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在2003年8月新修订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指出：“对中国ODA的目的是贡献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的安全与繁荣。”“在国与国之间相互依赖关系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中国享受国际贸易的恩惠，在资源、能源、粮食等方面很大程度依赖于海外，中国将通过ODA为发展中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这对确保中国的安全与繁荣、增进国民利益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对增进与中国关系紧密的亚洲各国开展经济合作、活跃交流是必不可少的。”很明显，日本提供ODA的目的之一就在于为日本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稳定的、良好的周边环境。日本对华ODA，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使中国的潜在市场变为巨大的现实市场，这一点正是日本提供对华ODA的战略初衷。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特需已经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仅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日本对华ODA的战略目标已经得以充分实现。可以说，日本对华ODA的实施取得了对中日双方都有利的双赢结果。
2.20多年来，日元贷款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元贷款具有利率低、偿还期长等优点。不同项目、不同时期的年利率有所不同，一般在0.75%-2.2%之间，偿还时间为30年，且有10年的宽限时间-，这是任何民间商业银行贷款条件所不能相比的；同时，日元贷款也远远优于其他国家的政府贷款。按照经合组织(OECD)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AC)”的计算方法，日元贷款的“赠送因素（GE)”约为70%。20世纪90年代，日元贷款在中国基本建设投资中始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见表6-12)。日元贷款在中国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重，最高年份的1994年曾高达27%，直到1997年始终占25%左右。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日元贷款在中国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到1999年以后已下降到10%以下，到2001年仅占5.35%，2003年更下降到3.29%。
3.日元贷款根据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而调整项目选择方向20年多来，日元贷款援建项目的选择方向随着中国经济形势和发展需要而发生变化。20世纪80年代是以交通、能源等社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为主，近年来则以环境保护和援助内陆地区经济的平衡发展为主。如表6-13所示，1991年，日元贷款中投向环保领域和内陆地区的项目数分别为1件和9件，所占比例为4.5%和22.5%；而1999年分别达到14件和13件，所占比例分别上升为73.7%和68.4%；2004年绝大多数项目均投向环保领域。近年来，不仅日元贷款向环保领域和内陆地区倾斜，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也呈同样趋势。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日本政府资金援助对环保事业的倾斜有利于中国解决环保问题，同时，也可避免中国环境污染给日本带来的负面影响；援助资金向内陆地区的倾斜则有利于中国缩小地区差别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三）日本对华ODA存在的问题
日本对华ODA是一件对中日双方都带来利益的好事，但近年来却居然成为引发中日政治摩擦的“火种”。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日本加快“政治大国化”的步伐，其对华ODA政策中的政治色彩不断加深。如1995年，日本以中国核试验为由冻结了对华无偿援助；1996年，又以中国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演习为由，决定推迟对华日元贷款的磋商。近年来，日本右翼以及右翼媒体在对华日元贷款问题上大做文章，以中国经济增长率较高、军费大幅度增加以及中国也向外国提供政府援助等为理由，宣扬对中国的ODA应当“尽早毕业”，并大肆煽动反华舆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日本国内，日本对华ODA被说成是“日本政府利用国民的税金对中国进行的单方面援助”“中国利用ODA扩大军备，或者利用ODA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利用节省下的资金扩充军费”；“日本用ODA为自己制造了一个竞争对手”；“中国人知恩不报”等等，甚至出现了“中国的军车免费在接受ODA援建的高速公路上行驶”这样的荒谬说法。十分遗憾，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和许多媒体的恶意炒作，使日本对华ODA这一对中日两国带来双赢的好事变得伤痕累累，疮痍满目。日本每年在讨论对华ODA数额的时候，都会引起日本政界的一片喧嚣，ODA似乎成为日本制约中国的一种“利器”。
日方曾多次抱怨，中国对ODA的正面宣传不够。而事实上，日方对ODA的双赢效果，特别是给日本带来的战略利益也很少宣传。比如说，日元贷款尽管利息很低，很优惠，但它毕竟还是贷款，无论偿还期是30年还是40年，总是要付息还本的，是有代价的，因此它不能完全等同于“无偿援助”。倘若日方媒体多做一些这样的客观报道，也不至于引起日本国民的疑惑和误解。
实际上，ODA与中国的军费问题毫无相干。中国人民爱好和平，近代以来从没有侵略他国的历史，而且中国现时的军费也不高，仅为美国的7%，日本的60%左右，但却要守卫大于日本25倍的疆土。至于指责“中国的军车免费在接受ODA援建的高速公路上行驶”，这未免有些滑稽。军车免费在高速公路通行，几乎是国际惯例，就因为日本帮助中国修建了一些高速公路，中国的军车就只能走普通道路，而中国的高速公路上就应当挂上“军车禁入”的招牌么？关于感谢问题，也并非像日方指责的那样。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的传统美德。作为受援国的中国确实应当感谢日本，而且中国最高领导人也多次在不同场合对日本表示过谢意，许多有良知的日本学者就曾经说过：“有些日本人批评中国对日本提供的ODA不感谢，那么中国放弃战争赔款，日本向中国感谢了么？”日本对华ODA本来是中日友好的象征和结晶，其结果竟成为中日间的“敏感问题”，使援助国日本和受援国中国的双方政府都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目前日本对华ODA的战略目标得到基本实现，这恐怕是其想要停止对华援助的主要原因。将中国的潜在市场变为现实市场，扩大对华贸易和投资，帮助其民间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是日本对华ODA的重要战略目标。2004年，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不断增加。即使不靠政府资金援助，民间企业也可以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进入中国市场。因此，日本欲将ODA的战略重点转向印度、西亚国家甚至非洲国家，也是不足为奇的。
中方对日本对华ODA的态度十分明确，卩如果继续合作下去当然更好，但如果近期内结束，中国也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力量使经济得到正常发展诚然，在中国最需要资金援助的时候，ODA的边际效用最大，可谓“雪中送炭”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ODA的边际效用已经越来越小，仅仅是“锦上添花”而已。特别是近年来，日元贷款每年都在减少，日元贷款在中国基本建设预算投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2003年以后所占比重已经微乎其微。若用美元计算迄今为止日本对华ODA的累积总量，约为300亿美元，而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已经逼近8000亿美元，居民个人存款余额已达14万亿人民币。即使日本立即结束对华ODA，其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将是微乎其微。
尽管如此，日本ODA对中国并非已毫无用处，比如说在投资回报率很低、非竞争性的节能、环保领域就大有用武之地。利用ODA加强中日两国在节能领域的合作，可以减少中国的能源消耗，缓解两国在能源领域的竞争，更可以减小对环境的负荷压力。作为2004年11月28日，小泉首相表示将结束对华ODA，李肇星外长就此表示：“没有日本援助，中国也行。”
中国的近邻，中国环境问题得到治理，日本也能直接受益。
ODA原本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履行的一种国际援助义务，当受援国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援助国就将停止援助，这是顺理成章之事。日本对华ODA也不例外。到应当结束之时，双方经过协商予以结束，这叫善始善终。中国总有一天要从日本ODA受援国地位“毕业”，但至少不应选择中日“政冷”的关头和“摩擦”的方式。
四“政冷经热”下中日经政关系的特点
众所周知，人们把2001-2006年的中日关系形容为“政冷经热”。尽管它并非一个十分严密的概念，但也大体反映了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密切相关，一般来说成正比关系，而经济关系毕竟是两国关系的物质基础。不可否认，前几年中日之间的“政冷”已影响到经济关系，并且已经出现局部的“经冷”现象，但是，中日关系的基本特点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政冷经热”仍是这几年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这一判断可由具体数据得到证实。笔者拟通过中日双方公布的1990-2004年15年的长期数据以及2001年小泉纯一郎首相上台后，中日间“政冷”现象凸现以来的中期数据(见表6-14)，对两国经贸关系加以综合考察。
(一)双边贸易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不断增加
1.日方统计数据
第一，日中贸易迅速增长。1990-2004年，日中贸易从2.6万亿日元增长到19万亿日元，增长7.3倍，年平均增长率达14.6%，远高于同期日本外贸3.6%的平均增长率i。2001-2004年的4年间，日中贸易从10.8万亿日元增至19万亿日元，增长76.3%。年平均增长率达21.2%，远高于同期日本外贸4.6%的平均增长率。
第二，日中贸易在日本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迅速提高。这一比例从1990年的3.5%上升到2001年的11.8%，2004年又上升到17.2%。2004年，中(含香港）日贸易额达到22万亿日元，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
第三，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在1990-2004年的15年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额超过3万亿日元。这一期间虽然出现过一些曲折，但平均增长率仍高达22.8%，而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为负3.5%。在2001-2004年的四年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直线上升，平均增长率高达46.3%，而同期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为负7.2%。2004年度，对华直接投资增长率同比高达38.2%，而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同比为6.3%的负增长。
第四，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这一比重从1990年度的0.6%上升为2001年度的4.5%，2004年度又上升为12.8%，2005年1-8月又上升至15%。跃居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位。
2.中方统计数据
第五，中日贸易额不断增加，2001年以来年年创新高。1990-2004年，中日贸易从129.3亿美元增长到1678.9亿美元，增长13.0倍，平均增长率达16.6%，略低于同期中国外贸17.4%的平均增长率。中日贸易2001年为877.5亿美元，2002年突破1000亿美元，2003年突破1300亿美元，2004年又达到1679亿美元，2005年直逼2000亿美元大关，可谓年年创新高。
第六，中日贸易在中国外贸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这一比重从1990年的11.2%上升到1996年20.7%。此后，由于中国外贸增长高于对日贸易增长，该比重呈下降趋势，到2004年降至14.5%。第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曲折，但基本呈上升趋势。日本直是最主要的对华投资国之一。在1990-2004年的15年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到位资金累计达443.5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仍高达23.7%，略低于同期中国引进外资27.7%的平均增长率。但在2001-2004年的四年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8.4%，远高于同期中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10.6%的平均增长率。2004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实际到位资金达到54.5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低于韩国，但高于美国和欧盟。
第八，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中国吸引对外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虽有波动，但基本稳定。这一比重1990年为14.6%，1994年骤降为4.8%，1995年恢复到8.3%，此后小有波动，但基本保持在8%-9%之间。2003年恢复到8.7%。2004年占同期中国吸引外资累计总额5449亿美元的8.1%。
(二）中日经贸合作的质量不断提高
1.中国对日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20世纪70年代的中日双边贸易是典型的垂直分工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中国以原油、煤炭等能源和农副产品等初级产品换取日本的机械设备和金属制品。80年代中期稍有好转，但并未发生显着变化。1985年，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以矿物性燃料为主的初级产品仍在74%左右。而进入90年代以后变化很大，1997年与1985年恰好发生逆转。初级产品降为22.5%，而工业制品上升到77.5%，到2004年，工业制品进一步上升到85%以上。中国对日出口产品中工业制品比重的上升标志着双边贸易正在向水平分工型贸易方向演变。
2.中日在生产领域分工合作进展也非常迅速
这种进展不仅体现于数量上的变化，也体现于质量上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加工贸易为主，90年代开始向电器、电子和机械行业发展，现在又扩展到信息通信产业和汽车产业。而且在经营方式和投资类型上也发生重大变化。从经营方式看，从“合资时代”转变为以设立日本独资企业为主导并且开始建立投资公司(地区性统括公司）的“企业集团经营时代”；从投资类型上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开始向生产以外的研究开发、国内销售、售后服务等全方位方向发展，即“占领市场型”投资。
3.近年来，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对日直接投资开始起步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日直接投资尽管其数量仍很有限，2003年度为3亿日元，但增长速度很快，2004年度即上升为9亿日元。
(三）中日经贸关系局部降温有一定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