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朱德母亲钟太夫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客家妇女“吃苦耐劳、勇于开拓、善良贤淑、宽厚仁慈、心系社稷、为民济国”的传统美德，在“朱毛红军”女将士暨中央苏区妇女中的传承和张扬，以及她们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和牺牲，都是值得称道的。
众所周知，客家妇女的最大特点就是“吃苦耐劳，勇于开拓”，这与其独创的历史、地理和家庭环境是分不开的：客家人由中原南迁，路途遥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交通极为不便，只能靠双脚跋涉，日晒雨淋、风餐露宿，行路之难便可想而知。千里奔波当中，客家妇女肩挑背负、烧米煮饭、洗衣缝补、照顾老人，其中辛苦是不言而喻。但是，她们却不怕艰苦，毫无怨言，一直跟随男人由北方来到南方定居。当时，闽、粤、赣三地非常落后，居住条件、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各方面都很差。在这种环境下，客家妇女耕田、采樵、织麻、缝纫之事无不为之。尤其是明、清时代，客家地区的许多男子外出谋生，这样，“耕耘劳作、持家教子、侍奉公婆”等家庭重担，便历史地落在了客家妇女的肩上。如一代客家巨子、“红军之父”朱德的母亲——钟太夫人，从小就很懂事，聪明能干，女指针红、置茶办饭、挑水砍柴、栽秧打谷，样样入手。自19岁来嫔世林府君，在这个劳动的家庭里更显出是一个劳动能手，且极能任劳任怨。面对贫穷的家境和成群的孩子及沉重的生活负担，她兼顾着母亲和农妇的双重工作。自朱德元帅能记忆时起，钟太夫人便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忙乎着做一家二十多口人的饭。饭煮好了，还要种田、种菜、担水、挑粪、喂猪、养蚕、拈棉纺纱、洗浆补丁，常常忙到深夜。作为当时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均由钟太夫人分派，并事无巨细，亲自动手，数十年如一日。即便晚年，她也闲不惯，总是放了“笆笆”，就拿扫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砍到家中的柴，挽成小把码起备烧，或帮着绩麻纺线，喂猪喂牛。临终时，也同样还在灶前转动……这些，既是客家妇女“聪慧贤淑、吃苦耐劳”的缩影，又是当时客家妇女对生活的态度和追求，可以说，劳动是她们生活的全部。
客家妇女不但自己异乎寻常地勤劳俭朴，同时还把这一美德传授于自己的子女，从小便培养他(她)们。正如客家童谣所唱：“一岁娇，二岁娇，三岁拾柴爹娘烧，四岁、五岁学织麻，六岁、七岁纺棉纱……”客家妇女就是这样以其美德影响子女，以致一代又一代，形成了其勤劳、吃苦的传统精神。在这方面，朱德母亲钟太夫人尤为令人称道，因她正是注意以自己“勤劳吃苦、不畏艰难、勇于开拓”的榜样来对孩子们进行教育，以自己“宽大胸怀”和“深厚同情心”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她的子女！朱德元帅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记述：“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在《孕育一代客家巨子朱德的伟大女性——钟太夫人》(陈泰阶、陈明祥文)一文中也有段记述：“那年麦播时节，朱德随父一起挑粪上山，谁知山高坡陡，不小心扑爬一跤，桶毁粪倒，泼了自己一身，臭气熏天。下种覆土，锄头又不听使唤，净往自己脚上铲。钟太夫人手把手地教朱德，如何根据山路的特点进行肩挑背磨，如何抛粮下种，打窝覆土……就这样，年轻的朱德很快就熟练掌握了一整套农业生产技术……”对于钟太夫人的为人，朱德在其《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也深情地记述道：“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面对人生的厄运、生活的困苦和家境的悲惨，钟太夫人也是勇于直面、毫不畏惧、处惊不变。如甲辰(1904)那一年，地主因增收佃租不遂，于大年除夕强逼朱德全家搬走，不让继续承佃。由此，朱德一家人都哭了，连夜分散到两处住。因为人手减少，恰恰接着又是一年旱灾，家庭生活便更加困苦。然而，生于忧患、勤劳、忍耐的钟太夫人，却并不灰心和沮丧，仍以她惊人的毅力领导全家来与险恶的环境搏斗！同时，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更加强烈！对究竟是谁把农民投入到这个贫困的深渊中，她也愈加看清了……正是钟太夫人在朱德饱尝家庭艰苦的境况下，教给他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使朱德在日后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所吓倒；正是钟太夫人给了朱德一个强健的身体和勤劳的习惯，使他从来没感到劳累；又正是钟太夫人教给朱德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朱德走上革命的道路，才使朱德日后具备了在前方领导战争、在后方领导生产的高超艺术，以及那种鞠躬尽瘁、百折不挠的革命忠诚，从而成为一代伟大和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客家妇女还素以“大足”为美。追溯其源，是因历史上汉族不少地区的妇女大都有缠足之风俗。姑娘若不缠足，不是细足婆，便视为不美，也就会嫁不出去。而客家妇女则多数不缠足，这与当时客家人的辗转迁徙有密切关系。长期艰苦动荡的迁徙生活，要求客家妇女必须与男人一样翻山越岭、披荆斩棘、勇于开拓，创建新的家园。因此，客家妇女一向以“大足”为美。偶有缠足者，倒会被人鄙视。朱德母亲钟太夫人就是在及笄之年以一双大脚和健壮高大的体格而嫁入朱家的。所以，在客家地区很少有固守闺房的小姐，而多有“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的健妇。
正是上述这些吃苦耐劳、勇于开拓、聪明能干、善良贤淑的客家“大足”健妇们，在中国历史上书写了极其浓重的一笔：文天祥率兵抗元，“势到梅州而大振，男执干戈，倾邑勤王”；太平天国的女将士们(如洪宣娇、苏三娘、曾晚妹、石益阳等)则将个人的生死爱恨之命运归宿与天国大业融为一体。由天王洪秀全妹妹洪宣娇统领的客家女兵妇将英勇善战，“妖兵大战坪后石金鸡岭”的事迹举世闻名；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成千上万砸碎了封建统治枷锁的中央苏区客家妇女，在“朱毛红军”的引领下，更是为保卫红色政权和革命理想参军参战、英勇杀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1.不怕牺牲，参军参战，保卫革命政权早在1929年，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建时，两地各县的客家妇女就纷纷起来革命，参加赤卫队和暴动队。不少妇女还直接参加到红军部队中去，有的则在红军医院工作。以后，妇女参军参战更为普遍。“韭菜开花一管心，剪掉髻子当红军，保护红军久久长，彻底解放妇女们。”这首在苏区家喻户晓的民歌，至今仍仿佛在耳边回响。当时，从16岁到25岁的青年女子基本上都参加了少先队、赤卫队，和男同志一起参加武装斗争，站岗放哨，而且还担负帮助部队侦察、通讯等任务。如兴国县坝南乡客家女李美群，时年(1929年)17岁，她在“朱毛红军”发动的兴国革命斗争形势的鼓舞与推动下，革命热情勃发。她带头摘下发髻上的银饰，剪掉辫子，上下三村的姑嫂姐妹亦学着她的样子，检理得利利索索、精精神神。在李美群的带领下，这些客家姐妹个个挺胸昂首，甩开大步、臂戴袖章、脚打绑腿、手持梭镖、背挎马刀捉土豪、斗劣绅。并多次深入白军虎穴，用食物向白军士兵换来子弹交给红军，还为红军筹粮、筹款，刺探敌军军情等；寻乌县上下三村的客家女李桂英原为童养媳，1929年初年仅15岁。当她碰上红四军军长朱德后，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她在当地妇女中第一个解下缠脚布，以一双大脚行走于岭头岽垴、坡霏坑凹和县城乡间、四邻八村。又是她，第一个剪去了长辫子，以“不男不女”招来毁誉参半的议论。还是她，第一个解除了童养媳的婚约，与“老老幺”脱离了关系。也正是从这三个“第一”作为起始，使她跟随红军，踏上了艰难曲折的革命征程；另据有册可查的闽西汀瑞游击队部分女战士就有26人。1932年12月，李坚真(广东丰顺客家女)任长汀县委书记，是苏区第一个女县委书记。1933年初，长汀县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在新加入赤卫军的2400余名队员中，客家妇女就占了1000余人。她们均剪短了头发，扎上了皮带，和男同志一起参加训练。
“朱毛红军”中的巾帼英雄贺子珍、康克清、李坚真、危秀英等，更是客家妇女的骄傲。
贺子珍，江西永新客家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民党永新县县党部妇女部长，兼共青团永新县委书记和中共县委妇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参加组织永新农民暴动，是最早上井冈山的红军女战士之一，随红军参加了多次战斗。1928年和毛泽东结婚后，曾在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机关、中央军委、中央办公厅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长征途中，遭敌机扫射，为救护伤员全身十余处受伤。到达陕北后，在中央银行工作，曾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7年去苏联治病，并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47年回国。康克清，江西万安客家人。
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万安罗塘湾妇女协会秘书、万安县巡视员。1928年上井冈山，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与朱德结婚。1931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2年任红军总司令部直辖的女子义勇队队长。曾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直辖交通大队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第二届候补执行委员。1934年至1936年参加长征，三次过草地，历任红军总司令部直属队指导员、红四方面军中央党校总支部书记。李坚真，原名李见珍，广东丰顺客家人。1926年在彭湃的启发教育下参加农民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农民自卫军团支部书记。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和年关暴动。历任县革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东江区委妇委书记、中心县委妇委书记、闽粤赣特委妇委书记、长汀县委书记，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位女县委书记。1933年起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和妇女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局妇女部部长。长征中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第二纵队民运科科长、干部休养连政治指导员，带领工作队开展群众工作，并与战士一起运送伤病员和弹药。危秀英，江西瑞金客家人，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江西兴国县工农革命政府常委兼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在蔡畅领导下，刻苦学习政治文化，深入妇女群众，开展群众工作，成绩显著。后随红一方面军长征。长征途中在干部休养连当政治战士，亲自抬担架、救护伤病员。正是上述优秀的客家妇女，构成了“朱毛红军”暨革命战争中的不可小视的有生力量，并充分发挥了其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