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得了冀州，踌躇满志地问别驾从事沮授说：“如今贼臣作乱，朝廷西迁，我袁家世代受宠，我决心竭尽全力兴复汉室。然而，齐桓公如果没有管仲就不能成为霸主，勾践没有范蠡也不能保住越国。我想与卿同心戮力，共安社稷，不知卿有什么妙策？”沮授原任韩馥别驾，颇有谋略，袁绍使居原职。他回答说：“将军年少入朝，就扬名海内。废立之际，能发扬忠义；单骑出走，使董卓惊恐。渡河北上，则渤海从命；拥一郡之卒，而聚冀州之众。威声越过河朔，名望重于天下！如今将军如首先兴军东讨，可以定青州黄巾；还讨黑山，可以消灭张燕。然后回师北征，平公孙瓒；震慑戎狄，降服匈奴。您就可拥有黄河以北的四州之地，因之收揽英雄之才，集合百万大军，迎皇上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阳。以此号令天下，诛讨未服，谁抵御得了？”袁绍听了，眉开眼笑地说：“这正是我的心愿啊！”随即加封沮授为奋威将军，使他监护诸将。沮授的这番话，充满了肉麻的阿谀之词，博得袁绍笑逐颜开，也得到升官发财的酬劳。不过，他主张迎汉献帝，挟天子以号令天下，确为有识之见。如果后来袁绍能照着做，日子肯定会好过得多。但是，袁绍原来就反对立汉献帝，他所谓“兴复汉室”不过是遮人耳目的高调罢了。
袁绍又用田丰为别驾、审配为治中，这两人比较正直，但在韩馥部下却郁郁不得志。此外，袁绍还用许攸、逢纪、荀谌等人为谋士。但是，袁绍没有什么政治才能，他在冀州“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治中审配的家族，竟然藏匿罪犯。正如曹操指出的那样“欲望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岂可得邪”！
官渡兵败
建安四年（199年）初，袁绍称帝不成，便决定驱使十万精锐步兵和一万骑兵夺取许都，把汉献帝从曹操手里抢过来。他任命审配、逢纪主持军事，田丰、荀谌、许攸充当谋士，颜良、文丑担任将帅，积极准备南下。当时，袁绍部下意见纷纭，监军沮授说：“近年来讨伐公孙瓒，连年兴兵，百姓疲惫不堪，仓库没有积蓄，赋役也十分沉重，这些都是令人忧虑的。现在我们不如先派使者给朝廷送上平定公孙瓒的捷报，并抓紧发展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赋役负担。如果捷报不能上达天子，那么我们可以上表谴责曹操封锁我们与朝廷的联系，那时就能出师黎阳，经略河南。我们还应该多造船只，修缮器械，派遣精骑，几路骚扰曹操的边境，使他们不得安宁。如此以逸待劳，在三年之内，就可不劳而定。”
但是，郭图、审配却极力主张迅速出兵，他们说：“按照兵法，兵力超过敌人十倍以上者可以包围敌人，超过敌人五倍就可以进攻，而兵力相当，则可决战。现在有明公的英明勇武，集结河朔的强兵，以此讨伐曹操，实在易如反掌。如果不乘机攻取，以后就难办了。”沮授又说：“救乱除暴，称为义兵；恃众凭强，称为骄兵。义兵所向无敌，骄兵必先灭亡。曹操奉迎天子在许都建立宫室，如今我们举兵南向，是违背道义的。况且最重要的在于正确决策，而不在力量强弱。曹操法令畅行无阻，士卒都训练有素，不像公孙瓒那样坐受围困。如果我们不采取稳妥的办法，相反兴起无名之师，未免太使人担心了。”郭图、审配针锋相对地说：“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尚且不能说不义，何况征讨曹操，怎么说师出无名？明公将士精勇，人人争先，此时不能早定大业，是所谓‘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这正是越国之所以称霸，吴国之所以灭亡的缘故。监军的意见乃只求稳妥，不知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呀！”
袁绍自恃地广兵强粮足，根本听不进沮授的忠告。郭图等人又在背后进谗言说：“沮授监统内外兵众，威震三军，倘若他的势力逐渐加强，怎么控制得了！臣下服从主人才能昌盛，主上服从臣下就会灭亡，这是黄石公在《三略》中所告诫的。统兵在外的将领，不宜让他参知内政。”因此，袁绍把沮授统领的军队分成三部，其中两部分分别交给郭图和淳于琼。
九月，曹操分兵把守官渡，准备抗击袁军。袁绍企图联合张绣和刘表对曹操进行夹击。他派使者到穰城联络张绣，还特意给张绣的谋士贾诩捎信结好。张绣打算应允，还没有说话，贾诩在一旁先开口了。他说：“请你回去转告袁本初，兄弟都不能相容，怎么容得了天下的国士呢？”使者怏怏而回。不久，张绣率众投降曹操。袁绍又派人到刘表处求援，刘表假惺惺答应了，实际上按兵不动，对袁曹之争斗只打算作壁上观。张、刘的态度使袁绍迟迟没有动手。
建安五年（200年）元月，刘备杀徐州刺史车胄，背叛曹操，策应袁绍。曹操为消弭后患，领兵攻打刘备。此时，田丰对袁绍说：“曹操东击刘备，一时不容易罢兵，明公如能举兵袭击他的后方，一定可以一往而胜。”但袁绍却说孩子有病，田丰气冲冲地退了出来，边走边用拐杖狠狠敲着地面，说：“完了，没有希望了！千载难逢的时机，因为孩子有病就丢掉，可惜啊！”袁绍听说以后，恼羞成怒，从此疏远田丰。
待曹操击败刘备，还军官渡之后，袁绍才匆促决定出兵。田丰认为战机已失，再次进谏说：“曹操既然打败了刘备，现在许昌不再是空虚的了。而且曹操善于用兵，变化无常，兵众虽少，也不能等闲视之，所以不如作持久之计。将军据有山河之固，拥有四州之众，外结英雄，内修农战。然后选拔精锐，分为奇兵，速速打击敌人势力薄弱的地区。他救右则击左，救左则击右，使敌人疲于奔命，百姓不得安居乐业。这样，我方还没疲劳，敌方已经困乏。不出三年，可以安坐而战胜它。如今放弃必胜的策略，以一战决定成败，倘若不能如愿，悔之晚矣！”袁绍不仅不听田丰的劝告，而且积前后之怨，加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把田丰拘押起来。
二月，袁绍发布讨伐曹操檄文，指控曹操“豺狼野心，潜包祸谋，乃欲挠折栋梁，孤弱汉室，除忠害良，专为枭雄”。他派颜良包围白马，自己率领大军抵黎阳。四月，曹操声东击西，北救白马之围，斩杀颜良，迁徙民众撤向官渡。袁绍依仗自己人多势众，准备挥师渡河，追赶曹军。因为屡谏而被嫌弃的沮授，这时又站出来劝阻说：“战争胜负变化莫测，不能不周密计划。大军应当留屯延津，另分兵进攻官渡。如能攻克，再迎大军也不迟，否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袁绍不从。沮授在大军即将渡河的时候叹息：“在上者骄傲，在下者贪功，悠悠黄河，我还能渡回来吗？”他推托身体有病，不愿过河。袁绍非常气恼，强迫沮授随军渡河，而把他所部军队割属郭图。
袁绍渡河后，驻屯在延津南面。他派出刘备、文丑挑战，被曹军打败，大将文丑被斩。再战，又折两员战将和许多人马，袁军中大为震恐。曹军退还官渡后，袁军集结在阳武。沮授忍无可忍，又对袁绍说：“北军人多，但英勇善战不如南军；南军粮少，物资储备不如北军。南军利于速战，北军利于缓兵。所以我军应打持久战，拖延时日。”袁绍仍然不从，他命令部队逐渐逼近官渡，紧靠曹军扎营，军营东西绵延数十里。
九月，两军会战，曹军失利，躲进营垒中坚壁不出。袁绍修筑壁楼，堆起土山，从高处发箭射击曹营。箭如雨下，曹营中的将士只得蒙着盾牌走路。但壁楼、土山不久就被曹军的“霹雳车”轰毁了。袁绍又暗凿通往曹营的地道，曹军则在营中挖掘长沟进行防御。袁军的运粮车还遭到曹军的袭击。
两军相持了一百多天，河南老百姓困苦不堪，很多人背叛曹军，响应袁军。然而，这种有利于袁绍的形势却突然急转直下。这时，袁绍派淳于琼带领万余人北迎运粮车，沮授特意提醒说：“可增派蒋奇领一支人马在淳于琼外侧，以防止曹操偷袭。”而谋士许攸则提出乘曹操倾军而出，轻骑奔袭许都的建议。然而，刚愎自用的袁绍竟听不进分毫，无所动作。事有凑巧，在邺城的许攸家族中有人犯法，被留守的审配抓进监狱。许攸大为不满，于是投奔曹操。在许攸的谋划下，曹操亲自领兵赴乌巢，袭击淳于琼。当曹操奔袭乌巢之时，袁军部将张郃主张救淳于琼，他对袁绍说：“曹操亲自出马，必然得手，那么事情就无可挽回了。”郭图却别出心裁地说：“不如现在发兵去进攻曹军大营。”袁绍认为郭图说得对，只要攻拔曹营，曹操就无家可归了。于是派高览、张郃率领重兵攻击曹营，而只派一支轻骑救援乌巢。高览、张郃攻营不下，乌巢大败的消息却已经传来了，二将无心恋战，竟自向曹军投降。袁绍全军大乱，一下子全垮了。慌忙之中，袁绍及长子袁谭各单骑逃遁，直奔黄河渡口。随后又逃来一群骑兵，约有八百骑，渡河至黎阳北岸。这一仗袁绍损失七八万人，武器、辎重、图书、珍宝无数。当他跌跌撞撞走进部下蒋义渠营帐中时，握着蒋的手，无比伤感地说：“我把自己的脑袋都交给你了。”
袁、曹双方逐鹿于大河南北，袁绍占据兵精粮足的冀州。所谓“带甲百万，谷支十年”，或许有些夸张，但当四战之地的河南遭受严重破坏时，冀州相对是比较富足的。从袁绍提十万大军南下、粮草又源源不绝地起运的情况看，优势显然在袁绍方面。况且袁绍手下的文臣武将，如田丰、沮授、许攸等人，也都称得上足智多谋的人才。然而袁绍却在官渡一败涂地，众叛亲离，并从此一蹶不振。
官渡兵败后，有人对田丰说：“你必将受重用了。”田丰平静地回答说：“如出兵打胜了，我一定能够安全；如今兵败，我必死无疑。”果然，袁绍回到邺城，说：“我当初不听田丰之言，今天真的要让他笑话了。”于是下令杀了他。
不久，袁绍发病，死于建安七年（202年）夏天。
袁绍之子袁谭、袁尚在袁绍死后争权相攻，被曹操各个击破。建安十年（205年），袁谭被杀，袁尚与二兄袁熙逃亡辽西乌丸。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定乌丸，袁尚、袁熙败走辽东，被公孙康所杀。
蔡伦
蔡伦（61年~121年），字敬仲，东汉桂阳郡（今湖南耒阳市）人。东汉明帝刘庄年末，开始在宫掖做事。到汉和帝刘肇即位时，他做了皇帝的侍从宫官，传达诏令，掌管文书，参与军政机密大事。蔡伦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家，造纸术的发明者。
蔡伦很有才学，敦厚慎重，曾多次“直谏皇帝，指出其过失”。后加位尚方令，在汉和帝年间，掌管皇宫用的刀、剑等器械，这些器械无不精密、坚固，为后世所效仿。
在没有发明纸以前，古代人民利用石头、砖头、树叶、树皮、蜡板、铜、铅、麻布和兽皮、羊皮等等，把文字记录下来。在我国商朝时，人们把文字一笔一画地刻到龟甲和牛、羊、猪等动物的肩胛骨上；随后，人们又用规格相同的木片（又称简）和竹片（又称牍）来书写文章。以后，还出现了用丝织品缣帛为纸来书写的办法。
后来，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竹简、缣帛越来越不适应书写的需要。为了制造一种比较理想的书写材料，蔡伦认真总结了西汉以来人们为麻贡纤维造纸的经验，并深入到民间进行查访。他在前人利用废丝绵造纸的基础上，采用树皮、麻头、破布、废鱼网为原料，成功地制造了一种既轻便又经济的纸张，总结出一套较为完善的造纸方法。蔡伦发明用成本低廉、来源丰富的原料代替珍贵稀少的蚕丝的造纸法，使造纸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
公元105年，蔡伦将造成的纸张献给朝廷，受到和帝的赞扬。从此，人们都用这种纸，并在全国通称蔡伦造的纸为“蔡侯纸”。
安帝年间，和帝的皇后邓太后因蔡伦久待宫中，封他为龙亭侯。以后，蔡伦在长乐宫中专管皇帝的车马事。公元118年，皇帝见经传文章多不正规，就命刘珍和良史校订经文经书中的谬误，指定蔡伦监管他们的工作。
公元120年，蔡伦曾受窦后（汉章帝刘炟后）的授意，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太后死后，安帝亲自处理政务，命令蔡伦自己到廷尉处接受处罚。蔡伦蒙受耻辱，遂洗净身体整戴衣冠，自杀而死。
蔡伦的这段生平摘自被后人视为正史的《后汉书》，《后汉书》上的记载成了后人了解研究蔡伦的主要依据。然而《后汉书》是在蔡伦死后由南朝史学家范晔编撰的，相距300多年了，记载是否准确，后人有些怀疑。通过进一步研究，了解到范晔等编写的《后汉书》其大部分原始史料来自刘珍主编的《东观汉记》，其中蔡伦传是蔡伦死后30年，东汉桓帝命史官曹寿、延笃为蔡伦立传，收于《东汉观记》。看来这段记载还是可信的。
在蔡伦的故乡，湖南省耒阳县城蔡子池畔有蔡侯祠，相传为蔡伦故宅。祠后还有蔡伦衣冠冢，冢前牌坊额上有郭沫若写的“蔡伦之墓”四个字。
从史书记载和现在考古的有关文章，都认为蔡伦是湖南耒阳人。但是从耒阳县现存的蔡伦墓冢来看，比运城市现存的的蔡伦墓冢要小一倍。同时各种文献证明耒阳县只是蔡伦衣冠冢，不是他的葬身之墓。这说明《解州全志》和《安邑县志》记载的“蔡伦寓居本县，卒葬于此”是完全可靠的。王范村的蔡伦墓，应是蔡伦的葬身之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