞扬。”孝公听了商鞅滔滔不绝的雄辩，大加赞扬，并深有省悟地说：“鄙野小巷的人少见多怪，孤陋寡闻的夫子才喜欢无谓的争论。愚人高兴的，正是明智人感到可怜的；狂妄人称快的，正是贤能人所担心的。拘泥于世俗的那一套议论，我不再想听了。”于是，秦孝公支持商鞅的变法了。这场舌战，以杜挚、甘龙为代表的守旧派失败了，坚定了秦孝公变法的决心。前359年任左庶长，开始变法，后升为大良造。
南门立木
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就先叫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下命令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的，就赏十两金子。”不一会儿，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有的说：“这大概是左庶长成心开玩笑吧。”大伙儿你瞧我，我瞧你，就是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黄澄澄的金子。这件事立即传开了，一下子轰动了秦国。老百姓说：“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
商鞅为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要求，从其“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论点出发，强调教育改革，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是重农战，要富国强兵就必须进行法制宣传，培养法治人才。商鞅抨击了提倡以诗、书、礼、乐为教育内容的儒家，主张“燔诗书而明法令”，要用鼓励耕战为内容的法治教育代替“先王之教”；认为法治是德治的基础，法令必须“明白易知”；应以法官为师，给民众解释法令，使“万民皆知所辟就”，把教育作为宣传法制和培养法治人才的工具。商鞅的著作《商君书》传世。
商鞅变法
商鞅从公元前356年至前350年，大规模地推行过两次变法。第一次是秦孝公六年（前356年）公布的，主要内容是：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规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国家直接掌握全国的户口数，以便于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其他家必须告发，不然就要一同受罚；告发人和杀敌者一样受奖，赐爵一级。
二、奖励军功，禁止私斗。新法规定：凡有军功者，均可得到赐爵、赐地、赐官等奖赏。与奖励军功相联系，对秦的爵制加以整顿，规定了爵位的20个等级。宗室（国君的亲属）没有军功的，也不得享受特权，对田宅、臣妾都有明确的规定。这无非是鼓励人们为秦国的封建政权而勇敢作战。与此同时，商鞅变法还规定了禁止私斗。所谓私斗，并不是指一般人打架，而是指“邑斗”。“邑”是指一般的城镇，为奴隶主所占有。当时奴隶主之间为了争夺土地、财产，经常发生争斗。新法规定不准私斗，违犯者按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的处罚。其目的是在于削弱奴隶主的势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
三、鼓励耕织，发展封建经济。新法规定：凡是一家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子就必须分家，否则就要加倍纳税；凡多打粮食和多织布的人，可以免除劳役和赋税；凡因经商及懒惰而贫困的，其全家则沦为官府的奴隶。
四、制定严厉的法令。商鞅以严厉的法令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法令制定的原则是“轻罪重刑”，即使犯了很轻的“罪”，也要处以极重的刑罚。据说连“弃灰于道者”（把灰倒在路上），也要处以黥刑（黥刑是古代的一种肉刑，用刀刺刻额颊等处，再涂上墨）。当时，秦国的太子犯了法。商鞅对秦孝公说：“国家的法令必须上下一律遵守。要是上头的人不能遵守，下面的人就不信任朝廷了。太子犯法，他的师傅应当受罚。”结果，商鞅把太子的两个师傅公子虚和公孙贾都治了罪，一个割掉了鼻子，一个在脸上刺上字。这一来，一些贵族、大臣都不敢触犯新法了。商鞅也因变法有功，封与商地15个邑。
为了进一步保护封建制，秦孝公十二年（前350年），商鞅又颁布了加速封建改革的法令：
一、普遍实行县制。商鞅变法前，只是在个别地区设立县。新法规定：全国普遍推广县制，把过去奴隶制的邑、聚等组织都合并为县。每县设立县令和县丞，这是地方行政长官。从此以后，县就成为封建地方政权的基本组织形式。这些官吏领取俸禄，由国君任免，与奴隶社会的世卿世禄制不同，它更有利于维护中央集权。
二、开阡陌（纵横道路）封疆（田界），承认土地私有。商鞅下令把过去国有土地上的纵横道路和田界清除掉，鼓励农民开垦荒地，承认土地私有，允许买卖。这样就以法律的形式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肯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措施对封建制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三、统一度量衡。统一的办法是：规定全国的度量衡都必须统一进位制度，即把升、斗、丈、尺作统一规定；制造统一的标准度量衡器，发到全国各地。其目的自然是为了加强对人民的剥削，但是，这种统一对当时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也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在这次变法期间，秦国迁都咸阳。咸阳北靠高原，南临渭河，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特别是通往函谷关，这对秦向东方发展极为有利。迁都咸阳，十分清楚地反映了秦国地主阶级要向更大规模发展的雄心壮志。
商鞅变法，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而且也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封建统治。这样过了十年，秦国果然越来越富强，周天子打发使者送祭肉给秦孝公，封他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
长期以来，魏对秦的威胁最大。因为魏当时是战国七雄中的头号强国，而秦国力量较弱，黄河以西大片土地一直在魏国的控制之下。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兵强马壮，准备收复失地。秦孝公二十年（前340年），齐、赵两国又一次向魏进攻，魏国形势危急。商鞅认为这正是一个好机会，便率兵攻打魏国。魏国派公子昂为将，领兵抵抗秦军。以秦、魏当时的兵力而论，秦国想迅速取胜，还是困难很大的。于是，商鞅给公子昂写了一封信，叙谈在魏国的旧情，愿意罢兵和好，并约公子昂前来饮酒。魏国正处在几面受敌的境地，对于商鞅的邀请，公子昂深信不疑，前去会面。会面之后，正当饮酒时，早已埋伏好的秦兵一拥而上，将公子昂抓起来了。秦军趁势打败了魏军，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魏国对外连年作战，国内空虚，只好把黄河以西大部分土地割给秦国讲和，把国都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魏惠王想起公孙痤病重时向他推荐商鞅为相之事，十分后悔地说：“我真恨我自己当初为什么不听公孙痤的话！”
车裂而死
商鞅推行变法取得了重大成就，同时，也因镇压贵族势力的反抗，积怨甚多，加之他在秦孝公病重期间，掌握秦国军政大权，独断专行，使秦国内部权力之争激化。其时，有一个名叫赵良的人，就代表贵族集团去见商鞅。开始时，赵良劝说商鞅让位，后来又劝商鞅取消残酷的刑罚，最后威胁商鞅，说他不遵守旧制，早晚要失败的。他还说：“孝公一旦死后，秦国想收拾你的人难道还少吗？你的末日快到了！”商鞅对于这种处境，自己也很害怕，每次出门，都要有武装卫士的保卫。后来，秦孝公病重，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孝公病重时，曾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商鞅没有接受。孝公二十二年（前338年），秦孝公死了，太子驷即位，史称秦惠文王。公子虔诬告商鞅密谋反叛，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商鞅立即逃跑。
当他在路上要求住店时，因没有任何凭证，店主不敢收留，并对他说，这是“商君之法”的规定。商鞅没有办法，又跑到魏国，魏国对他早已恨之入骨，他只好回到自己在秦国的封地商邑。他组织了一些人马，准备抵抗秦军，但寡不敌众，被惠文王的军队抓获。惠文王以残酷的刑法“车裂”，把商鞅处死。
秦惠文王及公子虔等杀死商鞅，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的矛盾，并不是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因此，商鞅死后，秦国的改革并未停止，封建制继续发展，并不断地得到加强。
春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改革旧的制度，改变旧的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一切旧的上层建筑，这是时代的潮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商鞅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敢于蔑视传统的势力和旧的习俗，积极投身于这场封建制改革运动之中，并使封建制度在秦国取得胜利，其历史功绩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商鞅变法的成功，除了客观条件之外，还表现在：
首先，商鞅有创新的精神。商鞅从小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但他在秦国主持变法时，并不是完全照搬李悝的主张，而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的。如耕战政策，当时许多政治家都在各个诸侯国实行过，然而只有秦国的效果特别显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商鞅能够从秦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奖励军功等一系列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因此，改革很有成效。据《史记》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10年之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