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501—531），字德施，小字维摩，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梁武帝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太子，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萧统好文学，重文士，自己也擅长诗文。他主持编辑的《文选》三十卷，对后世影响很大。有《昭明太子集》传世。
《陶渊明集》序
夫自衍自媒者，士女之丑行；不忮不求者，明达之用心。是以圣人韬光，贤人遁世。其故何也?含德之至，莫逾于道；亲己之切，无重于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处百龄之内，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驹，寄寓谓之逆旅，宜乎与大块而盈虚，随中和而任放，岂能戚戚劳于忧畏，汲汲役于人间。齐讴赵女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骑之荣，侈袂执圭之贵，乐则乐矣，忧亦随之。何倚伏之难量，亦庆吊之相及。智者贤人居之，甚履薄冰；愚夫贪士竞之，若泄尾闾。玉之在山，以见珍而终破；兰之生谷，虽无人而自芳。故庄周垂钓于濠，伯成躬耕于野，或货海东之药草，或纺江南之落毛。譬彼鸳雏，岂竞鸢鸱之肉；犹斯杂县，宁劳文仲之牲!至如子常、宁喜之伦，苏秦、卫鞅之匹，死之而不疑，甘之而不悔。主父偃言：“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卒如其言，岂不痛哉!又楚子观周，受折于孙满；霍侯骖乘，祸起于负芒。饕餮之徒，其流甚众。唐尧四海之主，而有汾阳之心；子晋天下之储，而有洛滨之志。轻之若脱屣，视之若鸿毛。而况于他人乎!是以至人达士，因此晦迹。或怀釐而谒帝。或被裘而负薪，鼓枻清潭，弃机汉曲。情不在于众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璧微瑕，惟在《闲情》一赋，扬雄所谓劝百而讽一者，卒无讽谏，何必摇其笔端?惜哉，无是可也!并粗点定其传，编之于录。尝谓有能读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亦乃爵禄可辞!不劳复傍游太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
【鉴赏】
这是萧统为陶渊明编集所作的序言。桥川时雄在《陶集版本源流考》中说：他所见的旧钞本《陶渊明集》的这篇序言后边有：“梁大通丁未年（527）夏季六月昭明太子萧统传。”如果这段记载可信的话，则萧统的这篇序言，恰好是作于陶渊明死后一百年之际。在此文中，萧统对陶作及其人品均给予很高的评价。
序言旨在推崇陶渊明高洁的德操及其作品所蕴含的强大的教化作用，却用了大半篇幅，言及前人在人生中何取何舍的不同态度。前四段便是这些内容。作者的是非观在篇首就有明确的表现，他把自己表现自己以求进身荣显谓之“丑行”，而把不忌刻、不贪求称为“用心”“明达”，所以圣贤之人，或怀才而深自敛抑，或隐居避世，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深知：最好的修养，莫过于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儒家的“道”；最懂得爱惜自己的，莫过于能尊重自身，不做不合于道的事。所以，能够保存道，依着道的标准去行动，则自身就能安稳。如果自己失去了道，即行为越出了道的范围，那么自身就要遭到祸害。接下去，作者又用整齐的句式，一口气道出自己的人生态度，洋洋洒洒，气势贯通。他认为：人的一生生活在世上，短暂得如同白驹过隙，寄住旅舍一般，应该顺应天地自然的变化规律，便可以放逸自由。不应忧谗畏讥，为了追求富贵而在社会上匆匆奔走。
那么世人都追求哪些荣华富贵呢?“齐讴赵女之娱，八珍九鼎之食，结驷连骑之荣，侈袂执圭之贵”，这些歌舞宴乐的享受，车马之盛，官职之高，萧统认为这诸方面的受用，虽则令人愉悦，然而也正如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福祸是互为因果，互相转化的。所以“智者贤人”居于富贵之中，视其为危险之境，只有那些“愚夫贪士”，竞相去追逐荣华，像流出去的海水一样拥挤不堪。这里作者把“智者”、“愚夫”对待富贵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形象地刻画出来。一个是“甚履薄冰”，一个是“竞之若泄尾闾”。
接着又是一对形象的比喻，“玉”与“兰”生于山谷之中，皆为高洁之物，然“玉”的珍贵由于被世人的发现，而最终招致了它自然的质性被破坏。那么“兰”在幽谷，即使无人欣赏它还是芳香的。世上物如此，人亦如此。
一些高洁之士像庄周、伯成、安期生、老莱子，不愿违背自己质性之自然而随波逐流，正像凤凰这样高贵的鸟，不会与鸢鸱去争夺腐肉一样。“犹斯杂县”两句，用了《国语·鲁语》中的一个典故。故事说海鸟杂县，为避大风飞到鲁国东门，臧文仲就要使国人祭祀它。展禽说海鸟杂县是为自己避难而飞来的，对鲁国根本没有什么好处，不应该祭祀它，臧文仲即接受了他的劝告，终于没有用牲礼去祭祀杂县。文中用这一典故是说：犹之乎这个海鸟杂县，岂能劳臧文仲的牲祭?引申开来就是：世俗的名利禄位对高洁之士来说亦如海鸟杂县一般。
序文在论及陶渊明之前还有一段，继续以上的议论。唐尧与子晋，一个是“四海之王”，一个是“天下之储”，以他们的身份、地位，会有何等的富贵荣华!然而他们皆有弃世之心志，视尊位为鸿毛，更何况他物呢?所以，修养最高的“至人”与“达士”，因此而隐居避世，不追求世间的福寿荣禄，秉持自身质性之自然，像尧、彼裘公、渔父，他们皆是“情不在于众事，寄众事以忘情者也”。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便由四段议论，自然地过渡到陶渊明。可见，上面大篇幅引用神话、史书、子书中的典故，赞赏圣贤之人的高洁品德，正是为论陶渊明的品格及创作作准备的。下文，便用一连串整齐的四字短句，语气十分肯定地给予陶文极高的评价。“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说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在此我们要介绍：在萧统作《陶渊明传》和《序》以前，讲到陶渊明的，只有与他同时的颜延之和后来的沈约、钟嵘。颜延之为他作诔，对他的文学成就，只说一句“文取指达”。沈约作《宋书》，把陶渊明收入隐逸传，对他的诗文成就也没有肯定。齐梁时刘勰《文心雕龙》，对他的作品只字不提。钟嵘《诗品》虽称他是“隐逸诗人之宗”，也仅列他于中品。可见萧统对陶渊明的诗文是有独创见解的。接着，萧统运用中国传统的评论方法，给予陶文一个形象的概括，说它如“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在作品内容上，“语时事”时“则指而可想”，“论怀抱”时“则旷而且真”。对照陶文，便可知萧统的这些评价，确实是有见地的。随后，作者又对陶潜固穷的操守给予极为惬当的评价，称他“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以为若不是能与道同盛衰，有着高深至意的大贤之人，谁也不能如此。
“余爱嗜其文”一段，是萧统自述其为陶渊明编集的由来。一是因“嗜其文”，二是因“想其德”。然而，作者唯独对《闲情赋》不感兴趣，在此对它提出批评。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闲情赋》一篇中，已有论说，此处略。
篇末以阐明为陶渊明编集的目的作结，强调陶作的教化的作用。认为读了陶作可以使人排遣掉奔走竞争之情，摒除掉卑劣贪吝之意，贪财的人可以廉洁，软弱的人可以坚强发愤。不只是可以实践仁义，抑或会与爵禄分手。不必一定要到泰山、华山去隐居才算有高操，也不必远求效仿那个传说中超然世外、若仙若隐的老子。总之，它（指陶集）还是有助于教化人民的。
萧统是最早为陶渊明编集，并对陶诗及其人品作出很高评价的一个人。集序中虽有偏颇之处，但从总体上说，是很有见地的。今天它对我们评价陶渊明依旧是有较大的参考价值的。此文以流畅的笔法，大量用典，集中国古代高洁之士于一炉，扩展了序文中字句的内涵。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卓著的才学见解和高尚的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