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处于中国之中部；武汉，号称九省通衢。这里，不仅仅是清廷一直着重控制的重地，也是西方列强争夺的地盘之一。
1902年后，作为对外贸易大埠的汉口，交易额激增。一年平均保持在1.3亿两白银之巨，远超天津、广州，仅次于上海，享有“东方芝加哥”的关号。在疯狂掠夺桐油、茶叶等原料的同时，列强们向中国进行棉纱等日用工业品的疯狂倾销。由于封建官府买办化的加剧，清朝的一切“新政”，皆为迎合洋人而生，而中国原有的封建自然经济，在西风中迅速解体。
当时，湖北表面的繁荣，是完全畸型的繁荣。一方面是少数几个大城市“超繁华”，一方面是广大农村地区哀残不堪；作为税款大户，清廷对湖北的“解款”要求，日益增加。每年辛丑赔款负担100多万两不说，还有“补镑”60万两，“辽东偿费”50万两，练兵处调解53万两，而且，膏捐权也归中央。不用说，这些钱，当然富商大官不会出，肯定要全部转嫁到广大民众的头上。
在种种社会、经济、思想的合力下，才造成日后的奇景：武昌的清朝新军，汉阳兵工厂的枪炮，皆一齐掉转反向，清廷顿时欲坠摇摇。湖北的革命势态，一直呈独立发展势头。
但是，由于孙中山以及其“同盟会”在革命中“辈分”最高，所以，绝大部分团体，还是很把“三民主义”当作一块大招牌来使用。不过，湖北主要党人，出身富户比较多，特别是共进会成员，他们都不大赞成同盟会主张，很多人排斥“平均地权”这一条。所以，三民主义在湖北基本变成了“二民主义”。当然，湖北革命党人最重要的四字纲领，是“革命排满”。因此，他们的当务之急，必然是要“驱除鞑虏”。
鄂籍党人不是很“排洋”，这主要因为他们多年与洋人打交道，深晓对方的“厉害”。即便如此，这些人把“反清复明”提升到“革命排满”的层次，不能不说是一种思想上巨大的进步。
那么，革命为什么会在新军中发生呢？新军是怎么一回事呢？
早在1862年，李鸿章的淮军已开始学习“洋操”。1874年，曾国藩正式提出以新式枪械练兵。1883年，李鸿章在天津设水师学堂，1885年设北洋武备学堂。1886年，张之洞选拔甲级防营1000多人改习洋操，开设水师和陆军学堂。可见，在洋务运动时期，新军雏形已露。
甲午败于日本后，清廷正式下令训练新军。1895年3月，洋务派官僚胡最早在天津小站练“新建军”。没过几个月，他被清廷派去督办芦汉铁路，小站练兵转由当时的政坛“新秀”袁世凯接手。袁世凯有脑子，胆子大，改当时的“定武军”为“新建陆军”，使得原先的10营4000多人，一下子扩展到7000多人。（图 袁世凯）
新军之所以“新”，因为在建制和训练手段方面，都大异于清朝的旧式军队。这支军队，在训练方面学习德国，编制上摹仿日本。清朝的新军，不仅仅武器上全用洋械，招选兵员也采纳严格的标准，并规定军官要由学堂出身的人担任。
义和团之乱后，清廷更加迫切地在各省尽快推行新军训练。
1901年，清廷下令废止那种卖艺表演式的“武举会试”，命令各省派将校到北洋和湖北观习新军训练。1903年，清廷设练兵处，全统国内新军事务，并在各省设“督练处”。转年，清廷正式划定军制，规定新练的军队分为常备军、续备军以及后备军三军。
清朝开始建新军时，北有袁世凯“新建陆军”，南有湖北张之洞“自强军”。但是，后来只有北洋一系蔚然大观，南洋一系却基本消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清廷看重隶属中央的北洋军建设，想把它作为拱卫国都北京的劲旅，所以一直任其扩充发展。而湖北的新军，属于地方军，清廷当然不想地方坐大，一直抑制它的发展。南洋系的主脑张之洞，文臣出身，后又被调入京城当“大学士”。南洋系另一大腕刘坤一（两江总督）早死，其间不少兵马又被并入当时袁世凯在山东的军队，所以，南洋军最终不能成气候。
反观北洋，袁世凯步步高升，其手下将领，多出于天津武备学堂，基本全是他的羽翼。因此，日后的北洋军。顺理成章就成为袁世凯的“私军”。
清廷建新军，本想消弊振衰。但除北洋六镇外，大部分新军，在后来都成为革命党人活跃的渊薮。即使是思想相对保守的北洋军。军人们也是大多效忠袁世凯个人军。成为袁世凯纵横捭阖、颠覆清廷的手中王牌。
在政治的离心作用下，激进而深入的新军改革，暴露了清廷致命的弱点—军人选轨，已经无法避免。各种心怀异志的人，皆在军营中蠢蠢欲动。
这种情况，均因为在大变革时代，清廷本身僵化守旧，根本缺乏有效调控激进改革的政治能力。此外，它也没有能力合理地整合、配置已有的社会资源。
新军中的中下级官员，多为科举废后无出路的知识分子，秀才与兵混而为一，容易接受新思想，特别是反清的新思想。新军的士兵阶层，多为破产农民子弟或城镇小资产阶级子弟，他们自小耳闻目睹社会不平，容易产生反抗情绪，更容易接受饱含鼓动性的宣传，特别倾向“革命”。
新军中的不少中级的军官，不少是日本士官生出身。他们在日本学习时，深受西方革命那套理论影响，深怀民族忧患意识，自然也具有倾向革命的强烈意识。即使是身享高官厚禄的高级军官，大多数也很"识时务"，随波逐流。由此，清朝新式军队中真正坚决的"反革命"，不是很多。
最重要的是，革命党人。特别是武汉的文学社、共进会，特别注重深入军队做工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们不少人为了颠覆清朝。投营入伍，着装当兵。借敌之械，强己之枪。
同盟会早期，在日本的东京，就选拔了李烈钧、程潜、唐继尧、阎锡山等28人编成“铁血丈夫团”，派他们回国后进入各省的新军内，伺机宣传、鼓动，发展革命力量。这些人。把《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反清反帝小册子偷偷遍发于士兵手中，兴办秘密报刊，使星星之火。散布于军队每个角落。
湖北新军，当时的二十八镇和二十一混成协，共有官兵1.6万人左右。事发前。除被端方带往四川和瑞派往各地的以外，剩下8000多人。这8000人中，纯粹的革命党人，有两千多；同情革命的，4000多；坚决“反革命”的，只有1000余人；其余，基本属于摇摆分子。
所以，枪声打响后，武昌城内外。很快就有4000多人立刻加入暴动。真正与革命军交战的清兵，仅不到2000人，剩下的都逃散而去。
武昌起义后，云南、浙江、山西、新疆、湖南、陕西等大多起义省份，均是新军为骨干（也有会党参加）。只有江西、广西两省（省会），属于立宪派的“不流血革命”。
非常可惜的是，武昌革命后，新军内的革命党人未能掌握大权。这是因为，此前此后，他们都是未被主流政治认可的“非正式组织”。因此。辛亥革命后造成这样的尴尬局面：革命军起，革命党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