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较长远的观点来看，政策制定、逆境和政治公众组成的这个相互作用的三角形决定着不同政权在逆境中的效用甚至生存。目前，在那些政权一贯稳定的国家，在持续的逆境和政策制定无法明显地缓解逆境的影响下出现的政治行为变化相对有限。有关的一些政治现象已在第二章作为“逆境”（从政府中枢决策系统的角度来看）的一部分进行了考察。那些部分或大部分可被视为政治公众对逆境和政策制定应付逆境失败所作反应的突出政治变化包括：
1.政治行为的流动性增强，选举决定中的变动更多。
2.越来越不承认政府的合法性，对政府的信任下降。
3.出现一些新的政治活动形式，如街头行动、群众运动甚至有暴力升级的准备。
4.对“强硬领导人”的渴望增加。
5.出现一些政治浪漫主义倾向。
6.出现一些寻求“敌人”的温和势头。
7.仍然期待政府应付逆境，但要求稍有降低，在权益上也接受了一些让步。确实出现了漠不关心与靠自己的态度，但仍未取代对政府的基本要求。
在政局一贯不稳的国家里，逆境往往导致政治公众作出更为恶性的反应，甚至可能导致暴力与革命。在第三世界国家，军界对文职政府政策制定失败的反应常常包括接管政权。有趣的是，军人政府应付逆境的失败反过来又有助于民主政体的恢复。一旦逆境恶化，那些拥有强大政府和（或）政权长期稳定的国家是否也会走向不稳定，这个问题留待后面探讨。
政策制定反应的节奏1975年，瑞典实施了一个完全适合经济繁荣和社会安定形势而不适宜于逆境的新宪法。这表明了政策制定反应的节奏及其与逆境生命周期的关系中固有的主要问题。这两者之间存在的许多重大失调现象似乎相当普遍：
1.在逆境明显转向恶化以后，仍然实施早期阶段和在完全不同的形势下提出的重大政策。
2.认清新形势并制定出适应这种新形势的政策需要很长时间。一旦这类新政策被采纳，它们又会产生很大的惰性，变得难以适应不断变化的逆境。
3.存在一种将逆境视为暂时现象的强烈倾向，这在前面已作为一种主要反应模式给予了确认。这种倾向是导致政策制定落后于形势变化的又一个原因。
4.坚持那些明显是用来应付逆境但未能速见成效的政策往往很困难，这是政策制定思想上存在的一个重大的两难境地，即对那些未能速见成效的政策，是应当将它们作为错误政策而抛弃，还是应视为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取得积极效果的正确政策而坚持下去？在相当多的领域中，将这些政策坚持若干年较为可取，因为对大多数逆境来说，没有持续和连贯的多年努力是不可能取得成效的。问题在于，这种思想认识方面的考虑在实际的政策制定中几乎无足轻重，而在许多国家里，各种政治力量导致政策变化过于频繁，使这些政策没有机会发挥对逆境的积极作用。这种政策制定周期（这一概念需要修正以符合逆境形势）与逆境生命周期之间的内在不协调，是造成政策制定应付逆境不力的一个主要因素。
对逆境的政策制定反应的规律性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很重要的问题是：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政府中枢决策系统具有的那些相对恒定的特征是否会导致对逆境的政策制定反应的某些规律性？对历史资料的初步考证似乎说明了这类恒常性的存在。例如，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只要没有发现十分重要的备选方案，其决策和政治行动就都带有固守传统的“纯化”思想的特点，即使由于形势的变化造成这些决策与行动已相当不合时宜。
正如克里斯汀·迈耶指出的那样，“僵化产生失败，失败又导致僵化”。（成功也会导致僵化，因而僵化是常见的社会无能之一，这些无能将在第六章讨论。）这一特点也适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其他政权对逆境作出的许多政策制定反应，如西班牙帝国、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乃至当代许多国家的政策制定。但是这类观察结果还只是研究的起点。因为根据革新程度以及与寻求新方案相对的依靠传统程度来划分，在逻辑上只存在有限的几种反应模式，所以，以这些反应模式为根据来确定对逆境的政策制定反应的规律性，就可能仅仅是一种分类学的结果。
为了指明一些重大的规律性，必须确定特定的条件与特定的反应模式之间的一些较稳定的相互关系，或者说，必须证明各种反应在一定的概率范围内呈相对规则的分布。
笔者能确认一些也许表明对逆境的政策制定反应在当代的某些规律性的初步迹象。如在应付逆境时，政府似乎表现出在以下两方面之间钟摆式地左右摇晃的倾向：一方面是进行大规模的行政改革并扩大政府的活动范围；另一方面则是努力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另外，政策神学一旦付诸实施便被实用化，这种经常可见的倾向似乎在对逆境的政策制定反应中也会同样表现出来。
如果努力更加深入地考察政府中枢决策系统，譬如通过访谈并借助生态学的观察（本书部分内容所根据的研究便采用了这种观察法），那么所看到的景象更为黯淡：不断加深的困惑与导向失望的趋势；半自觉地把否认日益明确的现实作为逃避的盾牌；在固守那些除少数忠实信徒外大家越来越拒绝接受的政策神学教条和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地制订权宜之计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决；决策工作走走停停、反反复复，等等。这些是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和其他政体对逆境作出的第二阶段政策制定反应具有的特征。所谓迷宫政策行为的概念正是指这种政策制定综合征，它是对逆境的初始反应失败和越来越认识到逆境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产物。
另一种反应模式便是走向更为极端、却又不容易被明确的事实所证伪的政治神学。全力注意察觉到的或蓄意捏造的敌对势力以及狂热的信条与救世主似的国家使命，这些可能成为对持续逆境的压倒一切的反应，这种趋势在一些非民主制国家已经十分明显。上述关于未来对逆境的政策制定反应模式的推测又向我们直接提出了一个更为普遍、也更为抽象的问题，那就是持久而不断恶化的逆境可能会对整个政权，包括政府中枢决策系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关于逆境长远后果的若干看法
预测持续而严峻的逆境对政策制定、政治以及社会产生的后果，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与此密切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有政权的复原力、可调适性以及政权冲破压力的能力，还有一个更为困难的问题就是：什么原因可能导致政权垮台，随之而来的又是什么？
历史并没有为这种预测提供多少希望。不妨举四个时间相对较近的例子：纳粹德国以及苏俄的出现不会而且也许本来就不可能根据当时或现有的知识被预测到；法国成功地重建起一种十分有效的统治形式在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被预测到；而伊朗的情形则是当代局势具有不确定性的例证。
即使是关于个别国家中具体逆境的未来影响的简单问题，也难以回答。例如，失业对英国的长远政治影响就难以作出合理的预测。有些结构性特征，如政党制度，对政权的稳定完全可能比逆境更具有决定意义。不仅如此，努力构建一种关于政治不稳定性的一般理论的工作才刚刚起步。
而且，由于这种一般理论的探讨是以不能用于社会现象的形而上学教条为基础，所以要想提出一种具有广泛适用性的社会变迁理论也许在本质上就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就目前的知识水平而言，人们不能对逆境的长远后果作出预测（其他不断变化的重要变量，如科学技术的进步，其后果也是如此），甚至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面貌的列举都是值得怀疑的。
颇为矛盾的是，正是这种不可预见性对一种普遍而自然的假设提出了怀疑，该假设是：目前的社会制度，尤其是民主制，其本质特征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原则上。应该认为每一种体制都有一个极限点，各种事件的不断积累或极端事件的发生都可能将它突破。这种极限点的突破加上一切体制和社会中固有的紧张、冲突与矛盾，就可能导致由逆境引发的层层变革浪潮。举两个不同的例子，其中一个上面已经提到：持续的大规模失业、尤其是年轻人失业的后果以及主要强国之间再发生一场战争的影响，即使是“有限”
的，也很难预测，并可能对许多体制的未来产生突破性冲击。这种影响的来临也许是缓慢的、无形的，也许是灾变性的。
长期持续的逆境有可能导致体制的彻底变革，然而与这种可能性相对，国家通过缓慢的调整体制来适应变化形势的能力切不可低估。例如，提高处理日益复杂现实的行政能力尽管需要时间，但有可能在不发生大动乱的前提下实现；萧条时期的政治未必就会导致政权不稳；改革能解决一些困难问题并以模块的方式实现重大变革；经过艰难的规划，民主制也能完全适应战争。在某些形势下，政府的调适过程完全可能发挥作用，使国家可以通过机构变革来同化逆境。这一观点有许多人提出过，如宾斯万格与拉坦在他们的假设中认为：“一个社会可获得的收入量的停滞与衰退所产生的后果便是引发机构变革，这种变革会扩大社区或社会对资源分配和收入划分的控制。”
这里我们又回到了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这一论题，这种能力与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不同社会和各个政府中枢决策系统在对逆境作出反应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成效。不过，尽管在这方面已付出了一些努力，但借助现有的知识还难以说明一些突出的问题，现在肯定也不存在任何根据可用以提出合理的假设。或许我们最多只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形进行脚本描述，从而有助于更好地监督不断发展的现实，并促进相关的研究，尤其包括对历史材料的重新加工。我们不妨就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形提出下列几种脚本：
十分乐观的：（1）行政体制适应持续的逆境，各行动者更加依靠自己，出现新型的社会团结，开展全球性合作，结果导致“逆境”本身概念的变化以及严重逆境的烟消云散。
（2）政策制定质量大大提高，能成功地应付逆境并使体制得以变化发展而不引起剧烈的逆境后果。（3）逆境依靠自己的内部力量和（或）借助于社会的、非政府的过程，而没有求助于有意识的政策制定就烟消云散，并同政策制定能力之间重新建立一种平衡，使体制在不引起剧烈的逆境后果前提下变化发展。（这里需要指出，在任何情形中，体制的变化发展过程是绝对的，它独立于各种形式的逆境。）相对乐观的：一些民主思想较弱的民主国家会经历专制统治的时期，而所有的国家都会经历一些政局不稳、全球性经济冲突的加深以及巨大的痛苦。但社会的基本结构仍继续维持，民主制度作为统治的一种主要形式会生存下去，也不会出现对人类无法弥补的损害。
相对悲观的：在未能找到可能出路的情况下，逆境、政策失败以及政治公众之间出现恶性循环。惊慌失措的决策，高素质人才从政坛的引退，公众对政府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这三者相互影响、不断升级，导致政局不稳和极端主义萌发。其结果是出现新型的民粹主义、产生“狂热政体”（指由少数极端分子统治）、打击各种“敌人”、民主制在同专制政体的对抗中出现全球性的失败。在专制制度下，压制变得更加强烈，越来越多地指责替罪羊，并最终达到一种新型的、令人痛苦的（从今天的价值观来看）社会稳定。
十分悲观的：在长期逆境和统治失败的影响下，许多国家盛行极端的政治狂热，结果会产生“疯狂的国家”，使整个世界陷入某种新的野蛮状态。民主制没落，整个西方文明走向衰落。
这一组脚本只不过是一种敏感化手段，其目的在于拓宽我们的思路来考察由被错误处理的逆境所造成或促进的未来形势的可能发展。假如逆境继续下去，也许会出现完全不同于这些脚本描述的现实面貌；而如果逆境自行消散，未来的形势也有可能十分严峻：尽管笔者坦率地承认这些脚本是以推测和想象为根据的，但它们能使我们坚信，逆境中的政策制定存在着许多问题，同时，如果政策制定不当，就可能需要付出很高或极高的代价。