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这首《渔家傲》，既没有丝毫好战的思想，也没有反战与厌战的思想。因为当时范仲淹所指挥的这场战争是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其主要战场如延州等地都在宋境，不在西夏境内。当时的西夏政权在文明程度上远远落后于北宋政权，宋军反击西夏的入侵既是保家卫国，又是维护先进的文明。宋军将士虽然离家万里，过着极其艰苦的征战生活，大家并无怨言。他们知道“燕然未勒归无计”，在没有战胜入侵者，没有勒石纪功以前，他们是不能回家的。在塞下秋来，夜深难寐之时，大家心情沉重。在彼时彼地，白发将军与流着思乡之泪的征夫（战士）一点也不对立，而是同病相怜。征战多年，谁不思乡！但是他们知道自己肩膀上承担的重任，任务没有完成，回家无望。只有咬紧牙关，艰苦奋斗，取得胜利，奏凯归来，才称得上是大丈夫。
早于王安石变法的“庆历变法”
现在大家都知道北宋时代的王安石是一位大改革家，在宋神宗的支持下推行了一场虽然为时不久但却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就在王安石变法的30年之前，早已有一位有志之士范仲淹进行了一次“庆历变法”，“庆历变法”实际上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先驱。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回到京城之后，由于欧阳修等人极力荐举他有宰相之才，宋仁宗改变主意，不再对范仲淹委以军事上的重任，而让他和富弼同居相位，进行变法。因为这时宋仁宗的年号是庆历，所以这次变法被称为“庆历变法”。
“庆历变法”和以后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国势，希望做到富国强兵。所用的办法也是一样的，就是由朝廷制订一系列的新法，由上而下逐步推行。至于变法的前途如何，各有各的估计。范仲淹采取的是小心谨慎的态度，他深知各种积弊形成已久，绝非一朝一夕所可排除，如果操之过急，激化各种矛盾，就会动摇国本。王安石采取的是大胆推行的态度，认为既要变法，就应该下定决心，消除一切顾虑，即所谓“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对舆论的批评可以不理）”。王安石变法的过程，大家都知道，不必多说，这里要说的是，庆历变法是如何开始的。
宋仁宗求治心切，一再向范仲淹征求意见，何事应兴，何事应革，也就是如何变法。范仲淹非常谨慎，他认为去做一件具体的事容易，而积弊难除，惟恐劳而无功，反而引起混乱，所以一再推谢，不敢提出意见。后来宋仁宗召对赐坐，给了纸笔，要他当面疏奏。范仲淹不得已，请退而列奏，遂上《十事疏》。十件事中包括了四个重点：一是澄清吏治，也就是政治革新；二是调剂民生，也就是经济革新；三是改革兵制，也就是军事革新；四是建立恩信，也就是文化革新。《十事疏》奏上之后，深得宋仁宗赞许。这时宋仁宗也征求了富弼和韩琦的意见，富、韩的意见虽然没有范仲淹这么详细，却也大致相同。所以宋仁宗决心下诏推行新法，首先从整顿吏治做起，严加考核，黜退那些不称职的官员。范仲淹觉得自己受宋仁宗的知遇之恩，决心按新法规定严格执行。在选任监司的时候，他拿出档案审查，凡不合格者一笔勾销。富弼在旁边看了，叹息说：“你一笔勾之甚易，此人一家哭矣！”范仲淹回答：“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这就是说，用了一个不称职的官，就会害了许多老百姓（造成一路哭），与其让一路哭，不如就让他一家哭吧！
在任何时代，人事制度的改革，如何用人，用什么人，都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别的改革都是空谈，你再有良法美意，老的官僚班子不去执行，你一点办法也没有。范仲淹的变法从第一个重点“整顿吏治”开始，完全是正确的。但是对吏治一加整顿，就捅了马蜂窝。那些冗滥官员都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关系挤进官场的，一旦黜退，就触犯了许多权贵官僚的利益，一时舆论哗然。大家通过各种手段，大肆攻击新法，大肆攻击范、富，有些地方，甚至连办公也停止了。宋仁宗没有经验，看到这种形势，完全乱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范仲淹是个仁厚君子，看到形势恶劣，宋仁宗应付不了，就借西北边疆有警，自请再去守边。1044年6月，范仲淹以陕西河东宣抚使名义去了西北，再过两个月，富弼以河北宣抚使名义去了河北。两位主持变法的宰相一走，新法也就陆续搁浅，最后是不了了之。范、富两人从担任宰相到去职，时间仅仅一年。在王安石变法之前30年的“庆历变法”，连一年也坚持不下来，就夭折了。
王安石变法，虽然中间有反复，还能坚持7年之久，若与“庆历变法”的1年相比，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至若戊戌变法，不过百日，还造成了一场流血的大悲剧，那就更加可悲。总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积弊之形成，为时甚久，绝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有时候，需要反复冲击才能奏效。从中外历史看来，改革有成功的，也有多次失败的；同样，革命有成功的，也有多次失败的。孰是孰非，不可一概而论。像范仲淹这样的有志之士，一向忠于职守，勇于任事，能文能武，忧国忧民，我们很难把“庆历变法”失败的责任加到他的头上。变法之初，他就知道积弊难除，绝非短时期内所能奏效。但是宋仁宗一再催他上马，他只好勉力为之，正像诸葛亮所说的“臣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宋仁宗缺少经验，应付不了变局，但他待人宽厚，求治心切，与那些暴君昏君相比，当然好得多了。“庆历变法”的夭折，那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必然。多年积弊，岂是不到一年的时间所能铲除得了的。仓促上马，失败自在意料之中。
志士仁人忧国忧民
范仲淹于1045年罢相，1052年去世，在这7年中间，虽然也调动了一些职务，但已经没有什么大事可记。只有在1046年他应友人滕子京之请，写了一篇《岳阳楼记》，成了千古名篇。
《岳阳楼记》是一篇四六骈文。骈文受到文章形式的限制，很难流畅地表达思想感情。自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提倡“文以载道”，主张恢复散文形式以来，骈文已经不再受到重视。就是和历代骈文相比较，《岳阳楼记》也不能算是特别的佳作。此文之可贵不在词句而在内容。作者在这几百字的短文中自抒怀抱，写出自己崇高的思想与广阔的胸怀；他那以天下为己任，一生忧国忧民，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的想法与做法，不管是在任何社会中，都应该说是最高尚的品德。在此文中，他认为古仁人之心是：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关心民间疾苦），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关心国家大事），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白居易的“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就是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忧时忧世，无时不忧，无处不忧。到了范仲淹的笔下，就简化为“先天下之忧而忧”一句话，流传千古。
范仲淹一生受过不少委屈，但他从不计较，只希望能有机会多为国家出力。他临终前给宋仁宗的遗表中无一字提到个人私事，通篇指陈时政，希望仁宗“不徇人欲，明刑慎赏，尊崇贤良，抑裁侥幸”。宋仁宗读之泪下。
范仲淹少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曾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这样的人是不会看重生活享受的。他初做官时，一家衣食，仅能自给。后来做到参知政事，薪高禄厚。有一天，他把儿孙召集于堂下，看到人人衣着朴素，袖藏经卷，心里非常高兴，就告诫大家要长葆衣食知足而读书不知足的范氏家风，切勿贪图富贵，做有损自己品德的事情。范仲淹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临财好施，意豁如也”。他晚年用自己的薪俸积蓄购置了义田、义宅救济贫苦族人，先后使得数十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丧葬皆有所赡”。他还在苏州兴办义学，让贫苦族人教书为业，族人子弟也有受教之所。总之，这位范文正公是：
一生为国尽忠心，
一世为官有政声；
忧国忧民忧天下，
一部宋史称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