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历史是复杂而备受争议的。对客家人而言，客家历史是他们族群成员身份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大多数当代研究者把焦点放在身份认同上。客家人的历史经验同样重要，而要诠释此经验相当困难，这对理论的使用是一个考验。哪一种理论可以最好地解释某一个独特文化的历史持久性，而这种文化存在于由汉和非汉两种不同民族混合的群体中？对于这个也许无法回答的问题，某些有力的假设可以向我们指出以前可能被忽略了的确凿证据。这里，我想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考察客家历史，并把劳动力的性别分工作为一个重点。
在以这个观点重新考察客家经验之前，我想先简单说一说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进入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局限性。在对中国妇女问题有关的研究中，我刚刚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客家的独特性上。关于妇女劳动力和缠脚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也许可以用来帮助诠释客家族群。遗憾的是，我对客家历史丰富的文献资料所识不多，希望参加这次会议的各位学者能帮助我完善我的构想。
这项调查的使用单位是四川省妇联、厦门市妇联、厦门大学的一些学者，并建立在庞大的采访基础上，被调查者均是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超过65岁的妇女。我和我的同事访问了十个四川城镇的5000位妇女，厦门市770位，还有几十位闽南妇女，其中有一些是在上杭和龙岩的客家人。在和她们的谈话中，我们涉及到经济活动，婚姻经验和缠脚的问题。这些访问使我确信，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当地经济状况和生态环境中，缠脚的高比率仅仅发生在有限制的生存境况中，而客家人并没有这些环境。
客家妇女勤劳苦干、坚强的角色是客家身份的典型标志之一：她们勤劳，也就是吃苦耐劳。在著名的写于1930年《寻乌报告》中，毛泽东研究了以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地区为中心的客家人情况，尤其阐释了劳动力性别分工问题。他在书中这样提到：“寻乌的妇女和男人在劳动生产中是平等的伙伴。严格意义上，就农业生产来说，妇女的责任和负担要远远重于男人。”他列举了几十种客家妇女在家庭中担任的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和经济生产有关，也就是可以得到金钱的回报。由此，毛得出了一个结论：“妇女比男人更辛苦，更劳累。许多闽南妇女证实了这个形象，有时她们的勤劳苦干使男人显得更加懒惰！”(Thompson 1990:212)这种繁重农业劳作的劳动力分工，为客家妇女没有缠脚的原因提供了一个使人信服的解释。许多被我采访的妇女也证实了这样的一种文化形象：客家妇女的天足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劳动分工情况下，她们勤劳苦干的结果。我确信这个解释是正确的，当然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的补充。
历史和族群为了诠释历史，我们必须明白，一个族群的文化和自我身份认同是随着时间而改变的。
在一个竞争的社会环境中，当地方文化协助保持群体同一的时候，一个族群才可以出现和持续发展(Leach 1954，Barth 1969，Patterson 1975)。指示这种身份的文化要素也可能发生变化，而且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变化。一些族群标志可能有很长的历史。但另一些，客家人认为是非常老的标志，其实，他们是由新的生活条件刺激而产生的适应措施，并没有很长历史(Hobsbawm和Ranger 1983)。现今西方人类学理论认为不存在没有任何改变的原始身份。在马来西亚、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出现的新客家族群身份的记录案例证明了这一点(Constable 1996，Carstens 1996，Martin 1966，Hsu 1976，Chuang 1994)。我们必须承认，在最初的客家历史中，类似的变化就开始成为它的一部分。
今天，普通客家人获得他们的民族历史知识，不仅仅是通过民俗传统，而且还依赖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对族群团结调查的学术成就。这些资料体现了一种长期延续的文化稳定性。根据这些来源，Sow-thengleong(由Tim Wright，1997)概括说明了一些“客家基本信仰”：“客家人最初是中国北方中原的移民，出自中华文明发源地的真正的汉族中国人。当他们移民到南方后，那里的居民，出于不了解和恶意，经常把他们看作山地原著民。从历史来看，他们是十分杰出的汉族爱国者：比如4世纪时晋朝的忠诚之士，13世纪晚期和14世纪反抗蒙古侵略的宋朝爱国将士，以及近代反满清的革命者。……客家方言根植于隋唐时期在北方中原占统治地位的官话。客家人完全有理由为客家女性感到骄傲，因为他们勤劳工作，从来不缠脚，同时，客家人为之自豪的，还包括杰出的学者和学术成就，以及拥有整套正统中国文化价值观。”(Leong 1997:29)在这段传统历史中，客家文化“南移”是随着迁徙人口进行的，通常是整个家庭，妇女和男人一起迁移。这是一段有关于移居的北方人如何保持他们文化稳定性的历史，并有很多事实支持。
现在较新的研究是对中国大陆东南移民道路和时间更为精确的追寻和测定。根据Leong，3世纪时北方人向南方的迁徙，要通过赣谷，并沿着东南海岸线行进。在此过程中，这些客家人的祖先先后遭遇到还没有中国化的畲族，已经同化了的汉族壮族人，后者现在称为“本地人”。由此他们发展了一种新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建立在古老的南方中国话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古老的南方中国话：“是汉朝和汉朝之前到南方的中国移民所讲的语言，它在距7世纪很长时间以前的某个时期就和北方中国话分离了。所以客家话和北方中国话甚至赣地方言都没有特殊的联系。闽南话，客家话，和粤语这些方言群体最初都产生于古老的南方中国话，但由于面临源源不断的新的北方移民群体，它们向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到达闽南的，变成说闽南话的人，到达客家地区，变成说客家话的人。”(Leong 1997:33)陈支平1995年的著作更加支持了这个论点。
客家人早期向福建西南移民，之后又移民到两广地区。Leong把这两个移民时期之间的几个世纪，称之为“客家孵育期”。把客家人在这段时间生活的地方称之为“客家孵育乡”。在这段时期，一种新文化得到演变——我们可以称之为客家源文化。我想非常慎重地假设，在这段时期，客家劳动力性别分工开始出现。同时，我将讨论最近较完整记录下来的台湾汉族和非汉族相互影响的研究案例，来了解这种分工是如何发生的。
至少从明朝晚期开始，已经生活在孵育乡的客家人开始向外扩展，寻找适合他们的特别生活环境：“(这些生活范围)准确地说，是那些和主要的商业中心接近的高地丘陵地带，或者靠近主要水路系统的航行地区”。(Skinner 1997:8) Leong和G.Willian Skinner把新的迁移推动力归结于明清时期的商业扩充，是十分可能接近事实的。他们的工作和更早时Myron Cohen［1996(1962)］的出版资料，提出1500年到20世纪初是被经济和人口所推动的历史。关于这个客家最后一次大规模扩张的详细资料迅速累积起来。
客家和畲族晋朝时，在他们向南方移民直到定居在福建西南的过程中，正在文化演变中的客家源文化遭遇了遍布在两广地区稀少的说瑶语的居民。在相互接触中，这些民族一定互相影响，我们知道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瑶族人被汉化。其中的一些，尤其是畲族，接纳了客家身份(1997:34)。甚至连在闽南地区剩余的畲语人，都开始使用一种混合了客家话的方言。(Skinner 1997: 16-17; 见Ettner 2000)Jiang Bingzhao提出在某些时期整个畲族社会都接受了客家身份(1992)。可以肯定的是，语言和文化在这些部落群体之间传递。Leong也强调了在早期的客家孵育期，客家源文化借用畲族文化的重要意义。
“在边缘生活环境中，这些移民……经历了漫长的强制经济隔离和适应时期。在能运用山洪和梯田来灌溉之前，畲族人就已经学会刀耕火种，客家人在早期阶段，借用了这种农业实践。因此，他们肯定从畲族人那里学到了一系列适应高地和山地环境的边缘农业种植作物。作为适应策略的一部分，他们还发展了诸如金属开矿和石头切割等专门技术。极有可能的是，客家人还吸收了畲族妇女担任大量田间劳作的传统，因而一直到中国封建制度晚期还保留天足。”(Leong 1997: 34)对于是否存在民族部落之间以通婚作为迁移人口的手段，Leong和其他一些学者对源客家人和畲族异族结婚的可能性相当谨慎，因为一些中国人仍然不愿接受中国的丰富民族复杂性。我是一个外国人，也许大家可以原谅我对这种敏感的忽视，我要提出的是为什么和当地居民的异族通婚对客家文化的锻造相当重要的原因。
Leong指出，异族通婚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当时客家和畲族处在有战争危险的关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