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秋，非常的美。西北角城外的一片荒地，多年来，每到了秋天，满地覆盖了厚厚的落叶，凉风拂面，踩着积叶，听着软软的声音，不由得想起泰戈尔笔下的秋：
远远去了的夏之音乐，翱翔于秋间，寻求它的旧垒，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
从1938年7月到1939年4月，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这片荒地上就建成了当时一所中国规模最大最著名的高等学府——西南联合大学的新校舍。在124亩土地上，建成了36栋学生宿舍，20栋教室、办公室、实验室，还有两栋食堂，一栋图书馆，除去后面三栋是砖木结构，其余全是土墙茅草顶结构。
西南联大新校舍北区一间不大的土墙茅草教室，是文学系的讲堂。沈从文常身穿一件旧长衫，脚穿一双旧布鞋，走上讲台，对学生笑笑，便开始讲课。就在这一片“黄土筑墙茅盖屋”的办公室和教室中，却聚集了中国当时顶级的学者教授。为了中国的明天，在外敌入侵时，他们用自己的所长，恪守职责，教书育人来为自己的祖国尽力。
沈从文到长沙拜访了徐特立以后，回到湘西在沅陵的大哥家住了几个月，1938年4月，离开沅陵向西经贵州玉屏、贵阳，用了二十多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昆明，马上与朱自清、汪和宗等一道，投入紧张的教科书编写中。11月，张兆和与四妹张充和九妹及两个儿子，取道香港，经越南河内，沿滇越铁路也到达了昆明。
沈从文一家总算是团聚了，初时住青云街6号，不久搬到北门街蔡锷旧居，与杨振声教授等组成一个临时大家庭。张充和来了之后，沈从文让她也参与教科书编写工作。
杨振声虽然仍是编写教科书的领导，此时因被任为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不能常来从事编写工作。留学英国，原本就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的朱自清，这时又担任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还当选为中华全国抗敌会理事。要事太多，朱自清一周也只能来一两次。
如此一来，教材的编写工作就落在了时任教材总编辑的沈从文身上，直到1939年3月时，从1933年就开始的教科书编写工作才全部结束。沈从文将编写好的书稿上交教育部，大大地松了口气。杨振声、朱自清，还有沈从文，在当时的中国，既是著名学者，又是一流的作家，他们在教书之余，为什么不从事写作，反而去编中小学教科书呢？“当政者以白话文为洪水猛兽，实愚不可及”的同时，还明确表示，假如国内有几个人，能在“‘为大众’的原则下，肯冒点险，能甘于寂寞，认真来试写些作品，我愿意跟着这些人干。”沈从文很坦率地说出自己编教材的原因。如今教材编写完了，自己该去做些什么呢？早些时沈从文写信给大哥沈云麓如此说：
此间离昆明四十里滇池边上有一呈贡县，地方风景不俗，兆和因喜乡下清静，已于日前带孩子小虎下乡。小龙、九妹、三嫂则仍住北门街，与杨家同在一处。将来或有机会一同下乡……工作年底即告结束，将来必不继续。预计可作数种生活法，或编报，或教书，或上前方到任何一军去看看，或回乡住下来，写点文章。
三个月后，朱自清来访，与沈从文商谈聘请他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任教一事，沈从文答应担任师范学院讲师一职。1939年6月27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第111次会议通过议决：
聘沈从文先生为本校师范学院国文学系副教授，月薪贰佰捌拾元，自下学年起聘。
由于沦陷区的机关、工厂、学校、民众大量撤到昆明，昆明成了抗战初期的大后方，后来又成为中国和盟军的战略基地，自然也成了日军大本营的战略目标。日军大本营特成立了“封锁委员会”，对昆明实施大轰炸。
1939年的一天，碰巧这天沈从文要讲中国小说史。空袭之后，他照旧神色泰然去讲课，介绍了巴金和张恨水的几部小说后，沈从文说：“读他们的小说，就像看《清明上河图》，可以增加许多社会生活方面的知识。”
此时的西南联大有两千多学生，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英才。沈从文离家虽有十多年，却仍然讲一口湘西话，有个听不太懂的学生，便看当时报刊上的沈从文照片。一个身穿西服，英俊潇洒的沈从文，与讲台上的土样子相比，完全判若两人。沈从文一边讲解一边走近那学生，俯身去在他耳边轻快地说：“现在的我，才是真的。”完了又继续讲课。
他从巴金、张恨水讲到了当时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周炳琳。
“周先生是‘五四’运动的健将，学界出洋的‘五大臣’之一。”沈从文脸上露出极为敬佩的神情，而且还学着周炳琳两手叉腰仗义执言、舌战群儒的样子。
在五四运动中，周炳琳任全国学生联合会秘书，编辑《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当年夏天，曾与许德珩作为北大学生代表，到上海谒见孙中山。
沈从文继续讲周炳琳，除了敬佩，也有兴奋。他的眼睛充满热情，闪闪发亮地投向学生。突然，沈从文发现后面有三位同学没有座位，正站着听课记笔记。沈从文心头一热，四处看了看。讲台上除了一张讲桌本来还有几把扶手椅，可现在这些扶手椅都被先到的同学占了。沈从文很快地想了想，一用力把自己面前的讲桌扛上肩，一直走到最后，放倒在这三位女同学面前。
“坐下听课，这样会好些。”沈从文轻轻说完这句话，一边继续讲周炳琳，一边走上讲台。课讲完了，沈从文在学生们的注目礼中走下讲台，他刚走出教室，就听到后面有急骤的脚步声，回过头来，见一个穿着补丁长衫的学生正向他走来。“我写了篇文章，想请先生看看。”
沈从文接过这学生手上的稿子，退到墙边，认真地看起来。当他看完这十余页手稿时，教室里的学生已经都走了，沈从文有些惊喜地说：“我们进去聊聊。”师生重新回到教室，沈从文从这篇名为《灯下》的短篇小说中，从那稚嫩的文笔中，欣喜地发现了作者的写作天赋，却并不忙着表扬，只是温和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汪曾祺。”“平时都喜欢看些什么书？”“历史、哲学方面的，文学的，最喜欢是契诃夫的小说集，还有先生您的。”沈从文不忙说什么，只静静地望着这位当时显得很潦倒，后来被称誉为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
“我不是拍先生马屁，我最不喜欢那样。”“你喜欢听我的课吗？”“喜欢。因为听你的课，常会听到一两句终生受益的话。”“譬如？”“要贴到人物来写。”“这是我的一个写作经验，常说。你是怎么理解的？”“这看是一句普通平白的话，却包含很多意思：比如人物永远是主要的，环境、抒情、议论都不能与之游离；作者的‘心’要紧贴人物；叙述语言要和人物协调，等等。这些，我认为都是‘小说学’的精髓。”
沈从文听着，满心的欢喜，就像一个老农，看见了自己硕果累累的田园。他忍住欢喜，温和地再问：“你读我的作品，有些什么感受？”
“我读先生的《萧萧》，就发现先生在写那个乡下童养媳时，从来不用城里人的语言，没有用‘天真’‘浑浑噩噩’这样的词语来描述萧萧，而只是说，‘萧萧十五岁时已高如成人，心却还是一颗糊糊涂涂的心’。我认为，能这样处理语言，是做一个‘好’作家的关键。我记得你的文章里还有这么一句：‘薄暮的空气极其温柔，微风摇荡大气中，有稻草香味，有烂熟了的山果气味，有甲虫类气味，有泥土气味。’看到这样的话，我很感动，我在家乡曾经看到感受到的，被先生你写出来了。”
“你是哪里人？”“江苏高邮。”“都是南方，有相同的味。”
汪曾祺连声说对，充满钦佩地望着沈从文。他从沈从文的讲课中懂得了小说要以“人物”为中心，这种理解成了他小说学的核心内涵，并难能可贵地坚持着与后来兴起渐渐占据小说创作主导地位的一套“假大空”小说学抗衡，以至他的小说从来没有刻意地拔高的人物，对自己同情的人物，只会在文章中流露感情，却怎么也不会人为地去改变他们应得的命运。这样之后，汪曾祺笔下的人物真实地活着，一直活了下来。而采用“假大空”小说学写作的千万作家，写了一辈子，笔下没有一个真实而“活”着的人。
记得我写过一篇《灯下》的作品，描述小铺子点灯之后各种人的活动，没有主要情节，也没有重要人物，属于写情境的。他（沈从文）就找来类似的作品，包括他的《泥涂》给我看。这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后来的小说《异秉》便是以此为雏形的。
汪曾祺后来在回忆自己与沈从文交往时还说：
当时他住在昆明郊区乡下，每个星期在上课的日子就进城住两天，学校安排有房子，我经常去那里。每次去都是还上一次借的书，再借几本，随便聊聊。他的书学生都来借，其他系的同学也来借。他的许多书都是为了借给学生看才买的，上面都是签他的笔名‘上官碧’。人家借书他也从不立账，好多人借走也不还，但这毫不影响他对学生的慷慨和热情。
因为汪曾祺送来一篇习作，沈从文下课后在教室里与他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两人分手时，都有说不尽的快乐，这种初交的快乐，奠定了这一对师生感人至深的友谊。成名后的汪曾祺，不但以是沈从文的学生自豪，更以沈从文得意高足为荣，而那时的沈从文，正被正统的文化人斥之为“反动文人”。
“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汪曾祺在回顾自身的成长经历时，曾不无自豪地说。
而沈从文在向文艺界推荐这位学生的作品时，却总是说：“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从一九三九到一九四六年，汪曾祺在昆明共住了七年，大半时间都是在西南联大的校园中度过，结果，却因为找不出一条没有破洞的裤子，不好意思去飞虎队报到当翻译，违反了当时大学毕业生必须为军队服务的规定，连毕业证书都没拿到。严格来说，他只是西南联大的肄业生。正是这位肄业生，他的短篇散文《端午的鸭蛋》入选人教版八年级语文课本。
汪曾祺在去世前，梦见了他的老师沈从文。
沈先生还是那样，瘦瘦的，穿一件灰色的长衫，走路很快，匆匆忙忙的，挟着一摞书，神情温和而执著。
汪曾祺坚持着记下了这个梦，然后才安心离去。这个梦虽然不到两百字，当在作者的名字上加了个黑框，以《梦见沈从文先生》的篇名刊登出来后，任何读者看了心里都会为之震动。汪曾祺专门记叙沈从文的文章，似乎就只有去世前的这一篇，而那浓浓的思念，却化成零星的文字，散落在他给友人的书信中：
沈先生是不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有时在课堂上也出两个题目。沈先生出的题目都非常具体。我记得他曾给我的上一班同学出过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有几个同学就这个题目写了相当不错的散文，都发表了。他给比我低一班的同学曾出过一个题目：“记一间屋子里的空气”！我的那一班出过些什么题目，我倒不记得了。沈先生为什么出这样的题目？他认为：先得学会车零件，然后才能学组装。我觉得先做一些这样的片段的习作，是有好处的，这可以锻炼基本功。现在有些青年文学爱好者，往往一上来就写大作品，篇幅很长，而功力不够，原因就在零件车得少了。
沈先生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谈天的范围很广，时局、物价……谈得较多的是风景和人物。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某处高山绝顶上有一户人家——就是这样一户！他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聪明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身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心机，少俗虑。这些人的气质也正是沈先生的气质。“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沈先生谈及熟朋友时总是很有感情的。
1941年2月3日，沈从文给施蛰存写信，谈及昆明的一些人事：
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而这时的汪曾祺，还只是试笔阶段，最多不过在西南联大的一群学生作家中崭露头角而已。
1946年，汪曾祺跑到上海，却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弄得情绪很坏，甚至想到要自杀。沈从文从朋友口中知道这事后，立刻从北平写信给他，大骂一顿后说：你这样哭哭啼啼的，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给汪曾祺写了这封信后，沈从文还不放心，又让张兆和从苏州写了一封长信，安慰汪曾祺；不久再亲自写信给李霖灿、李晨岚，请求这俩朋友帮忙给汪曾祺找份工作。
作为一个老师，为一个学生能如此，仅凭这一点，就可以称得上伟大了。或许，人的伟大可以有许多方面，诸如权力争夺的成功，财富积攒得巨大，科学成就的骄人，诸如此类等等，而最让人怦然动心，不能忘怀的，还是能把一个爱字做成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