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我今天离开你一个礼拜了。日子在旅行人看来真不快，因为这一礼拜来，我不为车子所苦，不为寒冷所苦，不为饮食马虎所苦，可是想你可太苦了。
《边城》刚写了一半，母亲病重，沈从文放下手中一切，匆匆赶回凤凰，在桃源上行的船上，放眼望去，一列青黛崭削的石壁，夹江高矗，被夕阳烘炽成为一个五彩屏障。船停了，真静。一切声音皆像冷得凝固了，只有船底的水声，轻轻的轻轻的流过去。这声音使人感觉到它，几乎不是耳朵却只是想象。他这么想着，又看一会儿，继续给张兆和写信。
三三，我现在方知道分离可不是年青人的好玩艺儿。你只瞧，如今还只是四分之一的别离，已经挡不住了，还有廿天，这廿天怎么办！
从北京回凤凰，这时单是途中就要十五天，他每天都要给张兆和写一两封信，这是事先约好的。
我以为我是个受得了寂寞的人，现在方明白我们自从在一处后，我就变成一个不能够同你离开的人了……三三，想起你我就忍受不了目前的一切了。
1902年出生的沈从文，此时足足三十二岁，可这一些个情语，却似乎就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三三，我想起你中公时的一切，我记起我当年的梦，但我料不到的是三三会那么爱我！让我们两个永远那么要好吧。我回来时，再不会使你生气面壁了。我在船上学得了反省，认清楚了自己种种的错处。只有你，方那么懂我并且原谅我。
年过古稀时的沈从文，曾这样评价自己：
我到北京城将近六十年，生命已濒于衰老迟暮，情绪却始终若停顿在一种婴儿状态中。
正是这么一个“情绪却始终若停顿在一种婴儿状态中”的伟大作家，才使得他的《边诚》里有那么一个“安静和平”的世界，人人都有一副好脾气，好心肠，很少横眉怒对，剑拔弩张，绝无“一个个像乌眼鸡，恨不得你啄了我，我啄了你”的紧张与恐怖。“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而“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你这个！’”即便是妓女，都“永远那么浑厚”“守信自约”。
他写出来的，都是真心希望的，不仅将这希望托嘱给乡亲，也托嘱给身边的亲人。《边城》中在风日里长养着的翠翠，“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故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可爱的姑娘，既有早年里在故乡当兵时到泸溪镇见到的那个绒线铺坐着的少女，也有与张兆和去崂山作一日游看见的那个奉灵幡引路的小女孩，还有他的九妹、他的爱妻张兆和，这些可爱而善良的人啊，进入了沈从文的视野就存留在心底，从此就再也不能抹去，久而久之，终于有了一个让世人赞叹的翠翠。从这里，甚至可以找到沈从文为什么一直苦苦追着皮肤黑黑的张兆和的原因。
任何一个作品上，以及任何一个世界名作作者的传记上，最动人的一张，总是那人与人纠纷藤葛的一章。许多诗是专为这点热情的指使而写出的，许多动人的诗，所写的就是这些事，我们能欣赏到那东西，为那些东西而感动，却照例轻视到自己，以及别人因受自己所影响而发生的传奇的行为，这个事好像不大公平。
沈从文如是说。
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坐在暖屋里的张兆和担心路途中的沈从文冷着，动情地向他问询。
此刻，沈从文正跪在病床前，泪眼婆娑地看着床上昏昏然睡着的母亲。终于能见到母亲了，而且还说了几句话。母亲的目光里闪着亮光，就像她年轻时那样。大哥说：有多少年了，没见母亲这么高兴过。
可惜，真可惜！就那么几句话的时间，母亲就又睡去了。“你途中太劳累，也去歇歇吧！”家里人都这么劝沈从文。他不愿去歇，只想待在床前这么一直看着母亲。“她已经睡了，你去歇歇吧！”最后留下来的大嫂也这么劝沈从文。他摇摇头：“你去吧，就让我一个人守一守妈。”大嫂走后，他便跪下了，目光一刻也不曾离开母亲那张脸。他努力地回忆着自己幼时的母亲，回忆着慢慢走到今天的母亲。天下人都会衰老，只有母亲不会，虽然皮肤不如原来的光鲜，虽然脸上有了太多的皱纹，虽然头上换成了白发，很明显，这一切都是假的，是时光老人的恶作剧，母亲，还是原来的母亲！
沈从文这么想着，伸出手去，极小心地替母亲擦去眼角的泪痕。我知道你在看着我，其实，这么些年来，我哪一刻又不在看着你呢！那泪痕似乎怎么也不能擦得很干净，沈从文站起身，轻轻地离开母亲，他来到厨房，打了盆热水，替母亲擦脸。他是那样地全神贯注，那样地小心又小心，一边擦一边回忆着小时候母亲替他擦脸的情景。母爱如天！我的母亲，我怎么就不能报答你恩情的万一！从中午一直到天黑，沈从文一直待在母亲的房间里。大哥又来劝他去休息，并答应他母亲一旦醒来就让大嫂来告诉他。
沈从文恋恋不舍地离开母亲，半小时后他走进离家不远的一栋红石块围着的大院，这儿就是老上司陈渠珍的家。这时的陈渠珍，仿照阎锡山在山西做土皇帝办法，在湘西也做了几年“湘西王”，开始雄心勃勃地做一些改革，各行业也曾经迅速发展，使湘西一度出现辛亥以后最好的局面，只是时间稍久之后，旧式管理方法的弊病逐渐暴露出来，赋税越来越重，匪患越来越重，百姓的生活日益艰难。沈从文回来目睹家乡的贫困，在老上司面前说了些自己的看法。1906年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并加入同盟会的陈渠珍，自然也想改变家乡的贫困状况，只是在那样的年月，他只能把强大军队当成首要的任务，因为他知道自己身处的是个弱肉强食的世道。
陈渠珍尽管有这样的认识，就在这年十一月，当红军二、六军团攻克永顺县城时，他还是被早就想控制他的湖南省主席何键改编，去做一个受制于人的国民党十四师师长。不久，陈渠珍便在何键的严令下，在与贺龙、萧克的十万坪战斗中死伤，被俘了三千余众，于一九三五年春，被坐观其败的何键以败军之将的罪责，令他交出兵权，去领衔“湖南省政府委员”“长沙绥靖公署总参议”等一类虚职。在这段并不很长的闲居生活中，不能带兵的陈渠珍，对廿四年前从军入藏结识藏女传奇经历的细细追忆后，竟然也写成《艽野梦尘》一书。
或许，山环水绕中的居民，天生都有创作的天赋。沈从文拜访陈渠珍时得不到满意答复，回到北平后，仍挂念故乡的贫困百姓，尤其是担心寒门子弟的读书学习，便写信给在湘西的弟弟沈岳荃：“建议成立个小组织，设法资助有能力的家乡贫寒子弟来北平求学。”后来，沈岳荃见了失业的师范毕业生刘祖春，还真听了二哥的建议，约人筹集了四十块银元，资助他到北平来求学。
刘祖春到北平后，开始在沈从文的安排下到北大旁听，第二年便考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沈从文又教他写稿，用稿费补贴生活。不久，常到沈从文家里来往的刘祖春，这位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宣部副部长，便与九妹相爱相恋了。
沈从文1934年1月7日离开北京，在路上走了半月，1月22日到家，由于与胡也频丁玲曾有深交，由于他发表过指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文章，他被家乡当局视为“危险人物”，因担心连累家人，在家仅停留四天，就又匆匆地离开了。在往北京的途中，他继续给张兆和写信：
我赞美我这故乡的河，正因为它同都市相隔绝，一切极朴野，一切不普遍化，生活形式生活态度皆有点原人意味，对于一个作者的教训太好了。我倘若还有什么成就，我常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是这一条河。
这是桃源上面简家溪的楼子，全是吊脚楼！这里可惜写不出声音，多好听的声音！这时有摇橹人唱歌声音，有水声，有吊脚楼人语声……还有我喊叫你的声音，你听不到，你听不到，我的人！
鸭窠围是个深潭，两山翠色逼人，恰如我写到翠翠的家乡。吊脚楼尤其使人惊讶，高矗两岸，真是奇迹。两山深翠，惟吊脚楼屋瓦为白色，河中长潭则湾泊木筏廿来个，颜色浅黄。
沈从文用平实细腻的文字，给心爱的人叙写着来回途中的见闻感受：有河街、码头、木筏、吊脚楼，有漂滩、呼号、放蛊、筛锣，还有船主、舵主、烟贩、女巫。他将这些途中的景观与自己浓浓的情感调融起来，敷上一层闲淡的色彩，悠悠然然涂在宣纸上，一幅美丽而完整的民情风俗画就这么展示出来了。
他后来说自己：
我人来到城市里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虽然也写都市生活，写城市各阶层人，但对我自己作品，我比较喜爱的还是那些描写我家乡水边人的哀乐故事。因此我被称为乡土作家。
多亏沈从文有了与爱妻张兆和的那个约定，从来信守承诺的沈从文，每天都要从北京与凤凰的途中给张兆和写下一至两封信，回到北京，一趟三十四天的故乡之行，竟有了近五十封给张兆和的信札。
这个曾经每月七块三毛钱的勤务兵，自我调侃道：
这是我和艺术两面的不幸。究竟幸与不幸，并不需要我来下结论，一个穷人的兵，写穷人的事，这是理所应当的。或许是准文豪准名士们太势力，总是看不惯乡下人……二十年前澧州地方一个部队的马夫姓贺名龙一菜刀切下了一个散兵的头颅，二十年后就得惊动三省动员二十万大军来解决这个马夫。
每一份生活都在积累财富，这或许是做作家的唯一好处。回到北京的沈从文，挤出些时间来，一边继续写《边城》，一边整理故乡之行的信札，不时地增添一些心里想说的话。
一个马夫和一个兵，谁还敢轻视这两个粗笨的庄稼人？所以那些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和名士准名士，千万别对面前呆头呆脑的庄稼人随便报以蔑视，除非你们真得懂得相面，知道这个庄稼人一辈子都无法有所作为。
4月18日，这些信札的第一篇《湘行散记——一个同我过桃源的朋友》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59期刊出；4月25日，《〈边城〉题记》也在《大公报·文艺副刊》第61期发表。这篇作于4月24日的《〈边城〉题记》中写道：
对于农人与士兵，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我从不隐讳这点感情。
因为沈从文自己出身于“作品中所写到的那类小乡城”，他表示，“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了学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文字，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沈从文坚信，自己的作品，“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边城》与《湘行散记》用连载的形式逐渐刊出，在《边城》的结尾，沈从文意味深长地写道：可是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青年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就在这展示着沈从文旺盛生命力的1934年，他的创作走向了成熟，《边城》《湘行散记》，还有《开明书店》初版的1932年暑假写于青岛的《从文自传》，这些闪耀着作家艺术才华的著作颇受好评，被周作人老舍这样的大文人列入“1934年我爱读的书”榜单之首。苏雪林、李健吾、刘西渭等，也都不约而同地撰文，肯定了沈从文的创作。
作者以恬淡平和之心，拥抱着故乡的山水。你读他的书，心会跳动起来，升腾于纯粹的静观之中，感到了广阔与巨大，相信了纯情的力量。看沈先生的文章，自然想来穿越这钢筋水泥筑成的城市，到淳朴的地方，去体味一下乡村的情结，去荡涤一下浮华的尘埃，去领略一下湘西的风景。
除他们那些名人学者，普通人也纷纷来抒发自己的赞扬，汪曾祺后来说：
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
这年的6月25日和1936年4月9日，沈从文还两次写信给胡适，希望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能拨出一点款，来支持新文学事业。正因为现代中国文学对于中国青年人的思想问题关系十分密切，国家对这事除了消极禁止以外，从不积极奖励，一切文化学术机关又因主持者的拘迂与浅见，更把它除外。
沈从文这样地来阐明自己要拨点款的理由。
1934年，是沈从文声名鹊起、气撼文坛的一年，最遗憾的是在这年的2月13日他失去了亲爱的母亲，或许是上天要给他一些安慰，在这年的11月20日，他有了长子龙朱。在儿子出生的第三天，他向胡适报告了喜讯：“母子均平安无恙，足释系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