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脸红了，背错了六七个字，最后完全停了下来。我想，我母亲要是敢的话，她定会把书给我看，但是她不敢。她只是轻柔地说：
“哦，大卫呀，大卫！”
“哎，克莱拉，”谋得斯通先生说，“对待孩子要坚定。别老说‘哦，大卫呀，大卫！’这是孩子气。他的功课，要么就是学会了，要么就是没学会。”
“他没学会。”谋得斯通小姐恶毒地插嘴说。
“我怕他真没学会。”我母亲说。
“那样的话，你该知道，克莱拉，”谋得斯通小姐回答说，“你得把书还给他，要他学会。”
最让人难受的是，我母亲启动嘴唇，想给我一点暗示的时候（她以为没有人注意她），这时，那位埋伏在那儿一心等待时机的谋得斯通小姐，就会用一种低沉的警告的声音说：
“克莱拉！”
我母亲吓了一跳，两颊绯红，勉强微微一笑。谋得斯通先生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拿起书本，扔到我身上，再不就用书扇我的耳光，接着便扭过我的双肩，把我推出门外。
我认为，六个多月来我所受到的这种待遇，结果自然是使我变得抑郁、呆笨和执拗。而且这也使得我跟我母亲一天比一天疏远。要不是有另一种情况，我相信我很有可能已经变成一个傻瓜了。
情况是这样的。我父亲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留下了为数不多的一批藏书。那间房间我可以自由进入（因为它就在我的卧室隔壁），而家里则不会有别的人去那儿打扰。在那个给我带来欢快的小房间里，罗德里克·蓝登、佩里格林·皮克尔、汉弗莱·克林克、汤姆·琼斯、威克菲尔德的牧师、堂吉诃德、吉尔·布拉斯，还有鲁滨逊·克鲁索这批赫赫有名的人物都出来跟我做伴了。他们使我得以一直充满幻想，使我对此时此地之外的某些东西抱有希望——这些书，还有《一千零一夜》和《神仙故事集》，是我唯一的安慰，也是我经常的安慰。
一天早上，当我带着课本走进客厅时，我发现我母亲的神情非常焦急，谋得斯通小姐的样子十分坚定，谋得斯通先生则在一根藤杖——一根柔软的藤杖的头上扎什么东西。我进来后，他就不扎了，把它举起来在空中挥动着。
这样一个开端，对我的镇定自若来说，真不愧是一服灵丹妙药。我觉得，我功课里的字全都溜走了，不是一个一个，也不是一行一行，而是一整页一整页地溜走了。我极力想抓住它们，可是它们就像（如果我可以这样比方的话）穿上了溜冰鞋，唰的一下就溜走了，你根本别想拦住。
谋得斯通先生板着脸慢慢地把我拉向我楼上的卧室——我敢断定，他一定为能进行这场正式的施刑表演而感到快乐——我们刚一进房间，他就突然把我的头一拧，夹到他的腋下。
“谋得斯通先生，先生！”我对他喊道，“不要！求你了，别打我！我是想好好学习的，先生，可是你跟谋得斯通小姐在旁边的时候，我就是学不进去。我真的学不进去！”
“你学不进去，真的吗，大卫？”他说，“那我们就试试。”
他使劲夹住我的头，就像夹在一把老虎钳中，可是我还是设法缠住他，拦住他一会儿，乞求他不要打我。然而我只是拦住他一会儿，紧接着他就重重地打在我的身上。就在这一刹那间，我抓住了他夹住我的那只手，把它塞进我的嘴巴，放到两排牙齿之间，使劲咬了一口，把它给咬破了。直到现在，想到这事，我还忍不住咬牙切齿。
跟着他就使劲毒打起我来，好像要把我打死才肯罢休似的。突然有一阵声音压倒了我们的闹腾声，我听到有人哭喊着往楼上跑——我听到了我母亲的哭喊声——还有佩格蒂。这时他走了，房门已在外面给锁上。我躺在地板上，浑身发烧火热，伤口疼痛难当，用我那孩子气的方式发疯似的哭叫着。
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我渐渐安静下来时，发现笼罩整座住宅的，是一片多么反常的死寂！我清楚记得，当我的疼痛开始渐渐减轻，我的激动开始渐渐冷静下来时，我开始觉得，我真是太不应该了。
我坐起来听了好久，可是一点声音都没有听到。我从地板上爬起来，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竟是那么肿，那么红，那么丑，这几乎吓了我一大跳。我这么一动，我的鞭伤处又变得疼痛难当，使得我禁不住重又哭了起来。可是这种鞭伤之痛，比起我的负疚之感来，根本算不了什么了。这种负疚之感压在我的心头，我敢说，即使我真的是个十恶不赦的罪人，也不会感到比这沉重。
天色开始渐渐地变暗了，我已经关上窗子（我大部分时间都头枕窗台躺着，轮番地哭一阵，睡一阵，又茫然地朝外面看一阵），这时突然响起了门锁的转动声，谋得斯通小姐开门进来了，拿来了一点面包、肉，还有牛奶。她一言不发，把这些东西放在桌子上，同时怀着堪称典范的坚定态度，朝我瞥了一眼，跟着便转身走出，随手又把门给锁上了。
天黑后过了很久，我依然坐在那儿，心里一直在想，不知道是不是还会有别的人来。直到明白那天晚上显然再也不可能有人来时，我才脱去衣服，上了床。躺在床上，我开始提心吊胆地猜测，不知道他们还会拿我怎么样。我所犯的是不是一种罪行？我会不会受到拘捕，关进监狱？我究竟有没有被绞死的危险？
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二天早晨醒来时的情景：刚醒来那一刹那，我感到既高兴又新鲜，可紧接着，便被那陈旧凄苦的回忆压倒了。我还没起床，谋得斯通小姐便又出现了，她告诉我说，我可以在花园里散步半小时，不能再多。说完这几句话，她就走了，走时让房门开着，以便我可以享受那恩典。
我便那样做了。在长达五天的监禁中，每天早上我都获准去花园散步半小时。要是我能单独见到我母亲，我一定会跪在她面前，求她饶恕我。可是在所有那段时间里，除了谋得斯通小姐，我看不见任何别的人——只有在客厅里做晚祷时除外。在所有别的人都就位后，谋得斯通小姐才把我押解到客厅；我像个小犯人似的，单独被安置在近门的地方；而在别人还没从虔诚的祈祷姿势中站起来之前，我就被看守严加看管地押回房间。我只看到我母亲离我远远的，老把脸背着我，所以我一直没能看到她的脸；我还看到谋得斯通先生的一只手，用一大块纱布裹着。
在那漫长的五天五夜中，我的心情实在无法向任何人诉说。这几天，在我记忆中所占据的地位，不是几天，而是若干年。我仔细倾听着家里能听到的一切活动的细微声响：门铃声，开门和关门声，嘈杂的人声，上楼的脚步声；还有外面那说笑声、口哨声、歌唱声，使我在那种孤寂和羞辱的心境中格外感到凄凉——时间变得毫无定准，特别是在晚上，我醒过来时本以为已是早晨，结果却发现家里的人还没就寝，漫漫的长夜才刚刚开始——而我不断做着伤心可怕的噩梦——上午、中午、下午、傍晚相继到来时，孩子们在教堂的院子里玩耍，而我只能在房间里远远地看看他们，我甚至羞得不敢在窗口露面，生怕让他们知道我是个囚犯——老是听不到自己的说话声，使我产生一种奇异的感觉——有时见了吃的、喝的，似乎有过伴之而来的瞬间欢快，可是立刻就会随之消逝——一天晚上，下起雨来，带来了新鲜的气息。后来，雨越下越急，倾注在我跟教堂之间，直到雨幕和越来越浓的夜色，仿佛把我淹没在阴森、恐惧和悔恨之中——所有这一切情景，不是一天又一天，而是一年复一年地周而复始了若干年，它如此生动、如此强烈地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在我被囚禁的最后一个晚上，我突然被轻唤我名字的声音惊醒。我从床上跳了起来，在黑暗中伸出两只胳臂，说：
“是你吗，佩格蒂？”
没有马上回答，可是随着我又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声音非常神秘，非常吓人，要不是我突然想到，这声音一定是从钥匙孔里传进来的，我想我准会吓昏的。
我摸索到门边，把嘴凑到钥匙孔上，低声说：
“是你吗，佩格蒂，亲爱的？”
“是我，我的宝贝，我的大卫，”她回答说，“你得像老鼠一样，轻轻的，要不，猫就会听到我们了。”
我懂得，她这是说谋得斯通小姐，我也了解当时处境的险恶，因为她的房间就在近旁。
“妈妈好吗，亲爱的佩格蒂？她很生我的气吗？”
在她回答之前，我先听到她在钥匙孔那边轻轻哭泣，也像我一样，之后才听到她回答说：“没有，没有很生气。”
“他们打算怎样处置我呢，亲爱的佩格蒂？你知道吗？”
“送你去学校，在伦敦附近。”这是佩格蒂的回答。我不得不叫她再说一遍，因为她第一遍说的话全进了我的喉咙了。原因是我忘了把嘴从钥匙孔上移开，把耳朵凑上去了，因此她的话虽然把我的喉咙弄得痒痒的，但我并没有听清。
“什么时候呢，佩格蒂？”
“明天。”
“谋得斯通小姐把我的衣服从抽屉里拿出来，就是为了这个吗？”她这样做了，可我忘了提这事了。
“是的，”佩格蒂说，“还有箱子。”
“我能见到我妈吗？”
“能，”佩格蒂说，“明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谋得斯通小姐照常出现了。她告诉我说，我要进学校去了。这对我来说，已经完全不像她所预料的那样是则新闻了。她还通知我，要我穿好衣服后就下楼，去餐厅吃早饭。走进餐厅，我发现我母亲脸色非常苍白，两眼通红，我一下就扑进她怀里，满怀悔恨痛苦之情，恳求她宽恕。
“哦，大卫！”她说，“没想到你竟会伤害我爱的人！你得学好啊，千万要学好！我原谅你。不过我很难过，大卫，你心里竟会有这样不好的感情。”
他们已经说服了她，使她相信我是个坏小子，这比我的远离更使她难受。我感到很伤心。我想要吃下我这顿离别的早餐，可是我的眼泪滴在抹了奶油的面包上，流进了我的茶里。我看见我母亲有时看看我，随即便看看严密监视着的谋得斯通小姐，然后低下头，或者看往别处。
“科波菲尔少爷的箱子在那儿！”当门前响起车轮声时，谋得斯通小姐说。
我寻找佩格蒂，可是没看到她。她跟谋得斯通先生都没有露面。来到门口的是我的旧相识，上次那个赶车的。箱子提到车子跟前，提到了车上。
“克莱拉！”谋得斯通小姐用警告的口气说。
“放心吧，我亲爱的简，”我母亲说，“再见，大卫。你这次去，是为了你自己好。再见，我的孩子。放假了，你就可以回来。做个好孩子。”
“克莱拉！”谋得斯通小姐又叫了一声。
“我知道，我亲爱的简，”我母亲抱着我回答说，“我原谅你了，我的宝贝孩子。愿上帝保佑你！”
“克莱拉！”谋得斯通小姐又叫了一声。
多谢谋得斯通小姐的好意，把我带到车子跟前，她一边走，一边还规劝我说，希望我早日悔改，别落得个悲惨的下场。跟着我就上了车，那匹懒惰的马，也就拉着车走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