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黄仲涵毕竟不是一只老虎。对于一个充满野心欲求成功的企业家来说，管理光靠施加压力是不够的。毕竟人无完人，黄仲涵也有他的缺陷，只是他的优势掩盖了他的缺点，而员工又不能对他指手画脚，谁让他是老板呢。一个过于苛求完美的人毕竟常常感到事物给其带来的失望，就拿手下员工来说，管理得再好，还是有许多人无法令他满意，这使黄仲涵逐渐认识到，管理固然重要，但人才才是企业发展的前提。在发展当初，他就意识到这一点，并在选拔人才上严格把关，许多重要部门都是选用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很高业务水平的人员。为了壮大公司的发展规模，他不单重视华侨专业人员的培训，也不排斥聘请欧美各国技术人员加入团队。除此之外，他每年都要选拔公司优秀的青年员工去国外参观学习，培训进修，在每一次学员的欢送会上，他都要亲临现场，郑重其事地讲演一番话，勉励他们不仅要学习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学习西方优秀的思想理论和文化。“你们是我们公司的希望，你们要将有用的东西带回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有人曾指责他为“洋奴”，说他身为闽裔华人却数典忘祖，而黄仲涵对此却不以为然，你们爱说啥说啥，说我“洋奴”也好，虚荣也罢，我只追求最有价值的东西。
比起当时那些沉浸在大国虚荣里的国内梦想者，和那些哀悼大国没落的悲愤者，黄仲涵更现实更进一步，他能够认清社会的发展现状，承认西方的先进，并且努力学习别人的长处，固然有些专制，有些固执，甚至我行我素，但他的视野却并没有定落在狭窄的那口井里，他感触到西方现代商业的精髓，并不遗余力地寻找着财富的真理，树立着自己的价值观，就是这样的黄仲涵，有着日本企业和德国企业的严谨和求索精神，依靠着冷静理智的思维和科学技术的卓越追求将曾经的建源栈发展成深入欧洲市场的“糖业帝国”，我们没有理由不为这位客观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者翘起大拇指，而那些依旧在讨论的人，或许依然在疑惑着他的管理手段。但翻开历史的地图，回忆那时候的局面，不论是战争，动乱，排华，侵略，诸多的因素决定了那个时代的企业发展线条和管理模式，如果没有坚硬的手腕，便没有他路可寻，这就是压力式管理在那时流行的原因，没有第二个答案。
天妒英才：商界奇才和他未完的事业
1924年，黄仲涵和另一著名侨商黄奕住曾协商筹划返国投资，在祖国兴办工业，可惜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而未果，至此，年方59岁的黄仲涵在世人的惋惜中来不及逗留，只留下一笔四亿荷盾的资产和万般的遗憾。正当年，天却嫉英才。他的故事成为商界的神话，让人望尘莫及。关于他的故事也有各种各样的版本，但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物，他已成为极有研究价值的对象，并被写进了历史。
黄仲涵幼年即受到父亲对他进行的热爱祖国文化及家乡的教育。黄志信曾亲自带他回福建同安家乡探亲，了解祖国家乡的风貌。他在三宝垅受过福建私塾的教育，喜爱阅读《三国演义》等书，敬崇孔夫子的礼教学说。黄仲涵是印尼华侨中第一个带头剪掉辫子的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革命党人向海外华侨捐募，黄仲涵曾经以“轩辕后人”的名义，捐出五万盾。1915年，蔡锷将军在云南发起讨袁的护法之役，他汇寄了2万5千盾，以响应这次伟大的革命活动。1916年，当荷印最早的一间华侨中学三宝垅“华英中学”创办时，他是该校创办人和主要资助者。并曾捐助10万元叻币【新加坡货币旧称】建造新加坡华侨中学大礼堂一座，后被命名为“黄仲涵纪念堂”，另外新加坡闽侨创办道南学校三层大厦时他曾捐10万叻币，武吉知马华侨中学校园80英亩土地也是他捐献的……过去有些材料说黄仲涵加入过荷兰籍、英国籍甚至日本籍等。事实真相如何，值得研究。由于1908年荷印殖民政府曾单方面公布实行“荷印籍民条例”，因此，黄仲涵在荷印居住时期，曾被认为是荷印籍民，是可能的。但是，1921年他移居新加坡后，在英国殖民地，他没有称自己是荷兰籍民，也没有加入英国籍。事实上，按中国国籍法的规定，他是一个中国籍民，一位爱国华侨，至少是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他从未退出中国籍。
黄仲涵的故事并未结束，还需要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和认识，这便是研究他的价值和魅力所在。从自行车修理工到“汽车装配大王”
--印尼阿：斯特拉集团创办人谢建隆
今天，当我们读着诸多海外闽籍华人华侨的创业故事时，无不被他们坚韧的毅力和勤恳的精神所打动。他们曾吃过的苦，曾遭过的罪，写下来便是一部血泪史。磨难使他们比平常人更顽强，更乐观。海外的创业生活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风光而简单，远离故土的生活常伴随着惆怅和落寞，在备受煎熬的日子里，他们埋头追求着简单的幸福，因着永不放弃的那份执著，他们最终赢得了别人的渴慕和尊重。在这些鲜活的故事背后，始终都有一些简单的道理，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咀嚼，因着其中深厚的滋味，正是我们缺少并需要的。
16岁．不一样的季节
16岁，往往被我们比喻：勾花一样的季节。然而在一些人的记忆里，16岁却是苦涩的，甚至带着无法言说的酸楚。像16岁背着行囊独自漂洋过海千里寻父的王梓琴；在田地里挥汗如雨辛勤劳作的吴瑞林；辍学回家养家糊口的李贤义；帮父亲养牲畜，理家务的洪清宜；卖鸡蛋，拉板车的许连捷……他们在花一般的季节里来不及独自品读属于自己的那屡芬芳，却带着早熟的目光在汗水的滴渗中寻找着一碗填饱肚子的米饭，或者一个能给自己带来生机的营生。16岁，一个灿烂的季节，却刺疼了他们的双眼，使茫然中的他们措手不及地走向社会，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谢建隆比他们早生了几十年，他生活在印尼，有着与他们完全不同的生活经历，少年时代经受磨难，但最终依靠自己的双手成就了一番事业的命运，却与这些小辈是如此相似。
1923年，谢建隆原籍福建莆田，出生在西爪哇马雅连加镇，他祖上六代都定居于印尼，到他已是第七代。他的父亲是当地的一名小商人，从事汽车运输业，母亲操持家务，是个本分的家庭主妇，先后生下六个子女，而谢建隆排行老二，家人为其取下英文名Tjia Kian：Hiong，还有一个印尼名William Soeryadjaya，翻译过来便是威廉·苏里亚查雅。
1934年，谢建隆的双亲不幸因病先后去世，兄妹五人在长兄的操持抚养下成长，甚是艰难。12岁的他在当地一家以荷兰语为教学媒介的荷华小学上了四年学，因为家庭拮据不得不辍学回家，帮助大哥共同操持家务，还未成熟的肩膀开始承担起家庭的重担。
因为年龄太小，谢建隆找不到相对稳当的工作，只有给别人打零工，而酬劳只有大人的一半。甚至有时工作不到半个月就被辞退，而且拿不到那份应得的工资。在别人的挤兑和失去双亲的痛苦中，谢建隆与兄弟姐妹相依为命，备受着生活的煎熬，在长兄一直的鼓励和生活的迫使下，谢建隆不得不擦干泪水，挺起稚嫩的肩膀，跑到铁匠铺当学徒，找口饭吃；去报馆做派报员，挣点零钱；去码头当搬运工，维持家里的生计。那时候他恨不得一夜之间长大，那样就可以找份像样的工作，让生活更稳当些。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在吃尽三年的非常之苦后，刚满16岁的谢建隆对生活已经多了份从容。1939年，他离开马雅连加镇，只身到首府巴城【现雅加达市】谋生闯世界。而对于一个小学还没毕业，身无分文，人生地不熟的少年来说，初到巴城谋生对他是巨大的考验。在找工作屡屡受挫，非常不得意的情况下，他穷尽口囊，每天都在想着下顿的着落。大城市的生活是多样的，也有各色各样的人在这里从事着各色各样的行业，每次路过街头他都能看到一个老师傅摆着摊子，替别人修理自行车，虽然挣钱不算太多，但维持生活还是可以的。而对一无所长的他来说，学这门手艺不需要去学校交报名费，也不需要花太多心思，于是，他常常抽空专心致志地看着老师傅摆弄着手中的活什，怎么补车胎，怎么修车链，将这些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没过多长时间，他已有所领悟，掌握了这门手艺的七八九。
做好打算之后，谢建隆在街道的林荫树下也干起修理自行车的行当。当时，修补自行车胎技术十分落后．．须用炭火烤热轮胎胶皮后才能粘上，然后补牢，工作效率很低。即便如此，他也不得不用这样的方法。对当时的谢建隆来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个小煤油炉子。他甚至下定决心，宁愿饿死，也要买一个小煤油炉子。就是这个想法驱使他省吃俭用，最终买了一个小煤油炉，也大大提高了修补轮胎的速度与效率。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谢建隆是个非常善于动脑的人。也许迫于生活，他不得：不想些办法，正是这样的迫使往往能激发人的潜力和斗志。
在修了一段自行车后，省吃俭用的谢建隆有了一点积蓄。为了再多赚点钱，他在修自行车的同时收购一些废旧的铁锌罐子，模仿制作小煤油炉廉价出售。在当时那个年代，荷兰统治着印尼的许多地方，绝大部分印尼人和华人华侨都过着相当贫困的日子，因此这种价格低廉的小煤炉成为许多百姓家的灶具，甚是畅销。就连谢建隆也没有想到，因了他的小小举措和点子，卖火炉赚来的钱足有10万荷盾之多，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随着自己的富有，他不再甘愿受着街头的风寒之苦，于是便买了一间小平屋，办了家杂货店，开始经营各种日用百货和土特产品。
日子开始好转了起来，谢建隆的生意也渐渐好了起来。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就在谢建隆好不容易度过艰难的日子，刚刚尝到生活甜头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942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印尼，谢建隆辛苦经营的商店惨遭劫难，不久，他又接到大哥病逝的噩耗。一难未息，一难又来，难难不息，难难何时了，对刚过20岁的谢建隆来说，真是苦不堪言，无处可诉，从此，他完全肩负起抚养弟妹们的生活重担。战火连天，硝烟弥漫，日本在占领印尼的三年零八个月里，疯狂地掠夺当地财产，压榨人民，造成百货奇缺，物价飞涨，而谢建隆不顾个人安危穿行于爪哇巴城、万隆、井里汶、马雅连加及马雅拉雅等地，收购各种废旧书报，并转卖给商贩当包装纸用，而且他还经营棉纱纺织品等其他商品，为了生活，他艰难地支撑着那个危难的岁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印尼人民紧接着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抗荷兰殖民者、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斗争。本以为终于得以和平的谢建隆风雨未绸，却又不得不接受现实，1945年的印尼民族主义兴起，排外情绪膨胀，而年方23岁的谢建隆似乎只有三种选择，要么收拾东西走人，回他的老家福建去；要么参加印尼的保卫军，帮印尼人争取独立；要么投靠荷兰军，帮助镇压印尼人民。谢建隆虽出生在印尼，却与一般人不同。他以闽人自居，对侨居国印尼始终没亲缘感，所以不管荷兰胜还是印尼人夺回主权，他都并不在意。作为一名穷落到底的商人，他更在意的是自己和自己的弟妹何以为生。面对这三种选择，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的生意没得做了。
愁眉苦脸的谢建隆始料不及自己竟然面对着如此的选择。福建不可能回了，中国的解放战争刚刚打响，印尼局势又如此紧张，这无不使他又怀念起以前给别人送报纸，搬运货物，摆地摊修自行车的日子来，虽然那时很艰难，但毕竟相对和平，生活苦是苦，可是比较安全，可是现在，根本找不到一个安全之处来继续做自己的生意，就在万般沮丧的时候，谢建隆似乎找到了第四种选择。
在筹集了一笔费用后，他买了张去荷兰的船票。这也是无奈之举，为了躲避战乱，为自己寻找生存的空间。但谢建隆还是带着更多希望去的。他认识到自己的文化有限，不提高的话有碍于自身的发展，而荷兰对印尼的占领更说明了这一点，落后就要挨打，想要强，就要硬，就要有本领。自己除了会摆弄自行车，似乎没有一技之长，再加上从小就在荷华小学上学，受荷兰教育的一定影响，因此，选择荷兰也是明智的，毕竟自己对荷兰语比较熟悉，去了那里不至于连路都不会问，话都不会说。
在荷兰，由于身上资金有限，不可能长时间逗留。因此，他选择了速成课目学习，以便马上学成便能就业。虽说有点心急，但也实属无奈。就这样，他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的一所工业学校学习皮革制造技术。对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来说，学习时真是困难重重，但凭借着他的一点荷文基础，加上课目多是实践操作而不是长篇大论的理论，况且那资金确实困难，因此谢建隆格外刻苦，格外用功。半工半读了两年，他不单熟练掌握了荷文，而且掌握了英文，不仅学习到皮革制造方面的知识，而且开阔了视野，增添了自信。从谢建隆的这次选择来看，我们不得不佩服他的眼光和思维。他是个实用主义者，从切身情况出发，学习自己比较容易掌握的，而且在时间上把自己安排得很充裕，学尽其用，边学边工作，理论和实践结合在一起，可以说是真学到家了。
1949年，印尼经过与荷兰政府三年多的斗争及谈判，终于达成“荷、印圆桌会议协定”。同年12月31日，印尼共和国政府正式接管了全印尼的政权。独立后的印尼百废待举，商机无限。谢建隆趁机从荷兰回到了印尼。由于在荷兰待了两年，受到荷兰市场气氛的影响，他先人为主地以荷兰市场形势判断印尼市场，认为全印尼有1亿人口，人们对皮革制品的需求十分巨大，市场前景无限广阔。这个盲目乐观的判断使他迫不及待地把在荷兰赚的一笔钱全投了进去，又举了一些债，信心十足地办了一个皮革加工厂，光是租厂房、买设备、招工人、采购原料几项，就花去了巨额资金。原以为会财源滚滚，谁知却弄了个虎头蛇尾，不仅业务难以开展，两年后更因严重亏损而破产倒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