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日间围绕历史、台湾及领土与海域问题的政治摩擦迭起，潜减着从根本上动摇中日关系基础的危险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右翼强硬势力不断尝试突破中日关系的“1972年共识体制”，其矛头直指两国关于历史、台湾及领土与海域问题的原则共识。特别是小泉内阁的对华政策，集中代表了欲修正1972年以来中日关系基本框架的所谓“新战略派”路线。
在历史问题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五年参拜了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导致中日首脑互访持续中断。1985年8月15日，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曾率领其全体阁僚正式集体参拜靖国神社，首次引发了与亚洲邻国间的外交危机，并在各国的强烈抗议下停止了参拜。时隔11年的1996年7月29日，桥本龙太郎首相再次上演了参拜——遭到抗议——停止参拜的一幕。2001年以来，小泉首相不顾深受日本侵略的东亚邻国的强烈抗议，一再坚持“参拜”，开创了中日复交以来罕见的恶劣先例。作为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行为关系到日本如何对待那场侵略战争、如何对待受害国人民感情、如何设计日本未来战略走向等大是大非问题。
在台湾问题上，近年来日本亲台势力不断推动日台关系升格化进程，对“台独”势力给予鼓舞、声援和协作。2005年2月19日，日美外交、防务负责人“2+2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竟把“台湾问题”作为共同关心事项。同年4月29日，町村信孝外相在纽约竟称：“(台湾问题)本来就是《日美安全条约》的对象。迄今为止的日本对台湾政策全然没有变化。”这是全面颠覆1972年大平外相发言精神和1978年圆田外相发言精神的言论，是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日本外相首次提出日本仍在坚持中日复交前的干预台湾政策，这不能不说是日本对华政策向岸信介内阁时期的“远东条款”和佐藤荣作内阁时期的“台湾条款”的倒退。可见，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干预手法开始由1996年提出“周边事态”概念以来的“模糊化”日益转向“清晰化”。
在安全问题上，日本自2004年以来加大了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力度。如发表“中国攻击日本的三种可能性”；由首相、阁僚数十次出面游说欧盟不要解除对华军售禁令；由防卫厅长官在东南亚兜售“中国威胁论”；在2004年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和2005年版《国防白皮书》里继续写进“中国威胁论”的内容等。2005年12月22日，麻生太郎外相作为小泉内阁阁僚首次公开宣称中国“正在成为威胁”。与此相辅相成，日本的安全战略和军事体制进一步加快了由“专守防卫”向“日美军事一体化”、“海外军事干预型”转变的步伐。
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从过去打“民间牌”、纵容右翼团体登岛制造“实效控制”既成事实，转向由政府直接出面“租用”岛屿、把右翼团体建造的灯塔“收归国有”，企图以此进一步强化“实效控制”。
日本的一系列举动，从根本上动摇着中日关系政治基础，使其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震荡期。
5.中日两国新生代的崛起、大众参与度的提高、舆论多元化趋势，使中日关系面临更为复杂的互动局面20世纪末期以来，随着人际交往的迅速扩大和信息传播手段的迅猛发达，两国的民众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大，使得中日关系变得更为复杂，愈益难以驾驭。一方面，中日两国的人们有了更多的直接了解对方的机会和手段；另一方面，在这相互接触猛然增多的初始阶段，双方都从“通过望远镜看对方”过渡到“通过显微镜看对方”，对对方的优点和缺点都看得日益清晰。在“好的方面不说也跑不了”、“负面消息更容易成为新闻”等规律的作用下，相互间负面印象反而增强，矛盾和差异更加突出，感情对立更趋升级。
近年来，中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对日感情急剧恶化，其主要原因就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历史翻案运动的不满和愤怒。中日复交时，双方对历史问题采取了高层决断、政治解决的方式，而把民众的感情问题和个人战争受害问题搁置起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完全无视中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巨大忍让、克制和宽容，反倒高呼“摆脱赎罪意识”，率先向1972年对日本侵略罪行宽大处理的方式发起了挑战。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被激怒的中国民众开始忍无可忍地发起了反击，双方从截然相反的方向都对1972年形成的政治框架提出了质疑。
除了两国互动因素以外，中国对日舆论的变化也源于以下两方面的国内原因。
一是对日舆论的形成。1972年时，中国不存在如今这样的社会舆论的形成机制、环境和条件，社会对日舆论在政府对日政策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现代化、岗位民营化、生活富裕化、言论多元化、手段信息化等巨大变化，据《中国报业发展报告2005》（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公布，2004年中国出版的日报种类已占全球日报总量的14.5%，世界每7种日报中，就有一种出自中国；日报平均期印量逼近1亿大关，居世界第一位。据新华社2005年12月19日报道，2004年底，中国手机用户已接近4亿户，固定电话用户超过3.5亿户。
使中国民众越来越容易地得到外部信息并向外部表达自己的意见，民众的参政意识日益提高，其中很大一部分精力集中到了国际问题上。而在小泉不断“参拜”等动向的刺激下，其中的绝大多数精力又集中到了日本问题上，终于形成了“人人关注日本问题”、“全民参与对日政策讨论”的壮观局面。
二是决策与民意的互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结构，政府对社会的职能由直接管理日益转向间接调控，政府决策与民意的互动成分日渐增大。这一变化在对日问题上的表现是：中国民众的对日反应日益大众化、组织化，其对中国对日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大。2003年，中国民众发动了网上签名活动，反对日本获得中国京沪高速铁路建设项目、2005年春季，中国民众开展了网上和街头签名运动，抗议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和反对日本“入常”，继而一些城市发生了涉日游行。这次的涉日游行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涉日游行相比具有显着区别：（1)其主体不再是学生，而是通常被视为“小资”的白领中产阶层；其重点不再局限于北方，而是向上海、广东等通常被认为“不太过问政治”的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扩展。
总之，中日舆论与感情因素相互作用的密切化和复杂化，正在对两国政府间的互动方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21世纪初中日相互作用的新趋势
如同任何双边关系一样，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主要受到国际环境、双方国内条件以及两国相互作用这三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中，两国的国力对比、利益结构、心理因素、相互政策等因素构成中日关系的内因，而国际环境则构成其外因。
国力对比和利益结构是中日关系的物质基础，前者决定两者中何者具有影响对方的更大能力与手段，后者则是决定双方相互依存或竞争程度的重要因素。
这里所说的心理因素，指中日双方对对方的非理性层面上的、广义上的心理倾向，包括民族感情、文化心理、价值取向、潜在意识等方面的基本倾向。
相互政策是指中日两国基于特定的国力对比和利益结构，在一定的心理倾向引导下而形成的对对方的政策。中日相互政策是其他各种基本条件上升到两国意志层面的最终产物和结果，因而是规定两国关系发展方向的最重要因素。两国间最高层次的相互政策就是中国的对日战略和日本的对华战略。
如果把中日关系放到由历史的纵坐标和现实的横坐标构成的坐标系中加以考察，就可以把握到其国力对比、利益结构、心理因素、相互政策的总体演变轨迹及每一时期的不同内涵。
先看历史的纵坐标。如果以现在为圆心，从历史的观点看，中日关系经历了五种由大到小的同心圆式的历史（1)2000年的古代交往史，其基本特征是中强日弱、日本学习中国、中国向日本传输先进文化；(2)150年的近现代史，其基本特征是日强中弱，先是中国学习日本、后是日本侵略中国，再往后中国取得抗战胜利；（3)战后60年，分为受制于冷战格局的前20多年和邦交正常化后的30余年：(4)复交以来30余年，分为20年的“历史上最好时期”或“蜜月期”和10余年的重新调整期；（5)冷战后15年，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结构性调整期。
再看现实的横坐标。中日关系是由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等四大领域的交往关系构成的一个整体。在1945年之前战争期和1972年之前的政治隔绝期，政治与安全关系占据了中日关系的绝对主要部分，经济与文化关系退居次要地位。在1972年以后的和平友好时期，政治与安全关系相对地退居背景地位，经济关系上升为两国交往的主要领域，文化关系的地位逐年上升。当各领域交流得到全面发展，相互依存已发展到相当深的程度时，其中一个领域的变化，既对其他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又不能完全决定或替代其他领域。
21世纪初中日关系的基本特征，是上述五种同心圆历史时期和四大领域的中日双边互动的积淀与记忆的综合反映。
目前，中日关系在国力、心理、利益、政策等方面表现出了新的特征，其总和便构成了未来10-15年期间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条件。
(一)中日综合国力日趋均衡
从国力对比演变的观点看，一部漫长的古代史是“中强日弱”的历史，而百余年的近现代史则是“日强中弱”的历史。
二战后20年间，中国的政治大国化和日本的经济大国化成为两国发展的基本特征。新中国以其独特的对外战略在国际体系中确立了政治大国地位，日本从战败的废墟上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中日间形成了在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强项各异的不对称国力对比结构。
1972年的中日复交，为两国克服美苏两极冷战格局的制约而相对地由其自身来塑造相互关系打开了大门。1978年以后，中国在邓小平的引领下走上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为其改变近代以来的经济贫弱状况铺平了道路。1983年，时任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提出了成为“政治大国”目标，标志着日本的国家战略重心由“经济中心主义”转向致力于摆脱“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状态的“政治中心主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大国化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同时出现了加速双向交叉发展的势头。从历史的长河看，中日关系经历了“中强日弱”、“日强中弱”两种形态以后，如今正首次出现中日国力对比走向均衡，即“中日两强”形态的趋势。
目前，日本的经济实力依然远大于中国。2006年折算为美元的中日GDP之比约为1：1.81o但这一对比1990年曾为1：10，战后日元曾长期保持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固定汇率，但经过20世纪1971年“尼克松冲击”以后、1985年发达国家财长会议“广场协议”以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三波升值，1995年4月19日的峰值曾达1美元兑换79.75日元。这意味着以美元折算的日本国力靠日元升值增大了4倍以上。同理，如果将来人民币升值，以美元折算的中国“国力”也将水涨船高。
1995年为1：5。可见，中国在过去的10年间正在缩小与日本的差距，并出现了在不远的将来在经济规模上赶超日本、在经济质量上进一步缩小与日本差距的趋势。如果以“购买力评价法”(PPP)计算，现阶段中日国力差距则要比上述数值小得多。
在目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将依然保持数量对质量的基本形态，即中国很有可能在经济规模上赶上和超过日本，但在人均GDP、总体技术水平、平均生活质量等方面仍将在长时期内落后于日本。中国的经济大国化趋势和日本的政治大国化趋势都尚未达到促成中日“现实均衡“的地步。在现阶段，中日国力均衡只是一种正在和可能实现的趋势、即一种“心理预期均衡”。
但是，从国际政治和相互影响的角度看，中国正快速摆脱百年的贫弱状态，心态日益自信；日本则处于百年经济优势地位和心理优越感崩溃的时期，心态日趋焦躁。这一态势确实对中日关系产生着很大影响。这一点已成为考察21世纪前20年中日关系发展趋势时应考虑的首要因素。
(二）中日心理因素日趋对等
中日都曾有过在东亚占据最强国地位的辉煌和曾被边缘化的屈辱，双方都有由优越感和自卑感交织而成的双重历史记忆。
自古以来，中国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孕育了东亚最先进文明。以此为背景，中国人形成了以己为“华”、以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其他国家和民族为“夷”的自我中心意识、在漫长的古代，日本人基本上是仰慕中国文化，谦虚和贪婪地吸收了中国的汉、唐先进文化，以此打下了其政治、经济、文字文明的基础。
1840年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日本人目睹一向作为“上国”而仰视的清王朝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举打败，便迅速把敬畏的对象从中国移向欧美，跻身西方列强，逐渐形成了“脱亚入欧”、蔑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东亚其他民族的优等意识。反过来，中国人在近代以来的百年间形成了强烈的屈辱意识和自卑意识，往往表现为对外部环境做出强烈的、往往是过激的自卫性反应。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日本以强盛的国力和对东亚邻国的蔑视及优等意识为基础，发动了一连串的侵略战争，妄图以武力侵占和独霸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最终遭致了惨败、投降和被占领的结局。二战后，日本未能从国家、法律和道义层次上很好地总结那一时期发动侵略战争的教训，反而滋生了受害者意识。日本抱着屈辱之心、卧薪尝胆之意，一心一意推动经济发展，实现了经济腾飞。其后，日本执政势力便以这种扭曲的近现代史观为基础，把摆脱二战后体制、推翻二战结论视为成为“普通国家”的前提。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78年底走上改革开放道路，是中国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找回民族自尊的两次转折点；21世纪初，中国人正进一步从文化上真正找回民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